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小说、自传、论文、历史著作或任何什么类型的写作，都是作家从自己独特的经验出发，试图与他人建立起联系。他的作品必须能表达他的生存状态，带着他个人的印记，体现他的风格、语气和文字的节奏。没有任何一种体裁天然地具有优势或者处于劣势。总而言之，一部作品——如果成功的话——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存在于想象当中。借助作品，作者本人也有了一层虚构的存在。萨特谈到这个过程时曾说，每个作家身上都有个“吸血鬼”。说话的我与实际经历中的我之间，每个句子与它呈现的经验之间都是有距离的。【135-136】
最严重的误会，在于读者不了解有血有肉的作者本人和他通过写作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写作者超越了时间，在他笔下，当下就是永恒。他的断言都有着绝对、不可超越的意味。而活着的人却永远在变化，对他而言，所有的时刻都是短暂易逝的，他的情绪也是变化不定的。妄图依据偶然的瞬间，凭着他出于情势不得不说的话来定义他，是完全错误的。就因为我写了几句厌世的话，部分读者就把我当成了一个被年龄和挫折压垮的女人。更有甚者，一些心理专家根据书的结尾部分断定我得了抑郁症，非要给我提供帮助，可明明大家都知道，性格忧郁的作者往往能写出充满欢乐的书，反而有些风格阴郁的书，作者却是充满活力的人。在书的开头我重温了解放的欢乐，那部分大致是跟结尾同时写的。一个在精神上垮掉、陷于绝望的人是不会写任何东西的，只会躲到沉默中一言不发。【139】
我读的书五花八门，从中得到的益处也各不相同。读某些书的时候，我仍把自己放在自我宇宙的中心，读这本书只是为了填补自我世界的空白。一本书读完，我获得了某些知识。与这类获取信息的阅读相对的，是交流式阅读。作者无意向我传授知识，而是通过他的作品这一独特的世界，向我传递他生命的体验。这种体验不能被简化为某种观念或概念，这对我没有教益。但在阅读的时候，我像是在过着别人的生活。我对人类状况、对世界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的了解，有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区分这两类书的标准很明确：知识性的阅读材料是我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概括的，并作为通用的知识传授给其他人的；而在文学作品中，一切在于文字，作者的体验通过文字的运用来表达，这样的作品无法用其他文字表达。所以，印在一本出色的小说护封上的那几行字，号称概括作品的内容，其实是一种曲解。因此，当作家被问及他正在进行的写作时总是很为难，他无法向别人揭示一种从本质上与知识无关的东西。【163-164】
驱散故弄玄虚的迷雾，说出真相，这是我在写作时最为坚持的宗旨之一。我的这种固执在童年时就初露端倪，我痛恨我和妹妹称之为“蠢事”的那些做法：以偏见、常规、矫饰或空洞的规矩为理由，扼杀生命的活力与欢乐。我不想承受这样的压迫，发誓要揭露它。为了让自己不受压迫，我很早就懂得求助于我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神秘出现、它那既显而易见又值得质疑的主权、它注定灰飞烟灭的未来，这些问题自幼就萦绕我心。在我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快十四岁时，我自比路易莎·阿尔科塔笔下的乔伊和乔治·艾略特书中的玛吉，并渴望也能拥有令读者赞叹的想象力。正是那样的想象力，让小说里的女主角以及把自己投射在这些人物身上的作者，在我眼中变得那么光彩动人。刚开始写作时，我没有学着写小说，因为二三十岁时我对自己的过去不感兴趣。但后来我开始尝试讲述自己的生活，把亲身体验当做一种必然。
有一天萨特对我说，他觉得自己写的书，并不是十二岁时想写的那些。“可是话说回来，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十二岁孩子的想法呢？”他又说。我的情况与他不同。自然，很难用一个泛泛的、没有边际的想法来衡量已完成的、定型的作品。但是，在促使我写书的那些想法和我实际完成的书之间，我没有感到有什么脱节。我在写作上没有高超的技巧，不像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鲁斯特或乔伊斯那样，用文字激荡读者的感官，捕捉外部的世界。我无意于此，只想用最直接的方式向他人传达我对生活的感悟，让自己在他人心中存在——这个目的我差不多达到了。我确实给自己树了些劲敌，但也在读者中交到了许多朋友。我别无他求【549-550】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清算已毕：波伏瓦自传》，台学青译，深圳出版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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