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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思想，尤其是其所倡导的自然选择的进化模式，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今，进化生物学以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为核心，人们对传统达尔文主义的思考已逐渐淡化，进化发育生物学、生态学等分支理论的发展让我们对传统达尔文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而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形式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关系也体现了科学世界观的变化。
01
达尔文主义的脉络
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大体来说经历了几个时期：传统达尔文主义时期、新达尔文主义时期、现代综合（modern synthesis，MS）时期、扩展进化综合（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EES）时期。
一
传统达尔文主义时期。从历史维度上说，达尔文主义处于两次革命［科学革命和嬗变论革命（transformist revolution）］、两种世界观（静态世界观与动态世界观）和两种认识论（思辨哲学与实证主义）之间的过渡。当时达尔文主义围绕的主题是生命的起源、物种形成的模式、进化的机制，达尔文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对进化机制的阐述，以及进一步考虑了生命概念及生物体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对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反思也贴合这些主题，如围绕生命起源的概率与机遇提出的问题、针对进化机制的关于自然选择的讨论，以及围绕物种形成模式提出的进化的节奏与模式问题。这些主题构成了我们对达尔文主义的初步认识。这时达尔文主义的核心也逐渐凸显，即自然选择和变异。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达尔文主义是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理论。
二
新达尔文主义时期。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的初期，新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其实是对达尔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彼时自然选择学说受到了诸多责难，并且达尔文主义关于遗传机制解释的缺失使得其地位岌岌可危。新达尔文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于保证自然选择的合理性。新达尔文主义的先驱们，如魏斯曼（A. Weismann）、约翰森（W. Johannsen）等通过种质学说与基因型/表型的区分确立了遗传研究的独立基础，随后费希尔（R. A. Fisher）、霍尔丹（J. B. S. Haldane）、赖特（S. Wright）等在群体遗传学的发展中证明了孟德尔遗传学与达尔文主义的相容性，从而使达尔文主义重获新生。正如拉詹特（M. Largent）所认为的，“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缔造者和随后的历史学家构建了他们学科的间断史……毫无疑问，如果从胜利者的角度来解释20 世纪早期的进化生物学，那么支持综合进化论的生物史学家们扭曲了我们的理解……犯了一个历史上的错误……我们需要回到综合进化论之前的一代……从20 世纪中期的综合运动所宣传的主张中解放出来”。这个时期的主题也是围绕遗传学展开的，而从哲学维度上看，群体遗传学的意义在于进化数学体系的构建，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还原论、进化论中的因果关系等论题的讨论。这也为后面进化生物学与生物学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达尔文主义时期的重要之处在于遗传学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一发展使得达尔文主义的另一个核心论题“遗传”得到了扩展。
三
MS 时期。MS 可以说是达尔文主义的一种扩展，首先MS 作为解释性框架，其目的在于以群体遗传学为核心，容纳生物学的各个分支。在本书中我们提到了如植物学、遗传学、古生物学，以及20 世纪中后期的如生态学、动物行为学等，这些学科的加入扩展了达尔文主义的适用范围，这样的扩展围绕着几个核心的纲领，如本书提到的适应主义、基因中心论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综合论”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信仰体系，它不仅涵盖了经验生物学的所有主要分支，而且还涵盖了方法论、历史和科学哲学的一般问题，这一观点在伦施（B. Rensch）和迈尔（E. Mayr）难以兼容的世界观面前崩溃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理论构建的所有部分对于他们支持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同样重要。伦施的整体理论体系与迈尔的哲学几乎是直接对立的，只是在纯粹的现象学层面和经验可检验的解释上与之相一致。事实上，除了接受突变、重组、地理隔离和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最重要因素这一基本层面之外，考虑到它们之间深刻的哲学差异，几乎没有什么能将它们统一起来。这让作为紧密相关理论系统融合的综合运动的图景变得非常脆弱。这样的解释性框架虽然有很强的包容性，但是也引发了诸多哲学讨论，MS 时期的达尔文主义还是遵循新达尔文主义时期的方法论，区别在于其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应用，这巩固了达尔文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地位，为达尔文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EES 时期。这个时期的达尔文主义突出表现为对达尔文主义原旨的进一步挖掘，或者说是对那个时代进化思想的进一步思考。在EES 与MS 关系的论辩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新的理论，如遗传多元论、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等，所体现的思想虽然在以往不受重视甚至被抛弃，但在这个时期却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生态位构建理论中所体现的生物体-环境关系是传统达尔文主义中华莱士（A. R. Wallace）与达尔文（C. Darwin）所争论的，以及关于遗传系统的讨论所涉及的遗传与发育的关系也是在新达尔文主义范式形成期间的观点。正如迪普（D. Depew）指出的，达尔文主义在进化科学中的持续主导地位反映了它与其他传统有效互动的能力。横空出世的突变论与达尔文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但是达尔文主义通过吸纳新的观点，对自身理论进行了革新。类似的，拉马克主义关于后天特征可遗传的信念也近乎被抛弃，但与之相合的一些事实在扩展进化综合（EES）中重新出现，表现为表型可塑性和生态位构建。同时，对生物体概念的关注也恰恰是传统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此时的达尔文主义（即EES）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达尔文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的融合，虽然现今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在这样的争论下更能体现达尔文主义在生命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
这一脉络表明，我们所面对的达尔文主义纲领是一个相当灵活开放且张力十足的体系，也预示着对其基础的哲学探索也必然充斥着深邃的历史争议与活跃的思想冲突。
02
围绕达尔文主义的哲学讨论
在不同时期达尔文主义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所进行的哲学讨论也不尽相同，这样的达尔文主义演进历程也使得我们反思“达尔文主义”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达尔文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进化生物学的研究传统，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渗透至其他学科的研究，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达尔文主义在不同层次也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当代达尔文主义纲领的哲学基础》从历史、理论与哲学维度剖析达尔文主义，探究当代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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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斌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 3
ISBN 978-7-03-084753-9
全书将历史脉络与焦点问题相结合，首先梳理了从早期达尔文主义到现代综合运动的历史源流；继而剖析适应论、功能定义、自然选择等核心概念的哲学内涵；再探讨进化理论的概率本质、还原论局限及其公理化可能等结构问题；最后延伸至心灵哲学、认知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应用，并对扩展的进化综合运动进行展望，继而辨析普遍达尔文主义的应用边界。
围绕达尔文主义纲领的理论历史维度，其纲领范式与划界问题成为讨论的核心。一方面，在达尔文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其对进化的解释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纲领研究进化现象的理论框架存在差异。随着当代进化理论的发展，对传统达尔文主义原旨的反思逐渐形成，并通过引入生物学的最新发现来重新建立达尔文主义的研究纲领。因此，对达尔文主义发展历史进行划界研究并对发展中的纲领脉络进行梳理逐渐成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
在更为具体的哲学维度，当下达尔文主义纲领的变革对哲学论题的自然化趋势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围绕生物学新发现，出现了一批着眼于表型可塑性、新颖性表型起源、遗传系统的扩展、进化的生理学与心理学、对基因组的理解、进化的生态学、行为进化的模型、疾病与微生物演化等方向的哲学问题探讨；第二，面向社会与文化层面的研究，形成了如协同进化视角下的文化演化、制度演化、合作起源等社会生物学的哲学问题研究；第三，面向传统哲学领域的自然化改造，出现了关注道德起源、规范性来源、意识与心灵演化、认识能力及知识演化等问题的进化伦理学、进化认识论、达尔文主义认知哲学等研究，革新了传统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研究框架；第四，还包括采取工具主义态度，将达尔文主义方法应用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演化模型研究，开展了达尔文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应用研究。这些论题涉及当今哲学学术探讨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总体来看，国外研究普遍注重达尔文主义的概念问题或在具体领域的应用，对其纲领性和一般应用规范讨论不多，同时系统开展跨历史阶段、应用领域与理论层级间，概念或模型逻辑关联及定义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不多。多数国内研究对达尔文主义前沿进展跟进不够，对于其哲学影响的发掘尚不够深入、全面。这些情况构成了本书撰写的初衷。
本书从结构上划分为12 章，但从论证的思路来说，主要分为5 个部分：达尔文主义的历史源流与当代主要哲学议题研究（第1～2 章）；达尔文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问题研究（第3～6 章）；达尔文主义进化理论的结构问题研究（第7～9 章）；达尔文主义纲领在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应用中的概念、方法、理论问题研究（第10～11 章）；达尔文主义纲领的辨析及其划界问题研究（第12 章）。
本书注重对达尔文主义理论内核的哲学阐释，力求推动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培养读者的科学思维，并为相关科学史、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摘编自《当代达尔文主义纲领的哲学基础》（赵斌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3）一书“导言”，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84753-9
责任编辑：邹 聪 高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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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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