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虽结束五代乱世，定下四大国策，却亲手埋大宋 168 年国运|国运|大宋|宋太祖|宋朝|赵匡胤|赵恒

赵匡胤虽然结束五代乱世，恢复华夏文明的秩序，建立的宋朝开创了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顶峰，但一生功绩却很难与汉武帝、唐太宗相媲美，不仅是在于它是一个军事积弱的“弱宋”，却在于建国初的四大国策，犹如四颗“定时炸弹”，最终酝酿了靖康之耻的亡国悲剧。

因此，后人有观点认为，北宋享国 168 年而亡，根子不在徽宗、不在蔡京、不在金兵，却在赵匡胤。现在，本文就分析赵匡胤建国初期的四大国策，如何成为北宋享国运168年的隐患。

一、重文轻武：自废武功，埋下军事孱弱的隐患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生怕手下武将也效仿他篡夺自己皇位。于是，他在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设宴款待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

在这一场酒宴上，赵匡胤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终于劝说众将纷纷愿意以富贵换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

虽然赵匡胤用温柔和平夺权的方式，成功避免了武将叛乱的风险，彻底解决了唐末以来武将跋扈、藩镇割据的痼疾，实现了内部稳定。但是，却是严重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

现在，看看赵匡胤制定的重文轻武政策，如何自废武功：

1强干弱枝：

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杜绝唐末五代地方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于是，他将精锐部队集中在中央禁军，地方军队的兵力相对薄弱。简单来说，精兵驻京，边防弱旅充数。

虽然这种强干弱枝的军事布局，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加强皇权，却使得宋朝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2 “更戍法”

北宋一开国，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力，实行“更戍法”。简单来说，就是频繁调动士兵，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能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军队称为武将的“私家军”，杜绝藩镇和地方军阀出现，却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3 三衙分权：

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力，赵匡胤实行三衙分权，也就是统兵权、调兵权分离，打仗互相掣肘，严重制约了武将军事才华之发挥。

二、纵容文官集团：贪腐制度化，内耗不断拖垮朝政

除了打压和削弱武将权力之外，赵匡胤还重文轻武，从唐末重武的极端走向了重文的极端，养活了臃肿的文官集团，纵容文官集团失控，贪腐制度化。

赵匡胤从立国开始，为了巩固统治，就集体拉拢文官集团，推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理念。

他的理念本身也没错，这一切是为了纠正唐末五代的弊端。但是，他重文轻武，纵容文官集团膨胀和失控，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如赵匡胤立下祖训：不杀士大夫。之后，为了让文官集团压制武将，北宋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是科举扩招，实行“恩荫”制度，高官子弟可直接入仕，导致官僚队伍恶性膨胀。

如宋真宗时期官员约1万人，到宋仁宗时已达2万余人，翻了一番。北宋给予这些膨胀的文官集团很高的待遇，如垄断话语权，高薪养廉，贪腐合法化。

但是这些膨胀的文官系统，却走向了失控。如对文官集团的高薪养廉，却养出了巨贪，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文官垄断话语权，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从庆历党争到新旧党争，内耗不断。官员们忙于争权夺利，治国理政反而成了次要，加剧了国家的内耗。如苏轼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正是文官集团内部倾轧、勾心斗角的缩影。

如《水浒传》里高俅、蔡京等贪官横行霸道，并非艺术夸张，却是北宋官场腐败常态的反映。最典型就是林冲，被贪官逼得无路可走，忍无可忍，最后只能是逼上梁山。

在军事上，文人监军，外行指挥内行。这也使武将报国无门，文官贪腐无阻，国家机器从根烂掉。贪污腐败的横行、军事孱弱的“弱宋”，决定了北宋在靖康之耻中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