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到法院的这段路，崔丽丽已经数不清来了多少次，“基本上每个月会来一次，跟法官沟通进展。”以前每次来的时候，她都会产生严重的躯体化反应，需要在中途停下来在路边休息。但是今天，她和丈夫一口气开到了法庭。崔丽丽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4月23日下午2点，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精神工伤认定案另案工伤待遇劳动争议案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八里台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下午1点30分左右，当事人崔丽丽与丈夫老魏（化名）抵达法庭所在地。她穿着一袭黑衣，神情严肃，声音略带颤抖地表示，“这是一场硬仗，我会坚强，用理性和证据为所有的劳动者及职业女性，争取这份尊严和权益。”
此次庭审为不公开审理，持续时间约四个小时，法院将择期宣判。下午6点左右，崔丽丽及丈夫走出法庭。她向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表示，庭审过程较为顺利，双方均已完整展示证据，没有特别突出的新证据。
“庭审中情绪整体控制得还可以，辩论环节稍微有些激动，但整体比较理性。如果得到公正的判决，我们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了结。”崔丽丽说。同一天下午，记者致电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方面，工作人员称，“案件与工作没有关系，无法回答。”
△23日下午6点，崔丽丽在法院门口接受采访。
丽丽的困扰：眼涩、干呕、噩梦和网暴
4月22日，庭审前一天，崔丽丽接受了多家媒体群访。采访开始前，她一度情绪崩溃，试图回想起心理医生曾教过她的办法，但大脑一片空白。丈夫老魏在一旁指引她深呼吸，递上一片劳拉西泮，拧开矿泉水瓶盖，让她用药缓解焦虑症状。
2023年9月23日，拥有17年汽车行业销售经历的崔丽丽，时任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受公司指派赴杭州出差。在一次商务宴请期间，她接到老板王某“陪着多喝点”的微信指示。出于工作职责和对上级的服从，她比平时多喝了些白酒，之后醉酒不省人事。王某将她抱回房间后，实施了性侵。
案发后，崔丽丽经历了断片、应激反应和自我怀疑，最终决定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同时，她认为公司应当为其所受伤害认定工伤。但很快，她发现自己被踢出公司管理群和工作群，并再也登不上OA系统。即便如此，她仍按流程向公司提交了请假条，并附上医院诊断证明。
△崔丽丽到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刑事判决生效后不久，2024年4月18日，公司以“旷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单方面解除了崔丽丽的劳动合同。随后，她带着相关证据和材料前往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那个时候，我刚从刑事判决书上得知自己被侵害的全过程，内心非常崩溃。本来以为公司会有妥善处理，没想到又被扣上了旷工的帽子。有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根本抬不起头。”回忆这一段时，崔丽丽尽力克制情绪，但仍无法避免哽咽、干呕和频繁眨眼。稍作停顿后，她赶忙为自己的状态向媒体致歉，才继续讲述。
崔丽丽因该案件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需要长期接受心理治疗，每月治疗费就达4000元。镜头前的她略显疲态。自4月20日晚收到法院恢复审理的通知后，她和丈夫每晚坐在电脑前逐一整理材料，直至深夜。崔丽丽觉少、易惊醒，常常在凌晨3点醒来便再也无法入睡，躺在床上回顾这两年七个月里的种种经历。不到6点她就起床，继续看材料。
最近，她在做脱敏治疗，虽然还会经常做噩梦，但对梦中一些可怕场景已不再那么恐惧。只是每每醒来，她都会陷入巨大的迷茫之中。“不确定，一切都不确定。”崔丽丽说。除了治病、维权、发声，她没有任何社交的欲望。她最信任的人是丈夫老魏，采访时需要他坐在身边，把他视为精神导师。但即便如此，当老魏在她不留神时从背后出现，仍会把她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
除了PTSD，崔丽丽还遭受了大规模的网暴。
△崔丽丽遭受网暴。
2024年12月2日，津南区人社局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其所受伤害属于工伤。2025年3月24日，劳动仲裁裁决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应支付崔丽丽停工留薪期等各项工资待遇约113万元。公司不服，提起诉讼。同年9月23日，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但因当时崔丽丽的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尚未出具，一审中止。
正是这一时期，案件受到广泛关注，而她因开庭时穿着案发当日的衬衫、回怼网友恶意留言等行为，遭到网暴。“凭空捏造事实，说我们骗社保，蛊惑普通网友。”崔丽丽举例。那段时间，原本一直活跃发声的崔丽丽陷入失声状态，无法理解这些言论，也不想再表达。老魏强制给她断网三周，告诉她：“你如果就这样放弃自己，你永远对不起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为你伸张正义的人。”
崔丽丽恍然意识到，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遭遇，而是众多受害者的共同处境。“如果我忍了，下一个怎么办？”于是她重新振作，继续接受治疗、坚持健身，绝不向施暴者低头。2026年2月，崔丽丽宣布将对网暴者发起刑事自诉。
另一边，企业的强制开除和不断反诉，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创伤。工伤认定之后，崔丽丽一度觉得自己快要好起来了。但公司不服上诉，她又开始情绪低落，过往的愤恨、痛苦、焦虑再次将她拖入谷底。“我的心里已经是一片废墟，都需要一遍遍重建。”
丽丽的不甘：17年的职场打拼付之一炬，要为自己辩护
崔丽丽不甘心自己40年的人生被这样一桩事毁灭，也不甘心自己辛苦打拼的17年职业生涯就此被摧毁。强烈的求生欲，激发出她对职场不公和霸凌的反抗。
从2025年9月23日一审中止到恢复审理，7个月的时间里，崔丽丽集中精力做了10多次脱敏治疗，保持规律的身体锻炼，一边等待伤残鉴定结论，一边准备重新开庭的材料。2025年12月17日，她收到伤残鉴定结果，被确定为“十级伤残”。那天她正好在医院治疗，看到消息时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泪水止不住地流。她很清楚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将它视为一个节点，告慰自己：要勇敢起来，不要总沉溺在痛苦中，要带着伤痛继续往前走。
△崔丽丽的十级伤残鉴定结果。
之后，她拿着鉴定结论找到主办法官，请求恢复审理工伤待遇案。2026年4月20日晚，崔丽丽临睡前查看信息，由于网暴者此前频繁在半夜用她的手机号注册账号，进行短信轰炸，她不得不减少查看信息的次数。当她在短信中发现法院传票时，激动地起身，立刻到电脑前整理材料。
“我们的诉请和证据材料都比较多，肯定是抓紧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这些所有的材料重新过一遍。”崔丽丽表示，此次开庭提交的证据近400页，比上次开庭新增100余页，其中大部分是她工伤治疗的病历、发票以及十级伤残鉴定结论书。她起诉主张的权益包括：24个月停工留薪期工资、此前未发放的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约250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崔丽丽没有聘请律师，由丈夫担任诉讼代理人，所有法条和证据材料都是夫妻二人一行一行整理出来的。她告诉记者，自己曾咨询过天津几家较有名气的律所，没有一家认为她可以认定工伤。一位律师告诉她，这件事的成功率可能连0.5%都没有。但崔丽丽不甘心：如果不走工伤，就相当于默认了公司扣下的“旷工”恶名，这对于过往17年的职业生涯是颠覆性的打击。她无法接受，于是想自己试一试，“说白了是逼不得已，你不得不为自己争取。”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向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表示，劳动维权在程序上需“先仲裁后诉讼”，相较于一般法律维权，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这也是许多劳动者选择隐忍的重要原因。而崔丽丽的案件没有先例可循，每一步都需要摸索和尝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结果未知，自然要付出更多。对普通劳动者而言，维权成本高；对代理律师来说，同样面临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丽丽没有放弃，而是始终坚持，这一点难能可贵，也最令人敬佩。“她的坚持与坚守，正应验了那句法律谚语：‘法律不支持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崔丽丽回忆，当时人社局给出了很好的建议。“性侵事件本身带来的伤害，身体的伤害其实是看不见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伤害对我来说是最明显的。”她称，人社局向她释放了积极的信号，让她看到了希望。“他们告诉我，工伤保险条例里有法条明确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遭受他人伤害，应当认定工伤。精神伤害同样也不排除在外。”
老魏为此暂停了所有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对法条的钻研和对妻子的照顾中。崔丽丽十分依赖他，遇到不懂的地方，都会让他讲解。他们将所有资料打印出来，用Excel表格制作目录清单，包含参考案例、司法解释、法律条文等，归类整理成一份约50页的文档。崔丽丽记得，后来她把这份文档交给人社局参考时，工作人员都感到惊讶。
丽丽的使命：即便再难，也想一点一点去改变
无论做多少次治疗，崔丽丽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
“这个事件对我的职业生涯做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扭转，我现在不太想再去做销售这样的工作。”谈到此处，一直声音低沉、努力压抑情绪的崔丽丽，再也控制不住，掩面而泣。眼泪里，有对过往积攒的行业人脉与经验的不舍，也有一份单纯美好的工作再也回不去的无可奈何。
老魏觉得，妻子身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从一个非常开朗、在家闲不住的人，变得不愿意出门、不愿意社交。但与之相反的是，她在网上一直以一种亢奋的姿态发声。她将个人社交账号更名为“丽丽的战争”，通过实名和露脸的方式记录维权过程。镜头前，她或紧握拳头，或语气强硬，配上节奏激昂的音乐，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为“斗士”。
也有人质疑她的形象“不像是性侵受害人”。对此，崔丽丽反问：“一个合格的、完美的受害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这个标准是谁来定的？”她坦言，自己也曾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沉默的、消失的，“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和改变，反而让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2024年8月，崔丽丽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话题冲上热搜。评论区9000多条评论，她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条不落地看完，几乎全是支持的声音。她意识到之前的沉默是错误的，“我遭遇的不是简单的性侵害，它是一个职场权力的压迫。因为侵害者身居高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抗争，我不服。”老魏在一旁强调：“你不说出来，永远比说出来更痛苦。”
他们同时指出，个人力量只是内因，崔丽丽先迈出第一步去申报工伤并不难。而对于基层机关单位来说，他们敢于突破、负责任的态度，才真正有效推动了案件的进展。对此，长期关注妇女权益的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李莹表示，本案的一个关键突破在于执行层面的先行。“天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进行伤残鉴定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精神伤害是影响劳动能力的，并且在实践中予以了突破。虽然法律法规上滞后了一点，但实践中先行了。”她指出，无论是《工伤保险条例》还是劳动能力鉴定标准，都因这个案子，在立法完善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践先出来了，法律上应该跟进。”
近来，崔丽丽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越来越清晰。她希望更多关注职场安全、职场权益以及女性困境等相关议题。她的后台每天都会收到女性倾诉职场性骚扰的经历，既有刚毕业的年轻女孩，也有年近50岁被侵犯后不知所措的中年女性。这些遭遇让她意识到，这是一件刻不容缓需要去做的事。她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恢复健康状态，更理智、更有智慧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呼吁企业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职工安全，“即便员工受到伤害，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而不是甩锅、推卸责任。”
△崔丽丽去申请劳动仲裁以争取工伤待遇。
李莹律师也表示，《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早已明确防治职场性骚扰是单位的法定义务，但在实际执行中，即使单位未履职，劳动者提起民事诉讼所能获得的赔偿也较低；而在刑事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不被支持。因此，本案的意义不仅限于完善工伤认定制度，更在于从更广层面推动了职场性骚扰的防治，“现在这个案子等于是上百万的赔偿，从另一个角度迫使用人单位去履行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
崔丽丽表示，“职场安全、男女平等，这类话题很大，同时又很深刻。你知道靠个人的力量可能很难去改变，但这个事件让我身上像是有了使命一样，即便再难，也想一点一点尝试去做。”
现在，每个难以入睡的夜晚，崔丽丽都会反复问自己：这个事件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创伤已经发生，能不能在创伤中成长、历练自己？”这是她认为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正是这个念头，支撑她一路走到现在。
潇湘晨报·晨视频实习记者吴昀 记者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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