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胡进思杀戴恽、六郎用程昭悦、七郎杀胡进思、胡进思杀水丘，都是同一种思路：王位不稳，信心不足，迫不得已，防患未然，先行诡道。这种做法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都有其道理，然而却不够坦荡，所做之事不能公之于众，从王者的身份来说，便不够堂皇正大，不是立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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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丘一次又一次提醒六郎七郎，当行王道坦途，不可行权宜鬼蜮之计。他的提醒，真正听进去的只有九郎。九郎能杀亦能宽恕，无论是杀还是恕，都有其正当的道理，不是滥杀，也不是出于私情而纵容。

他不像六郎那样谁也不敢信，不像七郎那样没自信，更不是胡进思那样借机除掉自己的政敌，他是以人为本，有王者的心胸和自信，以百姓为纲，待臣子以诚，遵法度行正道，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君臣不互相猜忌，一切都运行在正轨之上，整个国家便不会脱轨，王位也坐得很稳，即使偶有波折，在这种健康的运行状态下，也有足够应对风险的能力，而不必杞人忧天预先杀害不该杀的人。

他杀何承训，宽恕胡进思，都是基于这个道理。后来丁德裕屠城之后，他跪拜江宁百姓，说自己要行王道，也是说的同样道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人为本，行事光明坦荡，不戕害百姓和臣子，也不漠视和放纵这种行为﹣这一点，九郎确实做到了。其实六郎对水丘公的提醒也听明白了但是已经来不及改变思维惯性了，很可惜，九郎真正践行了水丘公所说的治国理念，为王行大道，用阳谋，遵法度，信能臣，重黎民。

既有政治头脑又足够的胸怀，他能下狠手诛杀奸妄也能为国为民及时止损，所以能保吴越百姓不受战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