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爆火的“苏超”,让不少人见识到了江苏的“钞能力”。

明明只是个省内比赛,参赛的也基本都是小城市,却能请来阿迪达斯、喜力这样的国际大牌坐阵,排面直接拉满。

甚至还制造出“项羽出场”的名场面,给江苏人挣足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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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小城市,都有这样的家底。

在更多的县城和农村,一种更隐蔽、也更难防的套路,正在悄悄蔓延——AB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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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AB货”,指的是电商卖家把同一链接的货物按质量分成两种类型。

真材实料、质量更好的“A货”,被发往北上广深或省会城市等发达地区;

成本更低、质量更差的“B货”,甚至残次品,则被发配到低线城市、县城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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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分别在不同城市下单同一件衣服,在上海收到的衣服蓬松厚实,颜色鲜艳;

贵州收到的不仅色差巨大,做工粗糙,连长度都短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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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和朋友在同一个店铺买了同一双鞋,只因收货地址不同,便被狸猫换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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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下单的羽绒服,厚实保暖,白鹅绒含量高达95%;

在偏远老家下单的同一件衣服,不仅薄得像纸片,填充物差了十万八千里,连产品名称都莫名其妙地从羊绒大衣变成了毛呢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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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受到最大伤害的,莫过于山东的消费者。

有电商行业人士爆料,给山东人发B货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线上卖水果的,其他地区正常发,山东地区默认发小果,连山东发货的仓库都和别的地区不一样。”

山东人欲哭无泪,明明是商家发货时区别对待,自己退货还要被倒打一耙,被扣上“贪小便宜”“退货率高”“喜欢仅退款”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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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货,已经成为了背刺县城消费者的普遍现象。

消费保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电商行业投诉量达76.3万件,涉及金额高达11.09亿元。

其中,抖音商城、拼多多、淘宝位列投诉榜前三,“货不对板”已经成为投诉最为集中的领域。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AB货”的投诉,更是多达319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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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链不同货”的AB货,是怎样收割县城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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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消费者,被B货骗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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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常见的衣服、鞋包,到水果、纸巾,甚至母婴用品,低线城市、县城农村的消费者已经被B货包围了。

常年被诟病“退货率高达80%”的女装,正是AB货泛滥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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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女性消费者下单后,经常以为自己穿不出模特的效果,是颜值和身材问题。

细细对比后才发现,其实模特身上穿的那件早已被偷梁换柱,版型、颜色、设计全部差了不止一点。

卖家秀像富家千金,买家一穿上秒变保洁王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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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水果都逃不过商家的区别对待。

大城市消费者,收到的是包装精致、大小一致、颗粒饱满的鲜果;

县城乃至农村消费者,收到的却是大小不一,甚至已经开始变质腐烂的歪瓜裂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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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有B货,手机壳有B货,塑料袋有B货,连最该重视质量的母婴用品,也逃脱不了B货的魔爪。

有消费者反映,自己专门在知名母婴品牌旗舰店和专卖店下单,竟然也被换成了低质产品,质量差得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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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总结商家“看人下菜碟”的套路:

“质量最高的一批货,优先给一线和省会城市发;

低线城市的质量次一级,县城的再次一级,最差的发给偏远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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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按地域发货,已经是无良商家最离谱的操作,没想到更深的套路的还在后面。

很多人以为,线上购物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却没想到,旗舰店、专柜、电商等渠道的货源,也早已按渠道分成三六九等。

“按商品质量分成ABCD四个版本,线上要靠低价冲量,发便宜货;线下门店要维护口碑,发高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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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些商家,想割韭菜时连演都不演了。

做过电商的内行人士指出,商家上架商品时,分成价格不同的“普通版”和“升级版”。

但其实两者除了价格不同,质量上根本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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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被逼得实在没招了,开始琢磨如何和商家斗智斗勇。

有人建议,下单时的地址先填北上广深等城市,发货后再改成真实地址。

原本简简单单的购物,硬生生被商家逼成了谍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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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人从中嗅出了发财机会,开始充当中介,帮害怕收到B货的山东人代收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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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货真价实的商品,原本是理所应当的权利,但如今,却变成了一种特权。

为了得到本应拥有的普通购物体验,消费者不得不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绕过层层套路。

这一切的背后,除了无良商家的暗箱操作,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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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内卷,

如何逼出畸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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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货的出现,当然和商家道德败坏有关。

但刀哥认为,要解释为什么这种现象如此普遍,我们需要看到更深层的行业原因。

随着平台竞争不断加剧,平台将增长的压力转移给商家,商家将盈利的焦虑转移给消费者。

在这场“踢猫效应”中,偏远地区的消费者最终被迫承担了行业畸形发展的所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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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如果商家降价就无法保证商品质量,为什么不直接加价呢?

答案是,随着平台竞争不断升级,商家早已无法掌控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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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经社曾经指出,“自动跟价”“全网比价”“全网低价”这三座大山”,已经压得商家喘不过气。

“自动跟价”,意味着在平台大促期间,参与活动的商家只能接收平台设置的低价,无法自己调节价格;

“全网比价”,则要求商家销售的商品必须是全网最低价;

一些电商平台还开发了“自动跟价”工具,只有价格最低的商家才能得到平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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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同一款商品,如果商家定价9.9元,结果其他卖家降到了8.9元,商家的流量就会瞬间消失。

商家为了获得更大曝光,迫不得已降价,降到7.9元,可这时,利润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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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大部分商家已经是赔本赚吆喝,卖得越多,亏得越惨。

电商博主“风中的厂长”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卖家一年销售额超过2亿,但净利润只有55万。

而这55万的利润,甚至不是来自于商品本身,而是通过在包裹中夹带广告游戏卡,从而获得广告收入。

这正是如今电商卖家的生存现状。根据《2025年电商生存调查》显示,超过30%的商家处于亏损状态,而另外30%的商家,利润率只有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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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被压缩到极限后,商家想办法从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节省成本,于是就有了AB货这种操作。

高成本的A货,用来充当品牌的“门面”,打造口碑;

低成本的B货,用来低价走量,吸引平台曝光,最终“变相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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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那些质量较差的商品会发给谁呢?

许多商家心里都经过了一番权衡:大城市的消费者得罪不起,他们通常维权意识较强,一旦出了质量问题往往会立刻投诉、退货,到时候得不偿失;

而县城和农村的消费者,信息闭塞,维权成本更高,甚至有的人连想退货都不知道怎么申请,更适合被“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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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过分的是,电商行业对低线城市的“地域歧视”,早已成为惯例。

早在2024年,就有直播间暴露出“真假混卖”的现象。

原价59元的防晒霜,直播间只卖39元,实际上大城市买到的是真货,假货全部发给小城市。

低线城市的消费者,就这样成了平台倾倒廉价商品的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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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消费者去投诉,商家通常也早有准备。他们的标准答案,就是“产品批次差异”。

而大部分商品本身就有做工和批次差异,商家是无心之失还是恶意降配,平台也很难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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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卷的最后,最无辜、最弱势的县城消费者,沦为了受害者。

只要平台还在用最低价筛选流量,只要维权成本还主要由消费者承担,最先被牺牲的,永远是那些最沉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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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县城,

不该成为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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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县城消费升级”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讲烂的话题。

大批商家和品牌盯上这片蓝海,卷向县城咖啡馆、县城零食店、县城超市、县城医美,所有人都在讲下沉市场,讲小镇青年的消费潜力。

可问题是,他们究竟是服务县城,还是收割县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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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县城,早就不再是价格洼地。县城的消费者,同样愿意为品牌、审美和品质买单。

尼尔森IQ的监测数据显示,2023—2025年,县级市的快消品物价指数连续三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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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某些领域的消费能力,甚至赶超了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春节期间的电影票。

根据猫眼数据,2025年春节档期间,三四线城市的平均票价比一线城市还高出18.6%,某些城市的票价涨幅高达87.9%。

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在2025年春节档贡献了超过57%的票房,撑起了电影行业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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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和茶饮也一样。在大城市,新茶饮的优惠活动接二连三,9.9元咖啡券几乎是标配。

而在县城,同样的奶茶、咖啡却往往优惠更少,价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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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消费的真金白银,并不比北上广深少,但为何消费体验却差了那么多?问题出在信息差上。

许多平台和商家眼中,县城消费者仍然缺乏鉴别能力,信息渠道也不透明,是“人傻钱多”的代名词。

他们认为,在县城做生意,可以一边把价格抬高到比肩北上广深,一边把标准降低到在法律的边缘摩擦。

比如,县城山姆代购一火,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数个山寨版山姆。

从LOGO配色到货架摆设、选品逻辑到会员收费,“宛宛类山姆”式的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割完一波是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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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医美领域,有人打着“特邀专家”的旗号,在县城提供“特约医美”服务。

打完来路不明的天价“美容针”,收割一群县城贵妇,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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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与AB货一样,证明县城仍然被当作只配得上短期收割的“下沉市场”。

然而,县城消费者真的只配得上这样的服务吗?并不是。

如今风评最好的大型超市胖东来,正是从许昌、新乡这些小县城中成功逆袭。

早在“县城经济”这个词爆火之前,胖东来就努力服务好每一位消费者,把商品、价格和服务都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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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胖东来最稳定的标签,仍然是“东西真、服务好、对顾客有耐心”,因此凭借高品质的服务,成为众多超市竞相学习的对象。

所以,县城消费者并非不值得认真对待,只是大多数商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正服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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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不该是清库存的出口,也不该是低配商品的试验田,更不该是信息差套利的温床。

只有服务好县城的消费人群,才能真正在县城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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