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27日下午，在上海市中心最繁华的南京西路，国际饭店正对面，一张由陈毅、粟裕签署的布告，被贴在一个巨大椭圆形场地的外墙大门上。路人纷纷围拢过来，一个个仔细读着，脸上绽开笑容。接下来的几天里，从虹口、杨树浦甚至更远的浦东，不断有人专程赶来，只为亲眼看看这张布告。
如今，在上海市档案馆的主题展厅里，我们见到这张布告的原貌：竖版，高106厘米、宽76厘米，纸张已微微发黄，但墨迹依然清晰：“原由上海跑马总会有限公司、上海跑马总会场地有限公司及上海万国运动会所经管之土地全部收回，作为市有公地……”
上海市军管会收回跑马厅等用地的命令（上海市档案馆藏）
这张布告贴出后，很快，沪上各大报纸的编辑部变得热闹起来。雪片般的读者来信，从城市四面八方飞来。信的内容，都围绕着布告里所提到的那片椭圆形场地而展开——它该怎么用？叫什么名字？会建成什么样子？
有人主张种树栽花，“使它成为一个大公园”；有人建议“建筑一个近代化的体育场”；还有人认为，“上海住宅太少，这地方可改为‘工人住宅区’”。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那片曾经被称为“跑马厅”、承载过屈辱的土地，在上海市民的热切期盼中，迎来新生。它的新名字里，嵌入了“人民”二字——南部，建成了开阔恢宏的人民广场；北部，成为花繁叶茂的人民公园；中间，则铺设了宽阔笔直的人民大道。
在这场历史性的转变中，城市管理者是如何倾听民意、规划决策的？建设者们又是如何将这幅由人民勾画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的？让我们循着历史档案、旧报纸以及亲历者的回忆，追溯这段人民城市建设起步期的温暖篇章。
1954年秋，人民广场大道改建工程即将完成。图源：上海市政协《上海70年》摄影展
初具雏形
1951年9月6日下午，围绕市民们热切关心的跑马厅建设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市政建设、地政、财政、工务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悉数出席。会议明确，“跑马厅”今后的建设方向，虽有广场、公园、体育场，但总体以广场为中心，因此临时称“人民广场”。会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人民广场建设管理委员会，下设管理、设计计划等相关部门。其中，设计计划工作主要由工务局牵头，由时任局长赵祖康具体负责。
档案记载，会议还形成了两个共识：其一，这个地方“是一个都市的‘肺’，而不是‘大肠’，因此一定要广置草木，不要弄得灰尘飞扬”；其二，人民广场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场所。
翌日，上海人民广场开工典礼正式举行，工人、青年团员等各界代表共计一千二百余人受邀到场。盛丕华副市长主持仪式，潘汉年副市长在讲话中宣告：“我们正在准备详细的计划，预备把这块土地修建成美丽的文化休憩公园和人民的广场，以应本市市政建设和全市人民群众各种活动的需要。”他同时指出，这项工程“标志着上海人民依靠自己的劳动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伟大力量”。
从9月9日至9月27日，一场建设大会战拉开序幕。由八百多名建筑工人、搬运工人以及两千多名来自各区的青年团员组成的队伍，投入紧张施工。档案里记录了许多动人细节：虹口的青年团员，承担起了清晨第一班任务。为了在五点半前赶到工地，他们四点半就从虹口出发，哪怕遇上大雨天，大家仍坚持跑步前进。抵达工地后，在泥泞中全力投入道路铺设工作。
经过18天的接力奋战，人民广场的主干道铺设终于完成。这条最初长度470米、宽100米的道路，相当于当时三条延安东路的宽度，可容纳百人并行。它，就是后来的“人民大道”。
设计“绿肺”
正当南部广场建设如火如荼之际，北部公园的规划设计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这项重任，落在了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处长程世抚的肩上。程世抚早年曾在金陵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攻读园林专业，归国后担任过金陵大学园艺系教授。
规划中的人民公园占地225亩，面积仅次于中山公园。整体设计秉持“自然式”的理念，以南京西路进口处的广大草坪为中心，两侧是起伏的山坡和蜿蜒的曲径，三面河道围绕，以小桥连接，构成一幅精致的自然画卷。为节约资金，园内建筑多采用竹木结构，同时也适当保留原跑马厅的一些遗迹，如游泳池、看台、球场及一根高38米的旗杆等。
关于“自然式”设计，档案中这样阐释：“用起伏的地形、曲线的园路、山水丛林等来模拟天然环境。”程世抚的助手吴振千多年后仍清晰记得程世抚的生动比喻：“树丛从平面图看上去就要像地图似的，有‘大陆’，有‘半岛’，有‘港湾’，有‘岛屿’，草地好比‘海洋、湖泊’，虚实相生，多种多样。”
上下图分别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人民公园
公园设计还有两处亮点。一是借景，巧妙地将园外的国际饭店、第一百货公司等高大优美的建筑纳入游客视线，使其成为园内风景的一部分，真正体现“森林中的城市”。二是引入小河道，上海原有公园普遍缺乏河道，而河道本是江南水乡特色。设计者利用跑马场原有一条环绕的明沟，将其拓宽成河道，既可以供游人划船游玩，又能起到排水蓄水作用，挖出来的泥土还可用来堆筑地形。
1952年1月，市工务局正式下达建设工程计划任务书。同年5月，全部测量及重要设计均告完成。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工务局于当年呈送陈毅市长的报告，其中写道：公园设计“拟先初步完成公园雏形，预留地位，以便逐年增加建筑、改善风景”。根据计划，第一期工程计划于6月开工，“争取在本年10月1日开放”。
创造奇迹
1952年6月3日，公园建设正式开工。档案中这样记录道：“公园能够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建造完成……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开工不久，黄梅天便紧随而至。梅雨刚走，高温酷暑和台风又接踵而来。此时，工程恰恰进入了最不宜在高温天进行的园艺栽种环节。
园艺工人和技术人员创造了一整套的“保种保活”方法。档案中完整记录了这套方法：将树木像图书一样编号、定位，按精准时间从苗圃挖掘、运送至工地；树木送达后，像邮递员分发信件一样，将树木分发、种植，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分毫不差。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当时白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工人们在树顶架起遮阳棚，为树干包裹稻草，并不断喷雾保持树枝树叶的湿润。据档案记载，“由于中午不宜浇水，灌浇工作就在早晚和深夜继续不断地进行，调集了全市各公园的灌溉橡皮管，加上抽水机从河中抽水”。当时园内路灯尚未安装，夜晚工人就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作业。就这样从入夜到天明连续浇灌了25天，终于“看见树木枝叶由倒垂转向挺直，由挺直而走向滋长”。
那个夏天，公园共栽种了大小树木13413株，成活率超过96%。
铺种草皮也同样艰难。所需73782平方米草皮，除小部分由本市供应，共有55482平方米草皮是从嘉兴、平湖等地走水路运来的。夏季闷热，草皮在船舱里容易腐烂，船队便白天停泊阴凉处，夜间航行，单批次运输就需历时一周，前后还遭遇数次台风。就这样，一船一船草皮最终安全抵达上海。
档案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当草皮深夜运抵码头时，搬运工人们情绪高涨，大家自愿不要加班费。他们说：“过去这里我们是不能进来的，今后我们也可以到这里来游玩了，我们加一把劲地干，使公园可以早一日开放。”
从6月初到9月末，整整76个工作日的连续奋战。在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中区工务所、公用局、华东建筑工业部水电公司等多部门协作下，平均每天出工648人次，完成了一份近乎奇迹的工程清单：土方工程46463立方米，开凿河道1200米，铺路25588平方米，架桥5座，铺草68617平方米，植树13413株，叠山石248吨，修建水榭、廊屋、竹茅亭十余座，安装儿童游乐设施24件……
9月中旬，工务局呈文请示陈毅市长：“该公园开放期近，拟请赐予定名。我局初步意见，建议定名为‘人民公园’”。
不久，建设者们收到了陈毅市长亲笔写下的四个大字——“人民公园”。
1952年，建成之初的人民公园（上海市档案馆藏）
1959年4月，上海市民在人民公园划船
1959年的人民公园（上海市档案馆藏）
人民的节日
人民公园即将开放的消息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市民们翘首期盼，都想亲眼看看这座由人民政府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公园。
10月1日当天，园内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2日至25日，公园以分发参观券的形式试运行，接待了来自当时上海20个区的市民代表。26日，公园正式向全体市民敞开大门。
开放首日，盛况空前。上海市民像是欢度盛大节日一样，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新民报》记载：清晨6点开园，到7点已涌入近万人。至中午12时，游客量已近12万人次。据档案记载，仅10月26日这一天，入园游客就达40.7万人次。以上海当时约500万人口计，相当于每100位市民中就有8人于当天游园。
一位名叫陈林的工人，难掩激动心情，写信给公园办公室：“我15岁到上海时，看见过‘跑马厅’，但是在帝国主义侵占的时代，我们是不能进去白相的，连门口都不可以站。今年我47岁了，才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想想从前，看看现在，我为这个公园而感到光荣和骄傲！”
许多上海人都有一张以国际饭店为背景的人民公园留念照（王礼荣先生提供）
许多市民、机关单位、团体，还陆续为公园送来了树木，其中包括雪松、玉兰、玉桂、冬青、紫薇、夹竹桃、罗汉松、棕榈树等。开园不到半年，公园收到的赠树已达两千余棵。
1954年国庆前夕，人民广场进行了大规模修建。人民大道延伸至550米，两侧矗立起24座饰有云彩花纹的“华表”灯柱，大道旁各铺筑了一条13.5米宽的柏油路，中心干道则镶嵌上花岗岩。1957年，原跑马厅看台被改建为上海市体育宫。1963年，又建起一幢设有固定检阅平台的办公大楼。
如今，人民广场周边，市政府大楼、上海大剧院、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上海博物馆等建筑巍然屹立；人民公园东区中轴北端建起了一座“五卅”运动纪念碑，中轴南部放置着南极科考队赠送上海市民的南极石；地上公交枢纽、地下轨道换乘中心以及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在此纵横交错……形式在变，风景在变，但“人民”二字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始终如一。
原标题：《【海上记忆】一座广场与一座公园的诞生》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来源：作者：周晓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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