绍兴大学前身：抗战烽火中的绍兴县立简易师范|北乡|南京|师范|绍兴县政府|绍兴大学|绍兴市

——校长梁大中与南山村的教育奇迹

在绍兴大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中，若论岁月最为艰困、精神尤为璀璨的篇章，必属抗战时期梁大中先生与众同仁创办绍兴简易师范的艰难历程。

1943年的稽东山区，风声鹤唳。日寇的铁蹄踏遍绍兴城，汉奸四处搜捕爱国志士。就在这一年，我的爷爷梁大中冒着生命危险，从沦陷区悄悄潜入深山。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日寇眼皮底下，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学校。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没有钱，没有校舍，没有教材，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但他偏不信邪。

今天的人们或许不知道，这所在祠堂里诞生的“绍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正是绍兴大学百年校史中最重要的前身之一。从南山村的桐油灯，到今日占地千亩的现代化校园，这条教育血脉，正是由我的爷爷梁大中那一代人，用命拼出来的。

“不当亡国奴”的誓言

我的爷爷梁大中（1904－1992），绍兴偏门外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专修外语与国文，在校期间秘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战爆发后，他担任抗战政工队干事长，是日伪眼中的“危险分子”。

1941年绍兴沦陷后，他与侄子梁汇成一同被捕。据我父亲梁明祥后来回忆，日本人想逼他们交代什么，爷爷他们“什么也没说”，后经亲友多方营救才侥幸脱险。此后他又两次被捕，每一次都侥幸脱险，每一次都更加坚定。

日伪想拉拢他，许以高官厚禄。当时日寇扶植的伪县长叫冯虚舟，是个落魄文人，日寇企图借他的声望粉饰侵略。冯虚舟四处派人寻找爷爷，想拉他入伙壮大声势。爷爷后来跟我父亲讲起那段经历时说，他若想当“汉奸”，根本不用逃。

而此时，绍兴县政府已南迁至平水、王坛，最后辗转至稽东山区。县长郑重为与任芝英、陶春煊、高剑秋、张光楷、王华国等绍兴知名人士共同商议，决定在山区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抗日学校。这些人中，不少是爷爷在抗战政工队时期的战友，彼此交往密切、志同道合，都知道他为人正直、能力出众。大家一致推举梁大中负责建校工作。

郑重为派人下山寻找爷爷，托人带去了亲笔信。送信的人叫章百荣，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伪关卡，几经辗转才将信送到爷爷手中。信中郑重为恳请爷爷上山，主持办学。

爷爷读完信，告别父母，毅然踏上了那条危机四伏的山路。沿途日伪设卡、土匪出没，每一步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步。但他知道，比生命更重要的，是民族的未来。

逃难潮涌，南山办学

1941年绍兴沦陷后，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群众跟随县政府逃往南部山区，一时间，原本宁静的稽东山乡人口骤增。这里山多田少，粮食本就紧张，日寇又将粮食作为战略物资严密封锁，吃饭成了头号难题。办学之难，可想而知。

但爷爷没有退缩。他与王华国、宋孟君等人几经勘察，最终将校址定于裘村以南约五六公里的稽北乡南山村（今柯桥区稽东镇金丰村）。

县长郑重为虽是国民党官员，但他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毫不含糊。他决定建立两所抗日学校——绍兴县立简易师范和绍兴县立舜阳中学。绍兴县立简易师范的筹建和办学工作，他全权交付给爷爷，同时任命爷爷为校长兼教务主任。正是有县长郑重为、县党部书记王以刚的全力支持，这所学校才得以在短短三个月内创建成立。

当地任氏族长起初将信将疑。爷爷亲自登门，把从城里带来的物品赠予乡贤长辈，详细说明抗日办校的意义。乡民们被感动了——他们出借祠堂作为校舍，派人整修房屋，廉价供应竹木，粮食也优先售给学校。

短短三个月，1944年2月8日，绍兴简易师范在南山村正式成立。同年4月30日举行开学典礼，首届招收一年制简师科（中学毕业生）和四年制本科（高小毕业生）各一班，共86人。原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创始人杜海生先生的女儿杜小川，也于1944年秋天入学。

校舍是祠堂改的，桌椅是乡亲凑的，黑板是木板刷黑的。但师生的心是滚烫的。

名师云集：烽火中的师资队伍

学校成立后，爷爷深知“师范”二字的分量——培养老师的人，自己必须有最好的老师。他四处奔走，广泛招纳志同道合的教育者。

最初的教师团队有：任芝英、王华国、宋子俊、寿棣绩、祝庆安、余廉堂、宋孟君、钟心一、周介康等人。随着办学深入，郑光礼、俞英厓、张光楷等老师也陆续加入。更令人振奋的是，董秋芳先生也来到了简师——他是鲁迅的学生、季羡林的恩师，他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教学水准和声望。

这些老师生活极为清苦，每日仅以玉米糊果腹。爷爷坦诚相告：眼下经费短缺，待抗战胜利，定将补发酬劳。他强调教师应“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号召大家同舟共济、各尽所能。

没有一个人离开。

钱粮两难：一位曾祖父的山路

办学难，最难的是一笔钱、一粒粮。

绍兴县政府自身难保，财政拨款极为有限。爷爷只能向我的曾祖父梁玉相求助。曾祖父在绍兴偏门外经营锡箔作坊，家境尚可，但偏门外日伪巡逻频繁，汉奸土匪横行。曾祖父机智多谋，请亲家钱寿昌（爷爷的岳父）协助。钱先生原为北京名门望族，清末迁至绍兴，乐善好施，与不少汉奸、亲日派皆有交情，正好可以打探日伪动向。曾祖父又派三外甥蒋幼堂——一个原为米店伙计、有胆识的年轻人，利用其可自由出入日伪关卡之便，秘密运送钱物。就这样，钱物不断送上山，艰难维持着学校的经费。

物资极度匮乏，师生常常食不果腹，每日仅以玉米糊充饥。衣被单薄，冬天冷得直打哆嗦。连食盐都要从敌占区冒险运入。

那一碗桐油灯

最难的，是一盏灯。

绍兴沦陷后，煤油、蜡烛都被日军作为战略物资严密封锁，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农村原本可以用菜油点灯，但逃难群众大量涌入山区，稽东一带山多田少，能种油菜籽的田地极少，菜油根本不够用。到了晚上，师生们只能摸黑，连备课、自习都无法进行。

爷爷想出了一个办法。

每年十月下旬，他带领师生进山，漫山遍野捡拾油桐树上落下的油桐果。背回学校后，挖出果籽，摊在太阳下晒干，再磨成粉，上锅蒸制，用土法慢慢熬出桐油。然后以碗盛油，用多股纱线捻成灯芯，一盏碗、一根芯，勉强照亮了漆黑的夜晚。

桐油火大烟浓，灯火摇曳不定，熏得人眼睛发涩流泪。但就在这样的光线下，学生们看清了书本上的每一个字，老师们批完了每一份作业。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抗战初期，大约七十吨桐油就能为国家换回一架战斗机。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桐油出口国，靠着桐油换取外汇，支撑着抗战的经济命脉。师生们手里那碗摇曳的桐油灯，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国家“加油”。

“吃得苦中苦，不当亡国奴”

这是爷爷提出的“简师精神”。

来自绍兴孙端的音乐教师钟心一，在祠堂里教学生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满江红》。歌声回荡在山谷间，传到附近的村庄，传到更远的地方。

学生们组成宣传队，走乡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到稽东的每一个角落。现年98岁的章句莲、宋汉壁、任本秀等老人至今记得，当年他们参加宣传队时的情景——“把浩然的抗战烈火燃烧到每一位心中”。

爷爷常对学生说：“吃得苦中苦，不当亡国奴。”这句话成了师生们的精神支柱。

学校还与附近各村建立联动机制，每夜都有教师值班守护学生，一有敌情立即撤离。爷爷曾多次保护革命青年，当有人来听课要求搜捕进步学生时，他都极力反对，想出各种办法阻止他们搜捕。

师者风范，一生清贫

我的父亲梁明祥，1964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农业机械专业，高级工程师，曾任绍兴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历任绍兴县标准计量局、绍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测试所所长。他曾在绍兴工业科学研究所工作，1979年设计出盖麦机和小型年糕机，从此浙江省才有了机器制年糕的历史。他在回忆爷爷的文章中写道，爷爷对人十分热情真诚，不论穷富。“抗战胜利后，民众都很穷苦，特别是老师子女多的朋友家，生活十分困难，我父亲叫他一家人都到我祖父家吃饭。有多余的钱他都接济给穷苦朋友。”一位何师母到病重晚年时见到爷爷还说：“大中兄，你的恩情我没法报！”

爷爷这个人，一辈子没攒下什么家产。

1952年，他就与兄长捐出祖宅，自愿租房居住。他本可以享受离休待遇，却甘愿领退休工资。父亲在文章中回忆：“父亲一生没积一点资材，即使祖父母留下房子很多，但连他自己住的也献给国家。”

“文革”期间，他被抄家、被关押，说是“历史反革命”，吃了许多造反派的苦头。当时父亲人在福建，爷爷从不同他讲起这些事。“父亲不记任何人的仇”，父亲写道，“即便对文革中批斗他者，也一笑置之。”

退休后的爷爷依然闲不住。他组织学生组成“雷锋小组”照顾病孤老人，主动要求到原东街第三医院（现妇保院）给医生讲英语——不仅无报酬，他连一杯热水都不肯麻烦人家，黑板也自己擦。大冬天半夜才回来，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父亲劝他不要做傻事，他不听。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退休以后经常有人来采访他。新四军研究会、新四军历史研究机构的同志专程来找他，了解绍兴抗战时期的相关史料。爷爷总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位来访者，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他常说，这些事不能忘，得有人记住。

他一生酷爱读书，订了《科学画报》《科学大众》等刊物，“从解放一直到离世一直订着，不仅自己看还到处传阅”。绍兴市质量检测院院长张先生后来回忆说：“我小时候，老梁老师常常给我们看《科学画报》等刊物，对我启蒙影响很深。”

父亲曾问爷爷：“你知道的知识那么多，看书那么多，英语也很好，为什么没写一本书？”爷爷回答：“书不好写。我才疏学浅，写不好要害人！我想做人主要是‘做’啊！”

1992年，爷爷安详离世。临终前一天，天很冷，两个孙子去看他，他说：“我很好，很舒服，叫你爸安心工作好了！”第二天，他悄然离去，面容慈爱安详。

从祠堂到大学：一条未曾中断的教育血脉

至1948年，绍兴简易师范共培养九批毕业生约四百余人。

校友陈雪琛（绍兴师范49届毕业生，后任《野草》文学杂志主编，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我的“母校情结”》一文中深情写道：“我的母校称为绍兴师范学校……它与绍兴文理学院不仅有血缘上的传承，更有其共同点——即卓越的学术精神。”这段话，清晰地道出了从简师到绍师、再到绍兴文理学院、直至绍兴大学的血脉关系。

这条教育血脉，从“五师”到“简师”，从“绍师”到绍兴文理学院，再到今天的绍兴大学，从未断绝。而其中最为艰困、也最为璀璨的一页，正是我的爷爷梁大中在南山村写下的。

回望中国高等教育史，抗战时期是许多百年名校最为艰难的岁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辗转长沙、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四度西迁，穿越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被赞为“文军长征”；复旦大学迁址重庆北碚，在轰炸中坚持上课；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师生以桐油灯照明……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这些大学校史中最引以为傲的篇章。

绍兴大学的前身——绍兴县立简易师范，与这些名校有着相同的经历：同样是在战火中诞生，同样是在物资极度匮乏中坚持，同样是以桐油灯照亮书本，同样是师生同甘共苦、弦歌不辍。所不同的，只是一所是大学，一所是师范；一所在大后方，一所就在日寇眼皮底下的游击区。

正是这段“岁月最为艰困、精神尤为璀璨”的办学史，让绍兴大学与国内那些百年名校站在了同一条历史线上——这是一所大学真正的精神底蕴，也是它跻身名校之林最有力的底气。

抗战时期，许多简师学生投笔从戎，即便只求学数月，皆深受“南山精神”熏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学生遍布海内外，真正体现出“师范虽简易，人才却非凡”。

告慰先贤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也是我的爷爷梁大中先生诞辰121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