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感觉中，总以为法是一种枷锁，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它告诉每一个人不可以做什么，那很可能是来自大清王朝的刻板印象。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法与自由不可分割，自文艺复兴后，法已经成了文明的象征，不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它不仅仅是告诉每一位公民不可以做什么，也告诉人们公权力不可以做什么，公民可以自由地去做什么。
也就是说，法是一个历史范畴，不能与历史做类比，更不能形成刻板印象。
正如我们谈自由，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法与自由，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法的许可，以及对公权力的约束，自由就无从谈起。
对公权力的约束，是现代意义上的法与商鞅的酷法根本性的不同。
商鞅的酷法是少数权力者给大众设定行为边界，比如，皇上的名讳，汉文帝刘恒，用了这个”恒“字，这个字老百姓就不能用了，帛书版《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恒道”，就成了《河上公版》的“道可道，非常道”，法是统治者的私法，不是全民公约。
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
文艺复兴后开始强调个性解放，自由与民主才是人类价值观的主流，法成为全民公约，赋予全民必不可少的权利，比如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核心是限制公权力。特朗普2.0是强势总统，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大独裁者“，相信在现代的法治环境中，他成为”大独裁者"的概率微乎其微，在分权制下，如果法院对关税政策的裁定确定了，特朗普也要服从，那就成为法大于权的现代法治精神的经典案例。
在法治环境中，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公权力跨越了法律的边界，而社会缺少制约机制，这在经济领域中并非孤案。比如，工商注册了一个公司，这是约束，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这也是保护，你的产权你做主，行政权无权取消经营权，这就是对公权力的约束，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是对私人产权自由竞争、充分竞争最高权力的背书。
如果公权力跨越法，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不再是一个有效市场，意味着失去了恒产的确定性，不再有恒心。而失去了公信力，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法不能保护合法权益时，社会将陷入塔西佗陷阱。
现代意义上的法是自由的背书，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人性的枷锁，而是麦田守望者。正如一句法谚所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自由，而是保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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