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本版特设“中层理论” 专栏，旨在聚焦中层理论的概念建构、范式创新与议题发展，邀约学界同仁以更务实的中国视角，推进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持续发展。
近二十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从宏大理论论战向中层理论构建的深刻转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引入和吸收国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也经历了从理论借鉴向理论创新的转变。宏观层次的理论创新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体现在关系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等由中国本土的国际关系学者所提出的原创性理论上。这些理论成果以国际发表的方式呈现出来，因而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知识贡献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这些宏观理论创新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中层理论方面的探索，也构成了更广泛的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构建的四大议题方向
与宏观理论相比，中层理论聚焦特定议题、特定领域，通过明确的变量关系和经验检验来提升理论的解释力。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构建中层理论是为了准确理解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现实难题。梳理中国学者的理论探索，我们可以将中层理论的构建分为四大议题。
第一类研究探讨东亚地区秩序转型背景下的国家战略行为。中国崛起给东亚地区结构和秩序带来了巨大改变，也影响到地区国家的行为选择。在讨论东亚秩序转型背景下的国家行为模式时，中国学者将宏观的权力转移逻辑细化为具有解释力的中层模型。比如，孙学峰提出了局部等级理论，为理解地区中小国家的行为提供了新路径。在局部等级体系下，制衡和追随都不是最优的战略选择，地区国家普遍采取了战略对冲的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有上限的竞争与有底线的合作，崛起国通过这种平衡策略缓解“崛起困境”，地区国家则通过容纳中国而享受发展红利。东亚国家的行为超越了追随或制衡的简单二分法，表明东亚安全秩序在冲突压力下展现出的延续性，考察地区国家的行为选择可以在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建立关联。
第二类研究针对东亚地区主义和地区合作的特性，中国学者致力于打破欧洲中心的一体化路径。魏玲对发展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作了论述。她指出，传统的一体化理论往往以欧洲经验为蓝本，而东亚的地区主义实践是基于完全不同的背景知识。发展地区主义理论认为，东亚国家在冷战后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共识，这种共识驱动了地区合作的非正式性、渐进性和包容性特征。这种中层理论探索强调了社会实践在制度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类研究聚焦国际制度从合作到竞争的显著变化。在过去十几年间，霸权国本身不再是维持国际制度的主要力量，而新兴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开展制度供给和改革。田野、李巍、张发林等学者对制度性权力与制度竞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挖掘。田野通过引入经济学中的报酬递增机制，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国际竞争理论。在这一框架下，大国之所以展开制度竞争，是因为制度具有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将产生显著的收益。李巍提出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探讨霸权国为何从维持制度走向制度竞争。张发林进一步探讨了制度性权力的微观运作机制，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重塑规则、排他性机制等手段获取竞争优势。这些中层理论研究深化了对竞争性多边主义的理解。
第四类研究试图从理论角度理解规范、话语与叙事竞争，体现了建构主义从宏观理论向中层理论的延伸。袁正清提出，国际规范研究经历了从结构层次的扩散、行为体层次的本地化到过程层次的话语争论的变化轨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再是规范的接受者，而是规范的创新者。陈拯则提出了“话语势能”这一创新性概念，用以解释国际规范塑造中的策略性互动。他认为，国际话语的胜出不仅取决于逻辑的严密性，更取决于行为体如何构建“势能”，即通过战略性的论辩、修辞以及对国际规范时机的精准把握，来改变他国的预期与偏好。这一类研究将宏观的文化转向落实为具体的话语构建路径和战略手段。
中层理论展现出“创造性转化”特征
综合上述四个议题领域的探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中层理论构建展现出以下显著特点。一是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现实关怀。许多研究始于对中国崛起现实困境的观察，无论是战略对冲、发展地区主义还是话语势能，都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中国应对安全压力、参与国际制度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核心关切。二是跨学科的逻辑整合。研究者试图从社会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其他学科借鉴概念，提炼出比传统路径更细腻的因果链条。三是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提炼和升华。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中国的案例不只是具有特殊性的案例，而是可以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例如，将东亚的特殊性转化为局部等级或发展地区主义等概念，实现了从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过渡。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度情境导向的，但同时又体现出了不同地区间的对照或对比。
总体上，中国学者在中层理论构建中展现出一种显著的“创造性转化”特征。这种取向并不是对西方成熟理论的简单解构或批判，而是在深度对话、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东亚地区的经验和中国的外交实践进行针对性的修正与重塑。这种转化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既尊重已有学术共同体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又从现实情境出发，通过修正原有理论中缺失的维度，实现从地方性知识向一般性理论的提升。这种基于对话的创新，使得中国学者的中层理论探索展现出了很强的包容性。
中层理论亟须深化
中国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化。首先，理论整合的必要性。目前各个议题领域的研究相对独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碎片化。但是，考虑到所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性，未来应关注不同中层理论间的衔接。其次，从理论逻辑到经验有效性之间的统一。中层理论的核心在于其可证伪性，未来研究需更多地利用系统的数据和案例，对已有的中层假说进行大范围、跨时空的实证检验，以增强理论的稳健性。最后，提升中国中层理论探索的国际交流与对话能力，是未来学术发展的重中之重。关系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等宏观理论的核心成果都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讨论。相比之下，除了少数中青年学者直接参与国际发表外，大量扎根于东亚实践的代表性论著仍主要局限于国内学术圈。未来，应加强中国学者理论成果的国际交流和传播，通过持续的探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能够在全球知识生产中提升能见度和话语权。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汪书丞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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