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亡的烽火岁月里，一位出身中医世家的知识青年，毅然舍弃殷实家境的安逸，告别校园的宁静，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泰山脚下的抗日战场。他就是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崔宜平。
狱中淬炼：铁窗难凉热血
1915年，崔宜平出生于河南省兰封县（今兰考县）一个祖传三代的中医家庭。自幼聪敏好学的他，六岁入县城小学，不仅成绩优异，更常将家中干粮分给贫苦同窗，仁爱之心初露端倪。考入开封中学后，进步书刊在他手中悄然传递，革命火种在心中萌发。
十七岁那年，崔宜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预科，后转入朝阳大学深造。彼时的北平，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激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积极参加罢课游行，投身抗日救亡活动，逐渐接触并接受了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开始参与党的地下工作。然而，他的活跃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一天深夜，反动军警突袭他的住所，仅凭桌上的一本进步杂志，便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将他逮捕。狱中，严刑拷打未能撬开他的嘴，威逼利诱未能动摇他的心。敌人一次又一次审讯，他始终守口如瓶，未吐露半句党的秘密。非人的折磨使他患上严重的“回归热”，全身皮下出血，鼻血常流不止。经学校与亲友多方营救，他才得以保释出狱。
身体稍有好转，崔宜平便前往郑州，与几位进步青年创办精业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可学校开办不久即遭查封，他再度被拘审。两次铁窗生涯，非但没有磨灭他的革命意志，反而让他的信仰更加坚定。
危局撑天：军政一肩担责任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崔宜平毅然投笔从戎，未等毕业便奔赴山东曹县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随流亡学生深入泰西地区，以爱国知识分子身份秘密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普及游击战术，点燃群众抗日热情。
1939年，崔宜平任八路军山东纵队6支队1团1营教导员，亲临前线淬火成长。1940年，他调任泰安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同年12月临危受命，25岁就出任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此时东平抗日形势极度恶化，日伪疯狂“扫荡”“蚕食”，县政府被迫转入山区游击办公。1941年，因部队将领叛变，25岁的崔宜平兼任独立5营营长，一人扛起全县军政重担。
面对日伪“治安强化运动”与保甲连坐制度，他克服人地两生困难，一面率部粉碎“扫荡”、保存力量；一面深入基层，策反伪乡村长成为“革命两面派”，为八路军传递情报、掩护同志。
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他带领队伍辗转东平、平阴、肥城、汶上四县，多次突破数十倍敌人包围。
为坚持敌后斗争，他毅然将主力回撤，仅带少量人员重返沦陷区，昼伏夜出开展秘密工作，用无畏坚守点燃抗日火种。
血染李圈村：最后一颗子弹写忠诚
1942年1月，崔宜平率县委、县政府在李圈村召开秘密会议。因担心工作刚有起色错失良机，他决定暂留此地继续联系群众。
2月24日清晨，汉奸队长孙锡元带领300余名日伪军悄然包围了李圈村。
枪声惊醒了患病中的崔宜平。他立即组织突围，开枪击退破门伪军，率警卫员向村东树林转移。散住在群众家中的其他同志也边打边撤，村四周枪声大作。
激战中崔宜平腿部中弹，追兵逼近。为不拖累战友，他厉声命令警卫员撤离：“赶紧走！这是命令！”
警卫员只好含着泪边还击边向树林撤退。此时，崔宜平枪中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他抱定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毅然举枪对准自己胸膛，扣动了扳机。
然而，这一枪并未立即夺去他的生命。当他在昏迷中被抬到伪五区区部时，汉奸区长孙锡元凑上前劝降。崔宜平怒目圆睁，义正词严：“你是汉奸，民族败类，你不配与我说话，赶快给我滚开！”
当日下午，因伤势过重，崔宜平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七岁。
结语
1942年4月18日，中共泰西地委向全区发出悼念通知，称他是“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高度评价他“在敌人面前显示出布尔什维克高尚的气节——威武不屈，是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人类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光荣牺牲”。
如今，在东平湖东岸的烈士陵园里，崔宜平的墓碑矗立在墓园正中央。这位从黄河之滨来到泰山脚下的热血青年，终于在他用生命守护的东原大地上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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