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7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东亚近世的小读书人”青年工作坊在成均苑4幢900报告厅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12位学者齐聚一堂。
开幕式上，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周明初教授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
第一场主题为“晚明‘小人物’的书序运作与文坛突围”，由李碧（浙江理工大学）主持。
王润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传统文学史叙事以大人物和流派更迭为主线，导致小人物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文学史呈现为断裂的转折。她以晚明陈文烛《二酉园集》序系统为个案，在书籍文化背景下转向小人物“一书多序”的副文本实践。陈文烛通过精心运作，将各小集、诗集与文集、总集共26篇序文构建成三层金字塔式的话语系统：从小集序到总序，自下而上地累积多维认证；整合不同派别、地域甚至阶层多元的声音，形成“去中心化”的舆论合力。这套副文本装置的运作，不仅记录了陈文烛从摹拟复古到自成风格的艺文探索，更使其从求序者变为主要作序者，在王世贞主导的文坛盟主认证模式之外，完成文坛突围。王润英强调，小人物并非文学风潮的附庸和被动接受者，甚至可以是积极介入秩序重构的行动主体。这一视角，有助于重建更具连续性与解释力的文学史图景。而刻意以“小人物”为题，正是为讨论“小读书人”概念的动态边界。
与谈人周游（浙江大学）从清代研究视角出发，肯定“小读书人”概念的启发意义。他认为概念的具体定义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带来的动态视角——营造出上下级与平行之间的互动机制，使文学与社会系统活泛起来。结合岸本美绪对明代的研究，周游指出明代社会流动性强、秩序松动，士绅联合小读书人乃至流民，形成横向结社与纵向网络，一书多序现象正是这种“壮声势”的表现。小人物研究有助于揭示社会分层与底层执拗的“底色”：即便主流风气更迭，基层仍可能固守旧有思想资源，形成不同地域的差异化接受。周游还提出，明代文人源于社会经济政治变动的不安感驱动了结盟与序文运作，未来应从历史学角度更细致地探讨阅读史与想象层面，以深化对文人实践的理解。
第二场演讲主题为“近世东亚小读书人的多维联动与跨域影响——以《唐诗训解》作为个案”，由黄鹏程（浙江大学）主持。
许建业（香港树仁大学）以晚明建阳坊刻《唐诗训解》为个案，探讨小读书人在复古派思潮运动中的多维参与。他指出，复古派领袖李攀龙编选了《古今诗删》并撰有《选唐诗序》，但更为流行的是可能由某小读书人从中撷取出来的《唐诗选》。这部别样的选本备受大小诗论家讨论，成了于鳞选唐的代表。后来如蒋一葵为其作笺注、唐汝询将之与《唐诗正声》、《唐诗归》等汇合评解，使它的阅读群众深入各个阶层，可说是晚明复古派余波的深层脉动，也体现了底层文人的各种选择与调和。而建阳书商利用蒋注、唐解冒托派生出的《唐诗训解》，除了展现晚明“稗贩诗学”的阅读世界，其东传日本更一度成为日本江户时代大小读书人争读之书，并间接驱动注解唐诗的浪潮。透过此个案，许建业提出四个思考方向：媒介的转换、层级的周流、领域的跨越与地域的对照。他强调，若只关注大人物的学说，往往忽略底层小读书人在整个运动中的实际运作与价值意义——他们通过编、注、序跋等不同方式与实践，推动甚至重塑了东亚诗学思潮的底层逻辑。
与谈人熊啸（浙江财经大学）从女性诗集编纂和日本诗学接受两个角度回应。他指出，明代中叶女性诗集的编纂最初多出于书商获利目的，其中伪作参半，但长期流传后真正建构起女性诗歌传统，并与晚明心学思潮耦合，促成女性诗人的崛起。这体现了底层出版力量“自下而上”的渗透。关于《唐诗训解》在日本的接受，熊啸注意到诗学风潮的传播存在时空错位：江户后期偏远乡塾仍在教授复古格调诗，而中心城市已转向性灵派。他以江户学者大田锦城为例，其诗集中完整保留了从复古到性灵再到折衷的转变轨迹，这与明代文人有意销毁早期作品形成对比。熊啸认为，书籍作为中介，推动了诗学流派的更迭，但也可能导致对核心思想的表层化理解。他呼应许建业提出的“由下而上”视角，强调底层文人的阅读偏好与出版操作，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的实际走向与地域差异。
第三场演讲主题为“十六世纪的传统创造与知识调度：小读书人在阳明学运动下的困境与转向”，由周明初（浙江大学）主持。
张艺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指出，土木堡之变（1449年）引发明代社会秩序松动，地方治理趋于瓦解，催生了吴与弼、罗伦等新一代的理学家，但其未能解决民众的失序感。阳明学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吸引并动员了大量基层小读书人，通过书院讲学与乡里讲会，将思想转化为“觉民行道”的社会实践。他将阳明学区分为“作为思想的阳明学”（以大儒为核心）与“作为运动的阳明学”（以小读书人为主力）。然而，万历中期以后，阳明学逐渐威权化，讲究身份出身，加上小读书人的乡里空间被挤压，于是被迫转向体制内的制艺写作。制艺不仅是科举工具，更是小读书人进行知识调度、重新诠释儒学经典的方式——他们通过八股文有效调动庞杂知识，以众人之力累积对经典的新解。张艺曦认为，这一转向预示了明末思潮的主线，而明朝的突然亡国使这一进程成为没有答案的历史悬问。
徐隆垚（浙江大学）从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回应，他指出“小读书人”及相关阐释展示了明代文学史与思想史深度互动的可能性。张艺曦在《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2022）与《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学与制艺》（2025）中概括出明代风行的三大思潮——复古派、阳明学与制艺。复古、制艺其实都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但在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中一直相对冷落，直到近年渐受重视。张艺曦的工作对于文学研究有独特价值，他不是孤立讨论阳明学，而是将其置于与复古运动、制艺写作的互动结构中，追问思想与文学风潮如何被普通人接受，以及三者之间互动的原理和机制。另外，如何叙述15世纪向来是文学史与思想史共同的难题，对土木堡之变这个重要节点的关注富有启发性。
第四场演讲主题为“南宋‘小读书人’与东亚书籍交流”，由杨琼（浙江大学）主持。
卞东波（南京大学）以南宋三位下层知识人为例，探讨“小读书人”的著作在东亚环流的现象。江西赣州人曾原一，多次科举不第，仅任低级官职，却编著现存唯一的宋代《文选》注释书《选诗演义》。该书在中国失传，但传入朝鲜半岛后因强调忠君爱君的政治教化，被朝鲜国王以活字刊刻并颁赐臣僚，实现了从中国到朝鲜半岛再流传到日本的环流。福建建安人魏庆之，布衣终身，所编诗话总集《诗人玉屑》的中国版本为二十卷本，而日本刊刻的五山版却有二十一卷，且该本经朝鲜翻刻后，又在江户时代回传日本，后为王国维所见，成为今天通行点校本的重要参校本。另一建安人蔡正孙，编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该书在东亚被不断抄写、翻刻、注释，甚至衍生出博物学的亚文本，在朝鲜王朝被从性理学的视角予以解读，而在日本江户时代成为宗宋学者学习汉诗的范本。卞东波强调，这些小人物的著作通过跨国环流，深刻形塑了东亚汉文学的面貌，也启示我们需要建立不同于西方书籍史范式的东亚书籍史解释框架。
陶然（浙江大学）认为，卞东波的演讲生动展示了“环流”这一概念的学术生命力。他梳理了东亚汉籍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关注中国典籍外流与收藏；第二阶段转向考察中国文学文化在域外的影响，仍带有文化输出单向性；第三阶段则以环流视角切入，站在相对平等的立场看待东亚文化的交流与变迁。以卞老师所举案例为例，曾原一的《选诗演义》在中国不受重视，却因预期读者是下层知识人，与朝鲜的需求吻合而获得刊刻；魏庆之、蔡正孙的著作在域外的广泛传播，也说明“经典”与“非经典”的划分取决于接受层面的不同。陶然结合域外词的研究经验指出，朝鲜、日本词人偏用近体诗式的词调，说明输入方会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环流视角提醒研究者避免单一化理解文学现象，需对“大/小读书人”“经典/非经典”进行重新定位。
第五场圆桌会议，研讨主题为“为何关注历史上的‘小读书人’”，由浙江大学徐隆垚主持。
徐隆垚回顾了前四场报告的核心内容，指出四场演讲和对谈在时间上跨越13至17世纪，空间上跨越东亚三国，展示了“小读书人”概念与方法的延展性。在跨学科对话中，读者可能关心以下核心问题：第一，谁是“小读书人”？这个概念在跨学科应用中是否会发生变容；第二，为何关注“小读书人”？如何回应文学与思想史研究关于经典性的质疑；第三，在研究实践中如何指认“小读书人”？尤其当研究对象融汇多个流派时，如何精准定位其归属？
张艺曦回应，第一，“小读书人”是流动的、相对的概念。在思想史中，他将其界定为一般读书人，包括没有功名的中下层士人，以及一些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等，且无跨地域影响力。但这一界定会随时代议题变化：明末制艺兴起后，乡里处士被边缘化，小读书人的圈层发生变动。第二，研究小读书人的必要性在于：历史学不允许跳跃式解释，必须呈现连续发展；大儒的影响力有限，必须通过小读书人的“第二层传播”才能形成大规模思潮。更重要的是，下层的思想翻涌会反向影响上层——万历朝大儒的语录越来越像八股文，正是为了回应小读书人的需求。第三，小读书人属于思想文化史的范畴，与社会经济史所讨论的中下历士人概念并不等同。小读书人不仅涵盖未取得功名者，更关键的特征在于缺乏跨地域的影响力。在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中，功名与影响力并非绝对正相关：部分未具功名者（如泰州学派的王艮）依然能产生跨地域的深远影响；反之，许多拥有功名者，其思想影响力却可能很有限。
卞东波就“小读书人”的概念、史料等面相深入追问。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小读书人”原指缺乏跨地域影响力的人物，但像他揭示的南宋曾原一、魏庆之、蔡正孙等人，在中国本土影响有限，却在中国文学域外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那么“小读书人”的概念能否容纳这样的人，以及“小读书人”与“乡绅”的概念是否存在重叠，仍存在继续讨论的空间。
许建业从文学史、书籍史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回应：“小读书人”概念的流动，是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来界定，更具体的是对权威或权力的分判与确定。权威可以来自身份上的高官、知识上的大儒、文化上的领袖人物等，文学上还要看作品的价值。这些权威具有各种权力，呼召读书人追随，就像我们先从远处看到山峰，才慢慢体认山腰山脚的各样形态。当然，小读书人也是“运动”中的参与零件，而复古思潮是一种运动、书籍环流本身也是一种运动。在辨清、描划更为完整的运动形态，小读书人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或许代表众人面目，当中又或有异样奇相，如何更好地形塑与判析，仍待我们深思。
王润英认为，“小读书人”是一个具有高度辨识度的理论视角，而非僵化的名词定义。其动态性或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学科之间，还体现在一个人自身身份的转变，如陈文烛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变化。研究小读书人对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以大人物和流派为主线的文学史叙事是高度压缩的，研究小读书人可助力历史更具连续性和解释力；更进一步看，小读书人是占据多数的真正实践者，正是这些人的选择与回应，决定了历史的实际走向；具体到近世时段，此期书籍文化高度发达，识字率提升，让更多人走上历史舞台，因此或许并非几位经典人物，小读书人才是近世的主体，也是我们研究应该关注的重点。关于如何指认小读书人，她认为可首先将书籍作为具体抓手，回归对人的实践与处境等方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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