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厅中，一卷元代《三骏图》缓缓展开，将观众带回七百年前的历史现场——来自“拂朗国”（泛指今欧洲地区）进献名马的瞬间，这一画作也是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天马凌云——故宫博物院藏绘画珍品”的亮点之一，展览以“马”为线索，贯穿宫廷礼制、边塞烽烟、文人心境与中西交汇，铺陈出一部跨越元代至二十世纪的艺术史叙事。
九峰道人(活跃于14世纪) 《三骏图》(局部) 至正二年(1342年) 绢本设色手卷 故宫博物院
元代九峰道人的《三骏图》中，六位肤色、装束各异的人物，手牵三匹形态健硕的骏马，徐徐行进。队伍前端的侍者，神情肃穆，旗帜之上，“进贡”二字清晰可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其笔致劲健，设色浓丽，不仅记录了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异域献马的瞬间，也以其自身极为短暂的展期（2026年3月20日至4月16日）成为“天马凌云——故宫博物院藏绘画珍品”中最受关注的“限时”珍品。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毗邻维港，整体外形借鉴中国传统器物设计理念——“上宽下聚，顶虚底实”。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该展既是香港故宫马年呈献的首个全新展览，也是香港首个以“马”为主题的大规模中国历代绘画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3月17日，为期一年。展览计划为四期、轮换展出近百件横跨元代至二十世纪的绘画珍品，每轮展期约三个月。
“天马凌云⸺故宫博物院藏绘画珍品”专题展览现场空镜图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记者近日应香港旅游发展局之邀，亲临现场，所见证的正是其“第一期”（展期为2026年3月20日至6月15日）的展陈面貌。而在后续的二期、三期和四期中，还将有不同主题和重点的展品陆续与观众见面。贯穿全年的展陈，旨在透过宫廷与文人、传统与现代，尤其是中国与欧洲的多元维度，系统梳理“马”这一经典意象在中国艺术史中的流变，并探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相遇、碰撞与融合的轨迹。
庙堂与烽烟，骏马叙事中的国家仪轨与历史回响
就历史而言，唐代鞍马成为独立画科，至晚明、清初欧洲绘画知识传入带来新高峰，再到晚清、近现代中西画风进一步相融，中国马画艺术的每一次蜕变，都紧密关联着时代的精神风貌与技术革新。“天马凌云”展览并未采用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以主题为经纬，将跨度七个世纪的近百件珍品编织进四个结构清晰的单元之中，力图在多元视角下构建对中国马画艺术的立体认知。
在第一单元“宫廷：行游与骑猎”中，一种庄重而宏大的叙事感扑面而来。在这里，马不再是自然生灵，而是帝国权力、文治武功的视觉化延伸。
丁裕（活跃于18世纪早中期）《围猎图》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绢本设色立轴 故宫博物院 © 故宫博物院
清代宫廷画家丁裕的《围猎图》描绘了康熙年间满洲贵族于山林合围射猎的壮观场面，骏马奔腾，猎手英姿飒爽。这幅绘于1709年的作品，其意义远超一般的行乐图。导览现场解读，这种“合围”本身是“骑射立国”祖训的演练，是军事素养的展现，画中之马因而成为尚武精神与国家力量的象征。
郎世宁（1688–1766年）等 《弘历挟矢图》 乾隆七年（1742年） 绢本设色立轴 故宫博物院 © 故宫博物院
视线移转，一幅高达2.59米的巨制《弘历挟矢图》占据了展厅内的显要位置。这是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与中国宫廷画家合作的典范。画面中心，时年32岁的乾隆身骑名为“狮子玉”的白色御马，于木兰秋狝的树林中回身挟矢，气定神闲。
郎世宁（1688–1766 年）《 郊原牧马图（八骏图）》 ，18 世纪早中期 绢本设色手卷 故宫博物院 © 故宫博物院
同单元展出的郎世宁《郊原牧马图》（又称《八骏图》），则进一步展现了其融合探索：八匹毛色各异、体态饱满的骏马悠然憩息，欧洲写实技法被巧妙置于柔和的平面光线下，减弱了视觉冲突，更符合东方审美趣味。
第二单元“边塞：铁马与烽尘”中，空气仿佛都染上了苍茫与悲怆的色彩。在这里，马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成为连接不同文明、承载战争与和平、演绎个人命运与国家关系的符号。
九峰道人（活跃于14世纪） 《三骏图》 元 至正二年（1342年） 绢本设色立轴 故宫博物院 © 故宫博物院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除了元代《三骏图》的“职贡”场景，更多画作则指向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边塞叙事。清代画家费丹旭的《昭君出塞图》，描绘了王昭君在漫天黄沙与萧瑟寒林中骑马远行的背影，马匹的步履显得沉重而无奈，完美烘托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哀怨氛围。画作中的马，是背井离乡的坐骑，也是历史悲剧的沉默参与者。
费丹旭（1802–1850年） 《昭君出塞图》（局部） 清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绢本设色立轴 故宫博物院 © 故宫博物院
清代宫廷画家姚文瀚等人奉敕绘制的《平定安南战图》册页布局宏大，人物马匹众多，画家在运用中国山水画背景的同时，融入了欧洲绘画的焦点透视与明暗对比，增强了画面的纵深感与紧张节奏，既是以图纪史，也透露出对和平的深远向往。
骏马意象中的文人情致与时代新声
穿过边塞的烽烟，展厅氛围在第三单元“山泽：文思伴马蹄”陡然变得宁静、疏朗。这里脱离了庙堂的庄严与边关的肃杀，进入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心世界与理想山林。马的形象也随之“变小”，融入山水，成为点景，但其承载的精神分量却丝毫未减。
明代文嘉（1501–1583年） 《山水图》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明代文徵明次子文嘉的《山水图》是这一美学追求的典型。画面中，一红衣高士骑白马，悠然行于溪桥之上，周围云烟缭绕，远山如黛。画面上方，画家自题唐代李白诗句“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张穆（1607–1683年） 《树下骏马》 康熙十一年（1672年） 纸本墨笔立轴 香港艺术馆藏品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与此形成强烈精神对照的，是明末清初遗民画家张穆的《树下骏马》。画面极为简洁：一匹骏马被系于叶落殆尽的枯树之下，远处寒鸦点点，气氛孤寂清冷。这幅作于1672年的作品，被普遍认为是张穆自身境遇与心境的写照。
展览的尾声，第四单元“中西：骏马腾古今”，将观众从古代的文人心绪中拉回，步入一个充满活力与变革的近现代艺术现场。这里呈现的，是中国马画在遭遇西方艺术强烈冲击后，所迸发出的创造性转化与新生。
任颐（1840–1896年）《云山策马图》 光绪十二年（1886年） 纸本设色立轴 故宫博物院 © 故宫博物院
晚清海派名家任颐的《云山策马图》率先展现了这种变革的初貌。与之前工整细致的画风不同，任颐以灵秀纵逸的写意笔法描绘马上人物，笔墨酣畅，生动传神，一股活泼的世俗气息与个性解放的精神扑面而来，令人耳目一新。
爱新觉罗·载瀛（1859–1930年） 《画马图》 20世纪早期 纸本墨笔立轴 故宫博物院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清朝宗室画家爱新觉罗·载瀛的《画马图》首次在故宫以外展出，他深受郎世宁等前辈影响，所画白马独立于虚空，以淡墨层层晕染出体积与光影，但弱化了强烈的明暗对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现代美术名家徐悲鸿的《双马图》。这幅1945年赠友人的新婚贺礼，是其艺术风格成熟期的代表作。画中两匹骏马并辔奔腾，墨色淋漓，笔力雄健。徐悲鸿早年留学欧洲，深研解剖与素描，归国后将这些科学观察融入大写意笔墨。画中之马，结构精准无比，动势雷霆万钧，充满了不可遏制的生命力与昂扬斗志。
徐悲鸿（1895–1953 年）《双马图》 1945年 纸本设色立轴 故宫博物院 © 故宫博物院
一场可感、可玩、可思的对话之旅
“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此次展览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大力支持。故宫馆藏文物有180余万件，而通常所说的‘国宝’，国家一级文物只有8000余件。他们从这8000余件里精心遴选出15件，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借展给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及首席策展人王伊悠介绍说。
她同时强调此次展览的匠心，“不仅体现在墙上的珍品画作，更弥漫于整个观展体验之中”。为了使跨越数百年的艺术珍品能与当代观众，尤其是多元化的国际观众与年轻群体产生更深刻的连接，展览中精心嵌入了多项多媒体互动装置，但其应用原则始终清晰：尊重文物，深化解读，连接日常生活。
澎湃新闻在展厅中注意到，针对国际观众可能对中国绘画“诗书画印”结合的传统感到隔阂，展览设计了“诗画中的马：配对游戏”互动装置。观众可将李白、王维、白居易等唐代诗人咏马的诗句（配有英文翻译），通过拖拽的方式与展厅中的相应画作进行匹配。这一简单的游戏化交互，无声地引导观众在观察画面细节的同时，理解中国艺术中文学与图像相映成趣的美学精髓。
“AI与你创作马画”互动装置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更受年轻观众欢迎的，或许是“AI与你创作马画”装置。观众可以选择“清宫古典”、“现代写意”或“印象派油画”风格，在屏幕上自由涂抹，AI便会即时生成一幅融合个人笔触与大师风骨的数字马画，扫码即可保存这份独特的“数字纪念品”。
“香港·马迹”地图 ©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展览结束出口处，一幅“香港·马迹”地图带来了最亲切的共鸣——地图上清晰地标出了跑马地、马鞍山（主峰名为“马头顶”，海拔702米）、马湾、马料水等香港本地与“马”相关的地名。王伊悠表示，希望引导观众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或曾到访的地区，主动寻找“马”的足迹——当宏大的艺术史叙事最终轻轻锚定在观众每日途经的街道与山峦之名上时，一种深刻的文化在地性与归属感便油然而生。而历史的长河，也就这样流入了我们生活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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