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有赵树理的三份手稿——《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卖烟叶》。这几部作品均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跨度从1959年到1964年，这是他的作品目前仅存的手稿，也是赵树理创作生命最后的留影。
在现当代作家的手迹中，这样整齐干净的手稿并不那么常见。作家创作时往往思维活跃，笔迹也就怎样顺手怎样来，再加上层层叠叠的增删涂改，对于当时遍识百家笔迹的文学期刊编辑来说，识别起来大概并非难事，对于辨认整理手稿的今人来说，未免常常犯难。
但是，赵树理的手稿不是这样。他的笔迹相当工整而清晰，虽偶有改动，却不显杂乱。曾和他比邻而居的严文井说赵树理爱好书法，称赞其钢笔字“颇有点‘兰亭集’的味道”。他还透露，赵树理写《灵泉洞》时，规定每天必须写上五千字，一起床便构思这五千字，“五千字一个一个按顺序在他脑子内都安排妥当并记住之后，就坐下来一个字不改、一口气写了出来”。把五千字一一码放好再一字不改地写出来，足可见出赵树理那惊人的创造力和记忆力。他的腹稿既是草稿，也几乎是定稿，再辅以漂亮的钢笔字，他的手稿也就必然整洁清秀。
为何赵树理写作时将初稿当作定稿，如此一丝不苟？这其实不仅是个人的写作习惯、思维模式，背后更有他长期的艰苦生活的影子，还有来自农民的极其俭朴的生活传统。赵树理出身农民家庭，虽然有幸进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读书，但从学校走出后，在动荡的民国社会中，并未谋得稳定的工作，长期漂泊不定，备尝谋生的艰辛。在与底层人民的接触中，他深刻地体认着他们的辛苦，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也热爱着这些怀着朴素生活愿望的农民。因而，他的生活是极其简朴的。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作家，并且身处领导岗位，他却仍然习惯去蹬三轮、赶大车的劳动人民去的小饭铺吃饭。他的名作《登记》故事梗概最初就是写在廉价纸烟盒上。
他珍惜一切的劳动产品，他深知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汗水与辛劳。虽然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稿费收入相当优厚，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农民般的生活要求。这是长期艰苦朴素的农民生存经验导致的结果，更是因为他对农民深沉的爱。他对农民的爱、对农村的爱不是抽象的抒情，而是爱具体的个人，爱具体的物与事。
抽象的爱是容易的，嘴上和纸上几句不乏夸张而矫情的话有时就足够了。具体的爱却常常是困难的，因为在那青年与新事物的萌芽和成长中，还杂有黑暗的铁屋子里沉淀数千年的旧梦与陋习，爱这土地的人不能不直面它们，甚至正是因为还有这么多等待破除变革的旧事物，他才如此关切农民。他从来不是置身事外的冷静观察者，而是身处其中的“共事”者，即在生产机构中找些事情做，和群众完成一样的事、共同劳动。他说在与农民一起劳作时，就会遇到躲也躲不开的问题，需要在作品中加以表现和解决，这是他多数作品的来历。
他写作也是为了解决他在农村工作中遇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是“问题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合作化运动的长篇作品，这部作品就来源于赵树理亲身参与的山西农村的合作化试点，在这一运动中，他看到了合作化对当时农村的重大作用。因此，他迅速创作出这部作品，为农村推行合作化鼓与呼。而他出版这部作品选择名不见经传的“通俗读物出版社”，也颇有“讲究”。《三里湾》初版本装帧朴素，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完全想不到这是1955年最受欢迎、销量最大的文艺作品，第一次印刷便有38万册。
以赵树理的名气，他完全可以选择更有牌面和影响力的大社，他们的书做得更加精美考究，会给作品带来更多文学领域的读者，定价也会更高，意味着作者拿到更多的稿费。那么他为何选择小社？原来，这家出版社专门面向农村，他们的书开本更小，装帧更为简单，售价要比大社低不少，小开本也方便农民携带，赵树理期望的读者是农民，他希望更多的农民买得起、看得到、听得着。
这是他为农民读者着想的一个例子，不过，他的作品受到当时农村读者如此热烈的欢迎，更主要还在于他对时代变革前沿中农民群体情绪和心理的准确把握。这看似是简单地写政策，实则并非易事。作家需要对总体性的时代变化趋势有深刻认识，同时又要感知变革之中农民的所思所感，这里的农民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类人，而是群体，是农民中的各类人。
赵树理自述自己跟农民聊天，对方说了上句，他便知道下一句要说什么。正是到了如此熟悉的程度，他才能够写出那些群体，写出群体内部复杂微妙的关系，把握每个人的情感需求。他的人物常被诟病过于简单，缺少心理描写，缺乏深度。然而，这些简单的人物却把握了大众的最大公约数，这些简单的人物绝非某个个体，而是套印着无数的同类人。这些人物携带着汹涌变革的时代之中最澎湃的动能，他们推动着历史前行，创造着历史。因而，他的人物是有厚度的，他们共享最核心的情绪与诉求，汇聚时代最迫切的呼声。在他的名作《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是那个时代的歌者，表达出农民们推翻恶势力自己掌握村政的心声，而李有才不是孤独的，他有村中小字辈的支持，更有农会的支持。他们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群体性力量，足以让村庄改天换地。
对农民群体把握如此深入，就来自他对自己所书写的生活的高度熟悉，来自亲身参与其中的切身感受。他曾说：“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就可以说是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自然是更深入就可以更融洽。”当他已经成为群众中的一员，已经走不开了，他当然能够充分理解群众的情感需求，理解具体生活之中，生活关系中的群众。这样的人怎么会得不到农民群体的喜爱呢？
赵树理已经逝世近一个甲子，那些充满历史感的作品或许将逐渐被淡忘，然而，每个时代都需要它的歌者，大时代更是需要这样切中人们心声的歌者，因此，他或许又将永远不会被淡忘。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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