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慧怡
图①为私人收藏，图②③④版权所有者均为英国国家肖像馆。
关于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有机辩证关系，或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的“画如此，诗亦然”(Ut pictura poesis)最为著名。这则拉丁短语曾被译为“书画同源”“诗画同质”“诗画一体”，在后世激起无数辩论，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的“诗画异质说”便是个中典例。
一份手稿背后承载着作家怎样的创作历程？一幅肖像又透露出作家怎样的个性？文字与视觉艺术是竞争还是互证？走进今年3月由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国家肖像馆联合主办、大英图书馆参与策划的“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135件肖像和手迹以“诗画互注”的逻辑，将5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文学故事向参观者娓娓道来。
作家肖像与作家作品形成张力
作家肖像与其作品之间的张力，早在英国国家肖像馆开馆首藏的莎士比亚“钱多斯肖像”(即《威廉·莎士比亚》，见图②)中就有所体现。这幅油画因早期收藏者钱多斯爵士得名，相传为约翰·泰勒绘制于1610年，被认为是莎氏唯一的生前肖像。特展中，它被安置在展示《第一对开本》的玻璃柜上方。《第一对开本》的标题页(见图①)有一幅马丁·德罗肖特所作的版画肖像，强调该书内容出自莎氏之手——这是莎士比亚离世7年后友人出版的作品集，包含36部剧作，其中一半此前从未刊行。
莎士比亚阔额头、肿眼皮、高发际线等标志性特征在两幅画像中清晰可见。时隔不到15年，“钱多斯肖像”中佩戴单边耳环、垂坠式衣领敞开、神情自然的波西米亚式艺术家肖像，已转化为对开本上发型一丝不苟、轮状皱领方方正正、面容拘谨的经典作家像，耳环这一极具象征性的时尚单品也被舍弃。对开本旨在奠定莎氏的权威剧作家身份，肖像便将他塑造为不朽的文学巨擘和上流绅士——轮状皱领彼时被视为贵族特权。对开本肖像的对页还附有一首短诗《致读者》，来自莎氏的友人兼竞争对手本·琼森：
“你所看到呈现在此的肖像/是为了高贵的莎士比亚所作/刻工在其中与自然竞争/试图比真人画得更栩栩如生/哦，假如他能像刻画他的面容般/用黄铜刻画出他的智慧……既然刻工欠缺这份手艺，读者啊，不要看他的肖像，去读他的书。”
这首诗也被后世称为《论莎士比亚的肖像》。琼森在肯定肖像本身逼真的同时，否定了以视觉艺术“刻画智慧”的可能。他劝勉读者将目光从已经看到的莎士比亚肖像，转向尚未读到的莎士比亚文本。早期现代作家对肖像(画)与作品(诗)、表象与实质之间关系的思考在这短短10行“题画诗”中巧妙展开。
以“印刻”彰显“个性”
莎士比亚之外，展览还呈现了诸多早期现代作者的油画或版画肖像。如将意大利体十四行诗“英国化”的都铎王朝早期诗人托马斯·怀亚特、失明后口述创作史诗《失乐园》的约翰·弥尔顿、凭借崇高声望获授英国首个“桂冠诗人”头衔的约翰·德莱顿等。这些作家主要活跃于16至17世纪，以划时代的创作彰显现代英语作为年轻文学语言的活力。
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紧随古登堡的脚步，于伦敦建立英国首家印刷所。在随后的两个世纪内，我们愈发频繁地看到作者个性成为书籍个性的一部分，“个性”(character)一词的词源恰恰是希腊语动词“印刻”(kharassein)。与此同时，在印刷书籍逐渐取代中世纪普遍匿名手抄本后，作者肖像在奠定作者权威和作品原创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相比泥金手抄本中偶见的以“缮写室中的作者”或“作者向赞助人献出作品”为主题的彩绘细密画，可被复制的版画作者像已批量出现在作品扉页。以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的《杂诗集》为例，卷首作者像由刻工临摹自早期油画肖像，凸显着作者的某些个性特点。
托版画肖像的福，一些兼事翻译的作家与其翻译对象在对页上结成“共同体”。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1760年版《伊利亚特》卷首，左页是满额沟壑、处于吟诗出神状态的荷马胸像，右页是托腮望向荷马的蒲柏，暗示两人已在英语世界被看作荷马史诗的共同作者。这其实延续了一种中世纪传统：译者被看成某一类作者。以“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为代表的中古英语作家常常将译作与著作并举，共同列为自己的作品。蒲柏本人曾多次感慨，是荷马译本的商业成功使他得以全职写作。
19世纪以来，作家职业像更倾向凸显“活人感”，比如手持羽毛笔的雪莱、翻阅笔记的济慈、左手压住刚完成手稿的狄更斯、在书房中执笔走神的鲁德亚德·吉卜林、在湖区羊群前手执笔记的碧雅特丽克丝·波特和低头奋笔疾书的J.K.罗琳(见图③)等。比起早期现代的经典作家像，这些“工位照”——哪怕是在工位上磨洋工——也更加生动地体现了近现代作家的生活环境、工作习惯和脾气秉性，以及“写作并不总是顺利的”这一基本事实。
女性作家从边缘走向中央
“文心追迹”“成名之路”“冲破樊笼”“声名赫赫”“改写世界”——特展五大主题单元中，女性作家的肖像和手迹尤为引人注目。
生活于19世纪的勃朗特姐妹选择用男性笔名写作，以确保作品顺利出版从而赢得更广泛的读者。“冲破樊笼”单元中，勃朗特姐妹的“柱子肖像”(见图④)是著名展品之一。这幅油画名为《安妮、艾米莉与夏洛蒂·勃朗特》，由其兄弟勃兰威尔于17岁左右亲绘，夏洛蒂(右一)和艾米莉(右二)之间的一道光柱中原有他的自画像，后来被画家用一根粗糙的柱子覆盖，画作因此得名。位于西约克郡的家中，勃朗特家的4个青少年曾在客厅圆桌围坐，共同游戏、写作、画画、办手工报纸，在风雨凄迷的荒原度过许多漫漫长夜。
我曾造访他们的故居，惊讶于这样一张不起眼的小桌竟见证《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妮丝·格雷》等名作的萌芽，并深深羡慕“勃朗特家的孩子们”用创作共同抵御人世荒凉的手足情谊。或许因多年相伴相知，勃兰威尔笔下的夏洛蒂面容恬静务实，安妮灵动不羁，“隐士”艾米莉的眼神则像她那些呼唤石楠和星辰的超逸诗篇，越过此时此地，凝聚并消散于空茫。
“文心追迹”单元中，范妮·伯尼的油画像以华丽的“卢纳迪”帽子夺人眼球，她创作了英国最早的女性长篇小说之一《伊夫莱娜》，深受简·奥斯汀等作家推崇，然而她的肖像却未显露小说家的这一面，反而塑造了一位时髦女郎。“改写世界”单元中，19世纪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油画像目光炯炯，沉静坚毅，她的爱情诗动人心弦，作家本人也因积极投身废奴运动、在作品中揭露社会不公而名垂文学史。
从早先只能隐藏在男性笔名后出版作品，或仅留下个别由亲友绘制的肖像，到不情愿地允许画像被画家和出版商塑造为有利于作品营销的“美女作家”，再到能够掌握自己肖像的话语权，并参与自身职业形象重塑……5个世纪以来，女作家的写作和出版之路迂回坎坷，日益得到应有的关注，并逐渐大放异彩。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生活困窘的单身母亲望向列车窗外，仿佛看到一个瘦弱的黑发男孩向她微笑——这正是哈利·波特从J.K.罗琳笔下诞生的瞬间。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前驻足，伴随哈利·波特成长的一代代读者相信生活中仍有魔法、勇气、智慧、忠诚，还有爱。
“当作品、肖像与传记相互交汇，便构成了一次难得的契机，让我们得以走近500年来最具才华的文学大师。”策展人凯瑟琳·麦克劳德和亚历山德拉·奥尔特在导言中如是说。今天，人们仍在莎士比亚的忌日暨推定诞辰——4月23日，庆祝世界读书日。本·琼森的题诗或许略显偏颇：我们大可以走进博物馆去看作家肖像，然后带着更为立体的目光，开卷，深读。
(作者为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
《 人民日报 》( 2026年04月24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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