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年轻人不挺“独”了？｜GBA编译|年轻人|立法院|选举|选民|郑丽文

译者按 ·2026·04·2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为期6天的大陆参访行程，于12日率团返回台湾。岛内舆论对郑丽文大陆之行所取得的成果普遍给予正面评价，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待大陆只有对抗逻辑，呼吁其为岛内百姓做实事，而非一味操弄政治斗争。不论国际形势、台海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本文认为，岛内防务预算案持续争议暴露了台湾政治出现极度分裂。在此背景下年轻选民的选举倾向开始不稳定，20-29岁对国民党偏好高于民进党。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民开始接受“一个中国”的观点，同时，支持“台独”的人数也在下降。政治僵局导致防御开支决策迟迟未能出台，更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和美国对台湾防卫能力的信心。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题为“Taiwan’s Political Crisis Is a Security Nightmare”，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台湾正面临数十年以来对其政治体制最严峻的考验。2024年大选后出现分权，这原本只是民主选举的常规结果，然而如今已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体制对峙。台湾当局的行政与立法陷入程序性博弈，预算案陷入停滞，台湾地区“宪法法院”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台北的这场危机正在削弱公众的信任，并动摇其在国际上的战略公信力。

防务预算的僵局是这场政治危机的最新表现，其根源可追溯至2024年岛内“大选”，那次选举结果“四分五裂”。在三方角逐的岛内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的赖清德以40%的得票率胜出，但在“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却失去了多数席位。113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52席，民进党获得51席，民众党（TPP）获得8席。另有两名倾向国民党的无党籍候选人也进入立法机构。因此，没有任何政党达到通过立法、批准预算和确认行政任命所需的57席门槛。台湾地区的“双首长制”进一步加剧了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岛内领导人无法主动解散立法机关：只有在立法机构通过对行政机构负责人（译者注：卓荣泰）的倒阁案、且行政机构负责人随后提出解散请求的情况下，才能解散。其领导人也无权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

然而，法律须经行政机构负责人副署方能生效，这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否决权” ，但历史上该权力从未被行使过。更常见的情况是，行政机构负责人可在法案通过后要求重新审议，但若立法机构重申其立场，行政机构负责人必须批准该法案。若认为某项立法违宪，行政部门也可向台湾“宪法法院”申请审查。

在此制度设计下，2024年选举的结果为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联盟（译者注：即所谓“蓝白合”）提供了利用其立法优势制约行政部门的机会。国民党与民众党的联盟正是如此行事，一方面阻挠行政部门的优先事项，另一方面推动扩大立法权的措施。

防务预算闹剧

体现岛内严重政治分歧

这场危机的当前表现，是自2025年11月下旬以来围绕2026年总预算持续进行的争端。行政部门提出了一份总额略高于3万亿新台币（约960亿美元）的预算案，并配套一项总额1.25万亿新台币（约400亿美元）的特别防务方案，其规模远超以往任何同类方案，计划在八年内分期执行。在各种政策争端中，国名党和民众党的联盟利用预算程序向政府施压，已十次阻挠这两项提案的通过。

这一需求十分迫切，因为常规防务预算不足以支撑对大规模、机动性强、生存能力高的系统进行采购，然而这些系统在台海的任何潜在冲突中都至关重要。特别预算对于台湾地区并不罕见。《预算法》允许在应对防务紧急情势时采取此类措施，过往案例包括2019年的战斗机采购计划以及2021年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如今，跨党派共识日益形成，认为特别防务预算是提升军事战备状态的必要手段，但对于其所需规模仍存在激烈分歧。

台湾2025年总预算案就曾在立法院会遭蓝白联手退回程序委员会，立法院会在表决院会议程时，国民党、民众党立委再度联手，封杀民进党团所提增列将总预算案列入院会报告事项议程的提案（图源：台媒）

执政的民进党提出的特别防务预算案规模远超以往任何一届。该计划旨在提前投入并持续投资于不对称作战系统。台湾地区国民党则提出了一项规模小得多的3800亿新台币（约120亿美元）预算案，仅够支付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的110亿美元军售方案中所包含的八套武器系统。国民党的草案仅涵盖至2028年，但其中包含一项条款，若需要追加武器，可再提出“第二阶段”的特别防务预算。

然而，国民党内部却对此存在争议，部分党内人士强调有必要增加对军事能力的投资，包括扩大特别防务预算。民众党提出的版本金额为4000亿新台币（约127亿美元），列出了民进党方案中提出的大部分军事装备采购项目，但对各类别支出设定了上限。民进党表示，较小的预算将迫使军队局限于短期规划周期，且不足以支持无人机长期的本土生产。

三党提出的方案，折射出在经济稳定与安全风险之间如何平衡的更深层分歧。民进党的方案优先考虑扩大自卫能力，并与美国更加紧密地合作，以增强威慑力和提升在持久战中的韧性；国民党和民众党则要求立法监督，并认为过度的防务开支可能会挤压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的资源。此外，国民党与民众党更侧重于通过与大陆接触来缓解两岸紧张局势，而民进党则倾向于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协调。

“大罢免”运动加剧政治对抗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政治极度分裂的背景下——即使以台湾地区纷争不断的政局来看也是如此。2024年2月1日新一届立法机构成员宣誓就职后、赖清德5月20日就职之前，行政和立法关系将尤为尖锐的迹象就已初露端倪。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并通过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立法改革法案，以显著削弱行政部门权力的方式扩大立法监督。这营造出有毒的政治氛围，并为后续升级埋下伏笔。

政治对抗在2025年7月的“大罢免”运动期间进一步加剧。根据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罢免民选政治人物是合法的，也并不罕见。从2024年末开始，某些公民活动人士因国民党和民众党试图修改立法程序和阻挠政府预算提案而感到愤怒，他们发起罢免国民党立法人员的请愿活动。

民进党将此视为赢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良机，便支持该运动，党内领袖和岛内领导人也公开为罢免行动“站台”。国民党则指责执政党进行政治操纵并破坏民主规范。尽管罢免最终失败，但加深了党派对立和互不信任。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宪法法庭”的瘫痪使局势雪上加霜。由于2024年10月七名大法官任期届满离任，立法机构否决了赖清德提名的所有继任人选，导致该法院在作出重大宪制性裁决时无法达到法定人数。2024年底对所谓“宪法诉讼法”的修正提高了法定人数要求，使得该法院仅剩八名现任“大法官”时无法正常运作。

该法院长期以来一直是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纠纷的仲裁者，其运作能力的削弱直接损害了台湾所谓“民主”体制的运转，因为政治冲突有演变为自我延续的风险。2025年12月，“宪法法院”自行裁定废除了立法机关此前制定的高门槛法定人数要求，使法院得以恢复运作。然而，立法机关继续阻挠或拖延新的司法任命，导致“宪法法院”人手不足，权威受损。

随着赖清德当局日益“积极”地运用台湾宪政性规定框架下可用的程序性手段，行政与立法两院之间的紧张关系正进一步加剧。去年12月，行政机关负责人卓荣泰拒绝签署《财政规划法》修正案，实际上阻挠了该修正案的实施。在此之前，他曾八次要求立法机关重新审议已通过的法案，但均未获通过——这是历任行政机构负责人中提出此类请求次数最多的一次。

反对的立法人员认为这种拒绝行为违反宪政性规定，但当时法院的瘫痪状态使得司法审查无法进行。随后，卓荣泰邀请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提出不信任案，但反对党不愿冒着立法机构被解散的风险，尤其是考虑到领导人可能会任命另一位政治立场相近的负责人。

即使在法院恢复运作后，卓荣泰仍继续拒绝签署若干其他法案，且未事先寻求重新审议。其理由是担心这些立法损害了权力分立和财政纪律的原则。反对派立法人员则对此进行批评，认为其是在规避既定的程序。

2025年3月28日，民进党立委站在立法院一张写有“罢免”字样的海报上（图源：法新社）

岛内政治僵局下，

年轻选民立场明显转变

政治僵局的演进，正值年轻选民的立场发生显著转变之际，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支持民进党的立场——即强调独特的所谓“台湾身份认同”和强烈支持“独立”。由绿媒《美丽岛电子报》（My Formosa）和“台湾民意基金会”（TPOF）联合开展的民调显示，尤其是在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选民中，对身份认同和两岸关系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数据显示，在这一人群中，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观点，同时对亲“独立”立场的认同有所下降。“一个中国”的支持率在整个政治光谱中均有所上升，其中曾支持民众党的人群（其中许多人是年轻人）转变最为显著，尽管这种转变尚未完全转化为对“统一”的支持。与此同时，民调显示，2024年12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支持“台独”的人数从52%下降至44%，表明在两岸问题上，人们的态度更加谨慎务实；这种下降趋势同样在年轻受访者中最为明显。

年轻选民的选举倾向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自“大罢免”运动以来，20至29岁的受访者普遍表现出对国民党的相对偏好高于民进党，但在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及与美国完成关税谈判后，曾出现短暂例外。与此同时，这一年龄段人群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持政治中立。

年轻选民对“独立”的支持率下降以及选举形势日益不明朗，促使“蓝白合”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法策略。与此同时，这些趋势也可能反映出公众对台湾安全环境日益增长的担忧。政治僵局导致防务开支决策迟迟未能出台，更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和美国对“保卫”台湾地区决心和能力的信心。

围绕美国作为伙伴是否可靠的不确定性上升，也强化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在此背景下，部分选民对独立支持率的下降，可能反映的是规避风险而非意识形态的转变。

本文作者

葛莱仪（Bonnie S. Glaser）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的负责人。

Jennifer Lan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的实习生。

本文译者

周宇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GBA学术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