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8日，汤佩松（前排左4）和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在大普吉村，前排左3为李约瑟夫人、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李大斐。1943年春，汤佩松夫人黄翠梧怀着身孕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已艰难地离开大普吉村。李约瑟 摄
寻找历史间隙里的黄翠梧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错漏二三例
文 | 陈杰
近日，郑绩女士所作《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以下简称“郑著”）受到关注，作者艰辛地打捞史料，在历史间隙里发现以往被忽视的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体，称她们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标本，这些女性独特的历史意义长期被“家属”的标识遮蔽。郑著打开了一片女性斑斓的知性世界，是当下西南联大叙事的一项突破。
由于史实的湮没，该作存在若干错漏之例，试举二三。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
汤佩松（1903—2001）教授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科的奠基人，西南联大时期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夫人是加拿大籍华侨黄翠梧。郑著第142页有这样的脚注：联大时期汤佩松和金岳霖算是少有的单身汉，金岳霖四处蹭饭，汤佩松则常办派对。汤佩松到1950年才结婚，反清斗士的儿子娶了保皇忠臣郑孝胥的孙女郑襄。
历史实存的教授夫人在郑著消失了。汤佩松1930年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黄翠梧成家，两人都从事“探索生命现象之谜”的植物生理学研究，共同在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完成实验工作。
1933年8月，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的汤佩松已在哈佛大学从事三年研究，夫妇俩育有一子又龙，他决然回国。时值“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震动了在美华人，加上美国经济危机带来恐慌与混乱，作为被“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庚子赔款）哺育的中国学人，汤佩松认定终生报“国恩”。同学兼挚友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答应在纽约一大学建立一项基金专供汤佩松继续长期研究，并护送患眼疾的黄翠梧回加拿大娘家，汤佩松对此十分感激，但还是回绝了这一挽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黄翠梧带着6岁的又龙从美国来到汤佩松任教的武汉大学，支持汤佩松到前线参军，直接出力杀敌，汤佩松未能如愿从军，回校研试防毒面具用的活性炭。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汤佩松把妻儿送到香港暂居。
1938年9月，汤佩松应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三常委之一梅贻琦邀约，任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年底，汤佩松把在港岛的妻子黄翠梧和又龙接回昆明。1939年冬，夫妇俩又有了儿子肖龙和以后的又有一个孩子湘捷。一家五口居住在昆明郊外大普吉村研究室旁的简陋小屋。生物学系研究生、助教吴征镒每到研究室，常看到黄翠梧在家门口用木盆、搓板给先生洗衣服，看上去非常勤俭，想来她是早期从福建到加拿大当华工的后裔，出生于贫苦人家。她还帮汤佩松写论文。（吴征镒：《我所认识的大普吉人》）1943年3月1日，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来到植物生理学研究室，看到实验室与寝室混在一起，房屋用泥砖建成，他的卧室、客厅，除了床、桌子、椅子，没有更多的家具或物件。卧室没有天花板，能看见瓦片，李约瑟当日写给友人的信说：“这些学者居住的房屋像法国或威尔士人的农舍，有些原始且没有装饰”。当晚，吃过一顿中餐后，汤佩松和夫人黄翠梧召集年轻研究人员和家属围着火塘办了一场大型家庭晚会，欢迎李约瑟的到来。
大普吉的生活愈来愈艰难，汤佩松变卖衣物度日，黄翠梧将仅存的一点东西全部折卖，由于营养不足，缺医少药，以致双目渐渐失明，不得不于1943年春怀着身孕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不足两岁，由昆明乘极为危险又是唯一的驼峰航线绕道印度，换船经澳洲返美国，后定居故乡加拿大。汤佩松后在其著述《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位生理学科学家的回忆录》中说，“她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使我终身感激、难忘。她为我们的四个孩子在旅途中以及后来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期不能往来而经受的痛苦和牺牲，只有她这样一位顽强的妇女方能做到。我和我的孩子之所以有今天的一点点成就，是和她的毅力分不开的。”
《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位生理学科学家的回忆录》
1947年6月，汤佩松接到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李约瑟的邀请，7月中旬赴伦敦参加第七届国际生理学会议，会后途径美国便道赴加拿大看望黄翠梧和家人，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夫妇俩最小的男孩志龙已4岁，第一次见到父亲，家人团聚颇多伤感，黄翠梧通过侨胞亲友已先在温哥华大学及其他地方商谈了丈夫留在加拿大的可能性，但是汤佩松自认不能与母校清华大学“不辞而别”，坚决于同年10月回到北平。从此与只身在困苦环境中挣扎的黄翠梧天各一方。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动员北方教授南下，黄翠梧又来电报说已为丈夫在温哥华作了职业安排。汤佩松慎重地与老友陈岱孙长谈几次，下定决心，不再离开北平。不久，黄翠梧与世长辞。
1950年，汤佩松与郑襄结婚（邵瑜：《母亲郑逊轶事》）。1979年春，76岁的汤佩松去加拿大探亲，和长子又龙一起为黄翠梧扫墓，表达他的哀悼、感激和忏悔，之后告别了儿子，回到祖国。
西南联大教授即使生活十分困难，依然没有放弃科研探求，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金属研究所余瑞璜教授，召集位于大普吉村的农业、无线电、金属三个研究所的科学家，每月定期在大普吉村与梨园村之间的一家茶馆会晤，由每人轮流做自己的工作报告或专题讨论，学术空气非常浓厚。经常出席有吴有训、任之恭、汤佩松等15人左右，别称“梨园会晤”。这些科学家有的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部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汤佩松在前述回忆录中说，“最使我们高兴的还是我们这个集体里的物理学成员的学生中出了两位比我们成就更高的人物：杨振宁和李政道！”而非郑著第142页脚注所写，15人“物理学系的李政道和杨振宁也在其中。”有关两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西南联大学子师承佳话，不可误传。
郑著掀开了历史一角值得真实回望。1946年7月15日下午，民主斗士闻一多在自家门口昆明西仓坡遇刺，陪伴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立刻扑到父亲身上，紧紧护卫父亲，身中五弹，右腿被打残，肺部被打穿，血流如注。值西南联大已结业，英勇的闻立鹤正待北上清华大学外语系复学，当时他并非如郑著所说是“中共地下党员”，而是于1948年1月在北平入党，后化名“高克”。（高晓红：《蜡炬成灰泪始干——回忆我的父亲闻立鹤》）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次日，他奉派参加接管铁路工作组，之后长期在北京铁路局天津分局工作，1975年调至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回归专业，1981年3月病逝。
郑著“前言”说在照片中看到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迁往昆明的湘滇黔旅行团于1938年4月抵昆时各方欢迎的实景，赵元任教授的二女儿赵新那是献花篮的少女之一，二女婿黄培云作为旅行团小分队长，站在前列，那应该是他们的初次相遇，说不定还是初次相识。据《黄培云口述自传》记述，在人群中，“第一次碰到了我后来的老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并不认识，直到我留学美国，才在清华同学会聚会时真正认识她。”
《黄培云口述自传》
黄培云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后通过庚款留美考试，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读博，1941年，他在1938年8月赴美的赵元任家参加同学会，帮赵新那洗碗时两人相识。所以，郑著写献花篮的组织者之一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冥冥中已将女儿的命运排定”，只是美丽的臆想。黄培云和赵新那1945年7月在美成婚，1946年底相偕归国，黄后来成为我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这一个个烽火与战乱中西南联大的人物故事，令人回味。
如果郑著再版，希望修补这些留有遗憾的错漏。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92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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