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买过我书的朋友们：我唯一不心虚的身份就是“读书人”|书评|作家|小说|文学|路遥|随笔

文丨将爷

今天全民阅读日，我想把这篇文章用来致谢所有买过我书的朋友，他们现在一共有5万人了。在我心中，毫不夸张地说，是最想感恩的人了。

说来很惭愧，在30年前，我就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了，直到去年，才出了第一本书，叫《不负经典》。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在出版社的朋友要出我书，但我都没能最终落实。

这让我错过了靠出书挣钱和成名的最好时机。因为十几年前，我文章经常被搬到各大门户网站首页，又在很多报刊开了专栏，多少也算有点薄名。那时候，图书市场也好，但，我只知道埋头狂写，从不去盘点梳理。

后来，我很吊诡地又重新回到体制内单位，从那天起，所有的至亲至友给我最多的人生建议就两字——低调。不要说出书了，很多时候我写文章，都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年，喝醉的时候，我经常这样调侃自己——我对鲁迅最大的致敬，就是在发表文章的笔名，应该超过老人家了。

回到看看这段十余年时光，我在前途和收入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唯一变化，就是渐然成了一个隐姓埋名的人。有时搜索到一篇旧作，看着诡异的笔名，我知道，就如同”证明我妈是我妈“一样，要证明”我的文章是我写的“，太难了。

随着传统媒体式微，社交媒体时代来临，作为一个创新表达的实践者，我也选择在”人格志“等很多公号写了至少500篇以上的10万+，但，没有一个平台是属于我自己的。包括这个”人格志“账号，也不是我注册的，从法律身份角度，我或许连“将爷”这个名字都不能拥有。

在自媒体最火爆的年月，我也没有选择出书。事实上，如果放在5年前，仅通过”人格志“等账号，我随便出一本书，至少会卖到10万册以上。我总是觉得，推出人生第一本书过程，要一直保持着朝圣的心态。

《不负经典》确实就是在这样心境下完成的。迄今，每一条超过5千册的销售链接下面的好评率，都超过了97%。

时间倒带到2024年12月30日凌晨3点，在报社灯火通明的夜班大厅，我签完年底最后一期“读书版”大样，头条的标题叫“真正的尘埃落定是走向和解”，这是我的“写在茅奖边上”专栏的最后一篇。

那一刻，我长舒了一口气，觉得终于不用再为这场文学读写苦旅万般纠结了，可以放下包袱，轻快人生了。

车开出报社后，我放了一首欢快的歌，是陈奕迅的《我的快乐时代》，声音很大，大到让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夜晚。只是，听到最后那句歌词“时间够了，时针偏偏出了错”时，我突然又有了一种深沉的悲伤，仍在对偏离理想的人生难以释怀。

大多数像我这种在上世纪读大学中文系的人，都曾有过作家梦，而我的梦想很炽热和至纯，以至于我不敢用任何偏离文学修辞表达的文章来出书。

大学四年，我在报刊上就发表过上百篇散文。1999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故乡淮安，一边做高中语文老师，一边给各种文学报刊写稿。我供职的学校对面是一所师范学院，那里，年轻的作家徐则臣正在憋着文学大招；几年后，我进入南京日报工作，部门领导指着座位对我说，毕飞宇刚从那里离开，去专心搞文学创作了。

从故乡到省城，我唯一能安身立命的工作，是新闻。文学门槛太高了。此后，我一路前行，一路转身，渐然丢掉了最初的文学梦想，踏上漫长的新闻之路，一条谋稻粱的苦旅。从南京到长沙，从长沙到重庆，多年漂泊的人生，我最难心安的不是因为失去了故乡，而是丢掉了当初的文学梦想。

这些年，我一直在媒体做职业评论员，在很多报刊开设过各类评论专栏，从博客到公号，我其实都写成了流量博主。但，有一点我从来没变，就是始终觉得，所有背离文学的写作，离现实太近，离梦想越远，总是难以祛除内心的遗憾。

就如同我一直认同，不写传统文学的人是配不上叫作家的。这种价值观念当然是有错位，是有偏狭片面的。不过，对文学写作的尊崇和偏离，又在我内心也划下了一道隐蔽而又深邃的伤口，一直难以愈合。想来，所有梦想不曾开花的日子，也都算不上是阳光灿烂的人生。

阅读是对这种伤口最好的抚摸。过去20多年，不论生活环境如何变化，书房都是我的灵魂栖息地，文学则是我永远都离不开的枕头。无数个夜晚，我都在和文学大师们对望，在书海里打量着那些文学逐梦人。

文学永远不会辜负才华和努力，只会让人们见证梦想如何长成参天大树。多年以后，当年我擦肩而过或有过交集的很多文学追求者，很多都已经光芒万丈。徐则臣笔下的淮安花街已经被无数人看见，毕飞宇将苏北那个“地球上的王家庄”变成了他的文学原乡，他们成了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还有太多不忘文学初心的坚定写作者，也都从故乡起步，像他们一样实现了人生和理想的双向奔赴。

人生注定是一场漫久的修行，文学则是永远值得托付的存在，阅读和写作能够帮人们走进禁闭地带，摆脱萨特说的那种“他人就是地狱！”，从而打开通往梦想的大门，一路向前，走向辽阔。

最近几年，我渐然从时事评论向文学评论转身，在文化评论写作中植入太多文学的元素，在锐利的社会批评中带入更多人性的悲悯，在评论写作中主张向“跨文体写作”转身，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基于文学的初心。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驱动人的脚步，也没有什么比理想的召唤更值得追随。

从媒体人转身为小说家的同城好友宋尾，在赠送他的新著给我时，专门在扉页上写下这样鼓励我的话：“士兵，回归文学，再迟也不晚”。但，归来，必须是要有仪式的。《不负经典》这本书，我是把她作为文学回家的起步。

写作这本书，也是源于我和现实越发紧张的关系。毫不讳言，和很多媒体人一样，我现在也在面对失去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双重困境，强烈感受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在成为职业写作的难以承受之重，经常会为传统评论在追求真相和传递正义上力量式微感到沮丧。

说白了，太多现实问题难以“脱敏”，这在倒逼我去寻找一个更适合时下表达的写作突破口——到虚拟世界去，找到表达的安全由头。

显然，小说能够提供的时空架构要远远大于新闻场景，艺术想象也可以突破太多现实表达的局限性，虚构的故事情节可以容纳更有深度的批评与反思，这一切都可以为观照历史和时代提供更多的视角。正因如此，从新闻向文学转身，这几年才成为很多媒体人寻找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

长期以来，我的小说阅读主要集中在外国文学，沉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伊萨克·巴别尔、胡安·鲁尔福、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夫卡、福克纳等人的经典叙事中，在太多奇妙的故事和深刻思想中穿梭。外国经典文学作品帮助我打开了一个看世界的视野，带来了巨大的审美愉悦和价值体验。

不过，或许是因为自己长期作为时评人的身份，我又总有一种遗憾，觉得那些世界经典文学作品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形成足够的强关联，不能为认识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演进提供更多的直接参考。

这些年，我一直在报社分管文化副刊业务，长期编审“读书版”，阅读了大量书评作品，其中大多数都和学术期刊上的学院派文章是一样的，多是注重对作品进行技术分析和理论阐述。这些作品当然有其价值存在的理由。

但，我也觉得这类书评对普通读者并不够友好，文本生涩和理论艰深，特别是“圈子化”吹捧现象，不利于读者真正发现经典，不利于提升人们对经典的价值认知，不利于推动全民阅读走向高质量。

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经典，梳理当代作家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找到这些作品与时代痛感的联结点，需要书评人提供更加符合大众阅读的文本，需要从作品中提炼出更多符合我们时代发展的价值元素。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代小说来寻找经典，聚焦到茅奖作品自然也就成为应有之义。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作品也通常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40多年来，一些茅奖作品已经完成了经典化过程，有些作品仍然行走在通往经典化的路上，还有一些已经被淘汰出经典作品范畴。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并没有被评选为茅奖作品，但经过时间检验，仍然完成了经典化。

这一切，都意味着透视茅奖评选的细节过程，讲述茅奖作家的人生故事，评析茅奖作品里的人物命运，梳理茅奖作品对于历史的反思，总结茅奖作品的时代价值，既需要立足文学本身，也需要跳出文学，以更加自由和随性的笔触，通过政经的、社会的、文化的视角，来为大众阅读提供一个体系化的认知判断。

这是一项既有价值但又极具挑战的工作。我产生给全部茅奖作品写书评的念头，不仅是因为长期专注于文学阅读，更重要的是，想以茅奖作品书里书外的故事为切入点，把自己这些年在新闻评论和网文写作上的经验移植到书评中，来写一部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经典”。

于是，从2022年开始，我用了两年时间，深度阅读了迄今评出的53部茅奖作品，同时认真准备相关学术材料，从整体上构架好观点框架后。从2024年的第一周开始，我在报纸上开设“写在茅奖边上”专栏，每周一期，每篇三千余字，从无间断，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初稿发表。

这期间甘苦，如同饮水，冷暖自知。比如，我天天都靠眼药水维持着看世界的清晰，我长年靠扎针缓释手写出腱鞘炎的痛楚。

在这个专栏刊刊发期间，我还与东西、乔叶等多位茅奖作家一起举办了线下对谈活动，和作家和读者面对面交流，也让我不断完善从评价茅奖作品的观点闭环。这些专栏文章刊发后，也得到迟子建、徐则臣等多位茅奖作家的认同表扬，不少茅奖作家还把我称为是他们的“理想读者”，而我也从这些理想作家身上感受到很多作品之外的文化力量。

在完成全部专栏发表之后，我又用了将近半年时间，对这些文章重新进行修改整理，从文本到观点都进行了迭代升级，就是想让这部随笔体书评集更加符合当下的阅读潮流，让文学与现实形成更为紧密的连接。

文学也是记录历史的一种载体，文学介入现实从来都是文人的使命担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感叹今天的大众媒介和书评人，在很多时候真的辜负了作家对历史的记录和反思。

现在很多人对早期的茅奖作品已经不以为然，其实，早期的“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不论对待历史的态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力度，都可以作为一面文化的镜子。

比如，《芙蓉镇》《将军吟》《白鹿原》等茅奖作品提供的历史叙事，现在看来，既是勇敢的，也是深刻的。在当前很多文化场景中，我们甚至难以直接复述这些原著的内容，自然也就很难找到对特定历史年代进行文化评述的合适角度。

可以说，每一部茅奖作品都在呼应着特定的年代，包括一些被标注为“主题先行”的作品，也都需要抛弃被随意定义的标签，回到具体的社会场景，回到文学本身，来进行理性审视。不负经典，首先应该不辜负的，还是经典作品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反思。

我还阅读了大量茅奖作家的人生故事，经常在想，如果能够写一部茅奖作家的创作史，那一定是一部激荡人心的作家奋斗史，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家心灵史。

经典都是来之不易的。

熊召政早年以诗成名，后来投身商海，颇有成就。后来，他放弃生意，回归文坛，关门谢客，青灯黄卷，十年磨一剑，写出皇皇四卷本的《张居正》。期间，他将第一卷烧了重写，将第二卷烧了一半重写，上演了现代版的“黛玉焚书”；姚雪垠从1957年秋动笔写《李自成》，直到1999年8月这部作品第四、五卷才出版。一部《李自成》，从开始创作到完全出版，长达42年,堪称文学马拉松；徐怀中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写出了《牵风记》的雏形，而在上世纪六七年代的特殊历史阶段，只能把近20万字小说手稿全部销毁。后来，重新创作这部作品，九旬高龄徐怀中“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写”。

最让我感动的是路遥，他更像是以一场生命献祭的方式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写作。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写完第一部，路遥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写完第二部，路遥大病一场，严重吐血，差点死去；写完第三部，路遥形容枯槁，两鬓斑白，双手如同鸡爪。完成这部作品时，路遥还不到40岁，却像个头白背驼的老人。

《平凡的世界》发表后不久，路遥就离开了人世。甚至，他生前都没有等到获得茅奖的消息，只是收到妻子要求离婚的信息。文学当然不值得拿命来拼，但敷衍和投机永远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经典。茅奖作家创作经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精神财富。而对很多作家来说，最终没有辜负他们的，也只有作品。

我写批评文章近三十年，越来越懂了，文学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文学批评的价值也从不局限于“否定性批评，但是，一味赞扬的文化评论是很值得怀疑的，只有客观公正地直面问题才能让批评具有正当性。

茅奖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文学荣誉符号，但，茅奖评选本身也是有遗憾的，也是有遗珠的，一些文本和价值都很低劣的作品挤进茅奖作品阵营，历来为读者诟病。

在我看来，茅奖作品确实存在一些作品质量堪忧，甚至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对这样的作品，我从作品本身到评奖过程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也是希望能以锐利的批评带来一定的文化警示，助推相关评奖体制机制的不断完美，改变一些评委审视文学作品时的傲慢与偏见。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茅奖作品是评出来的，但评上茅奖作品不代表最终的价值判断，反而成为一个能否完成经典化的全新开始。

出这本书之前，我采访了李敬泽老师，他当时也强调说：“伟大的持久的经典都是争辩的产物”“经典是争辩出来的，不争辩，无经典”“文学经典化离不开读者阅读，文学批评也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负经典，说到底，就是要经得起批评，真正不辜负读者。

我这本书的编辑杨陈琰峰先生，根据53部茅奖作品内容反映的历史年代，对作品进行“内容编年体”的顺序排序，由此，让53部茅奖作品从整体上形成一个体系，从这本书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变革史，作为一部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心灵史。这，也成了我在“长江论坛”等平台演讲的一个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