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东北抗联第七军，出了一桩震动全军的惨案。
抗联独立团李团长，亲手枪杀了同队的政委毕于民。
枪响之后，他对着战友的遗体泪流满面，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话：
对不起，我是在执行上级命令。
事发当天，毕于民正和李团长、另外两位团级干部，一同赶往军部开会。
走到半路，李团长突然放慢脚步，和毕于民拉开了距离。
他转头冲自己的警卫员下令：去，把政委打死。
警卫员当场僵住。
毕于民在部队里出了名的爱兵如子，打仗永远冲在最前面，是实打实的抗日骨干。
日寇恨他恨得牙痒，专门开出五万块悬赏要他的人头。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叛徒？
警卫员攥着枪，死活不肯扣扳机。
李团长怕夜长梦多，等不及了。
他直接掏出手枪，对准毕于民的后脑扣动了扳机。
枪声一响，走在前面的两位团长猛地回头，厉声质问出了什么事。
混乱之中，李团长和警卫员再次开枪。
毕于民，还有另外两位无辜的团级干部，当场牺牲。
毕于民1909年生于山东莱芜，20岁跟着家人迁居黑龙江虎林。
日寇占了东北后，他不愿当亡国奴，放下农具拿起枪，直接投身抗日。
1933年，他加入饶河农工义勇军，同年入了党。
他没读过多少书，也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却凭着过人的胆识，打了无数胜仗，一步步升到独立团政委。
这桩惨案的根子，出在时任抗联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身上。
当时抗联处境极端艰难，日军一边重兵围剿，一边分化诱降，短短四个月，就有十名抗联高级将领叛变投敌。
部队里人人自危，内部信任极度脆弱。
郑鲁岩就借着这个空子，打着“锄奸”的旗号铲除异己。
他手握部队政治审查和干部管理大权，心胸狭隘，谁不服他，就给谁扣上“通敌叛变”的帽子。
当时抗联和上级断了通讯，他更是独断专行，之前就擅自枪杀了第七军特委委员徐凤山，转头就把屠刀对准了不肯屈从他的毕于民。
郑鲁岩伪造了第七军的公章，以军部密令的形式，给李团长下了处决毕于民的命令。
李团长是个认死理的军人，看着盖了公章的密令，哪怕心里再不忍，也只能选择执行。
没人知道，郑鲁岩早就被自己的特务妻子策反，动了投敌的心思。
杀害毕于民这些抗日骨干，就是他给日寇准备的投名状。
惨案发生没多久，郑鲁岩就公开投敌当了汉奸。
抗战胜利后，他还谎称自己是潜伏人员，混进地方政府任职。
直到他的特务妻子落网，把他的罪行全盘招供，他才彻底败露。
1946年，郑鲁岩被逮捕，1949年12月被判处死刑，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开枪的李团长，一辈子活在愧疚里，事发一年后，他在和日伪军的战斗中奋勇杀敌，壮烈牺牲。
历史从来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
毕于民等三位烈士，最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名永载史册。
而郑鲁岩这样的叛徒，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世人唾弃。
这段往事，写尽了东北抗联抗战的极致艰难，也印证了一个永恒的道理：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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