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一本署名很奇怪的小书风行全国。
别人译书，封面上写的都是"某某译"。这本偏不，写的是四个字——"严复达恉（zhi）"。
恉这个字现在不常用，本意是意图，大意。达恉两个字合到一起，大白话说就是，传达个大概意思。
换句话说，翻译这本书的人自己先声明：我这不是在逐字翻译，信达雅跟我统统无关，我就是传递个大概意思，这等于明明白白告诉读者：同志们，小心点啊，我可是“夹带私货”了。
可偏偏就是这本满是“私货”的书，短短数年间风行全国，十几年里印了三十多个版本。那时候的新式青年，嘴里不蹦出几个它里头的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关心国家大事。
这本书中独创的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成了那个年代的流行词，比如陈炯明号"竞存"；胡适不光自己改名叫胡适，字"适之"，他的同学里，更是一堆叫"孙竞存"、"杨天择"等等，就好像现在小学，一个班能找一半叫“子轩”，“梓涵”一样。
最绝的当属鲁迅先生，虽然没改名，但是也专门利用星期天跑进城买回一本，就着花生米、辣椒，看得入了迷，过后更是逢人就推荐此书，可谓忠实拥趸。
这本书就是《天演论》。
严复和他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算是大名鼎鼎，毕竟这是被收录进中学历史课本的重要事件，标志着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
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天演论》的英文原著叫做《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乃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严复在翻译时，有选择的只保留了进化论部分，删掉了伦理学部分。造成的结果就是，《天演论》的核心观点和原著不光不类似，还完全相反，同原作者赫胥黎背道而驰。
有人统计过，《天演论》中来自原著的成分不足27%，完全逐字翻译的部分更是只有可怜的1%，剩下的都是严复的个人发挥。
那么，严复为何要这样做呢？
要想弄明白原因，还得回到那个令每一名中国人都不堪回首的年代。
1894年，甲午战争开打。北洋海军一败再败，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相继失守。
全国人民都很愤慨，但有一个人，在愤懑之余还很难受，他就是严复。严复是那个年代最有名的海归，然而在他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之前，他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回国后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总教习。换句话说，甲午之战中，那些拼命的、战死的，很多是他的同学和学生。
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据他长子严璩后来回忆，严复"心惊手颤，书不成字"，常常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大哭。熟悉西方的他一向知道大清和欧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故步自封的大清居然连日本也打不过，而且还输的这么惨。
这样下去，中国是要亡国的，延续千年的中华文明可能就要断送在这一代人手里了。严复无法再保持沉默，他必须要做些什么，来唤醒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种危机感必须要传递出去，并且形成民族共识，中国才有活路。
那么，到底做点什么呢？严复明白，重病需用猛药，大清已经病入膏肓，需要有一个振聋发聩，甚至危言耸听的理论来刺激，思来想去，他选择了赫胥黎。
在这里，为了方便理解，咱们有必要理清三个英国人和他们的理论。
第一个人，达尔文，达尔文的名气很大，因为他写了《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说万物在生存竞争里被自然选择，留下来的只是"适应环境"的，不是什么更高尚、更进步的。达尔文是个纯粹的生物学家，他的这套理论也只针对生物界，并不涉及人类社会。
第二个人，斯宾塞，斯宾塞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在研究社会学的圈子里，那绝对是声名赫赫，他提出了一个褒贬不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愣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给用到了人类社会。
在斯宾塞看来，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一样，强者吞并弱者，强国欺凌弱国。弱肉强食，没有同情可言，所有国家自由竞争，适者生存。只要遵从这套逻辑，进化就必然一路向前，把人类带进完美社会。
斯宾塞把进化论发扬光大，但同时这经念的也有点歪，他的社会达尔文理论有很多信徒，比如法西斯，带给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灾难。
第三个，赫胥黎，他拥护进化论，但同时他也认为自然界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不能混为一谈。自然界那套你死我活，叫"宇宙过程"；而人毕竟不是禽兽，人类社会讲道德、帮弱者、会自我约束，这个叫"伦理过程"。
在赫胥黎看来，正因为自然残酷，人类才更要用伦理去对抗它、护住弱者。
他有句话特别有名，大意是：猿猴和老虎的那套生存方式，跟健全的道德是水火不容的；文明的意义，就是用伦理处处去挡住残酷的自然。斯宾塞读到后勃然大怒，写信骂他，说这是对进化论"更高应用的一种投降"。
看明白了这三个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严复，就明白他为何这样做以及其良苦用心了。
甲午战败后的大清，最后的一层遮羞布被撕掉，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古老且神秘的帝国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其实不堪一击。每个人都等着来分一杯羹。
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就需要让每一个国人都认识到世界的残酷，从这个角度看，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为合适。可是他的理论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斯宾塞讲究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不顺应时代的弱国就应当坦然被强国所吞并。这话要是原样翻译给一个正在挨打的民族看，等于劝人躺平认栽，中国就真的完了。
而赫胥黎则恰恰相反，他讲究与天争胜，强调人可以凭努力对抗命运，这股劲，正好拿来给中国人打鸡血。
但是赫胥黎的理论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他认为人类社会应当讲道德，强国要帮助弱国，共同进步。这个观点单看没有一点问题，我国现在所大力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个意思。
但问题是，当时的列强可没人这么想，所有国家想的都是如何攫取更多的殖民地，掠夺更多的资源，赫胥黎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显得是如此的不合时宜。
甲午战争时李鸿章寄希望于英俄等国的调停，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希望国联能替中国说话。但结果呢，每一次中国都沦为大国谈判的筹码，交易的对象。
严复无疑是清醒的，他早就看出了列强根本靠不住，中国只能靠自己。所以他选择了翻译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罗马尼斯讲座"的演讲稿《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时又只是有选择性的翻译了进化论部分，而直接放弃了伦理学部分。
就这样，原本是一本讲"伦理如何约束竞争"的书，被严复刻意的改造成了一道动员令。书里充满了读后让人后脖子发凉的句子：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
"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
"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
就这样，《进化论与伦理学》变成了《天演论》，而这本书像野火一样延烧着每一名国人的心和血，让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丢掉幻想，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天演论》在中国造成的震动，是现象级的。
它不是影响了几个人，而是整整一两代。
每一个对中国现状不满，寻求改变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政治观点和派别，都被《天演论》深深的影响。
维新派奉他为导师，康有为称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地四处传播适者生存思想。
革命党也抢着用这本书，邹容写《革命军》，开篇第一句就是"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同此基调。主张改良的和主张革命的，居然能从同一本书里各取所需。
到了五四，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写《敬告青年》，用的还是"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这套逻辑。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背后站着的都是"物竞天择"这四个字。一本书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畅销书了，它成了一种社会语言、一种全民共识。王国维1904年就记下了这种盛况："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
这一切，可以说都是严复和《天演论》的功劳。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严复把一本引导人间大爱，一本伦理道德的书，给翻译成一本弱肉强食的残酷生存指南，他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功利，做错了呢？
我认为没有错，赫胥黎的理论是应该给强者看的，让强国主动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来维系人类的和谐稳定，共同发展；而斯宾塞的理论则是给弱者看的，让他们明白弱即是原罪，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讲道德上，而要寄托在奋斗自强上，你不努力，凭什么希望强者尊重你，帮助你。
至于严复的理论，那就是给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国看的，是对中国对症下药的一剂救国良方。他成功了。这本夹带了满满“私货”的书，真的把一个昏睡的民族喊醒了大半。
只是，当警报解除、当中国终于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弱者时，我们或许也该回头，把严复当年为了救急而略过的那半本书捡起来读一读。
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它在竞争中赢了多少，而在于它赢了之后，还愿不愿意弯下腰，护住那些跑不快的人。
物竞天择可以让一个民族活下来。
但让人成其为人的，终究是那个被严复从书名里拿掉、却始终站在赫胥黎演讲深处的词——伦理。
美国也许永远学不会，但中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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