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讲述中，看见中国3000万单身母亲的困境|单身母亲|困境|女儿|婚姻|离婚|童年

一无所有，一无所惧，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决绝的生命状态。我确实曾经感觉一无所有——告别故乡、失去至亲、结束婚姻、独自带着女儿在北京挣扎。但也正是这种“无”，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因而一无所惧。我所能倚仗的，只有我真实的生命经验，和我讲述它的真诚。

✎作者 |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

✎编辑 | L

“一无所有，一无所惧”。这是哈萨克族作家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对自己半生迁徙与挣扎的凝练。从新疆边陲小镇到北京，从牧场上数着羊的女孩到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她的生命轨迹里写满了断裂、孤独与重建。

写作，起初只是她在漂泊中缝补自我的本能——写下童年的牧场、祖母的炉火、祖父焐热的双脚，只为确认自己并非无根的浮萍。后来，婚姻结束，女儿尚幼，她对自己说：“我会成为强大、美丽、自信、富有的女人，我会成为一个好妈妈，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她把诺言活成了现实：女儿接到身边五年，她成了“不错的妈妈”，也出版了《单身母亲日记》。

2026年4月，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的作品《单身母亲日记》荣获新周刊2025年度刀锋图书奖“年度好书”的荣誉，“它记录了一位单身母亲的私语与独白，呈现出无数女性共同的生命困境。书中以坦诚到近乎残忍的笔触，写下日常的琐碎：凌晨的哺乳、职场的疲惫、社会的审视、内心的挣扎。每一页都浸透着汗水与泪水，却也闪烁着倔强的光芒。”

《单身母亲日记》

作者: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5-10

她的书写让3000万中国单身母亲的困境被看见，也让无数读者在她真实的生命经验中照见自己。在这篇演讲中，阿依努尔以写作者、哈萨克族人、北漂与单身母亲的多重身份，回应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请珍视你的生命经验，每个人的书写，都可能成为一道照亮他人的光。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

今天，我想从这本书的缘起，以及“写作”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开始说起。

我的名字，阿依努尔，在哈萨克语里是“月亮的光”。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但很长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发出什么光。从新疆边陲小镇精河，一路辗转二十年，一直走到北京，我更像一个追光的人。我追着更好的教育、更广阔的世界，追着一个模糊的、关于“更好生活”的许诺。

在漫长的求学与迁徙中，我习惯了一个人。孤独如影随形。写作的最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自我对话。那时候，心里积压了太多东西，没有出口。于是我开始写。写下童年牧场的四百只羊，写下祖母在炉火边为我烘烤的衣服，写下祖父在夜里焐热的我的双脚。那是一种回望，也是一种确认——确认我来自哪里，确认我并非无根的浮萍。

这便是我写作的缘起。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在巨大的迁徙和断裂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支点，缝补那个即将涣散的自己。

也是在那一年，我结婚了。四年以后，我又离婚。当时女儿一岁，住在新疆的家里。有许多人说，你们以后怎么生活呢？你把孩子交给父母吧，这样你们都会过得更好。我不愿意，也从未这样想过。我说，我会用我所有的力气工作，我会把女儿接到身边，我会成为强大、美丽、自信、富有的女人，我会成为一个好妈妈，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

到今天，我已经把女儿接到身边近五年了，我成为一个不错的妈妈，也如愿成为作家，出版了《单身母亲日记》。

非虚构写作里有一把刀，这把刀首先要朝向自己。

书里我写到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我和母亲曾发生一段对话，她认为我的离婚让我们的家族蒙羞。我却朝她大喊大叫起来。我们彼此伤害，但最终决定让一切归于平静。我们彼此扶持，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的女儿。

写下这个细节并不容易。它意味着我要再一次回到那个孤立无援的现场，审视自己的狼狈、脆弱，甚至是一种被传统观念裹挟的愚钝。我在非常传统的家庭长大，“离婚”两个字比生活本身还要沉重。母亲总劝我，生活如同四季转场，波折如同骆驼背上的行囊，会随着时间得以稳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真正的刀锋向己，不是对外展示伤口，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境遇。

但奇妙的是，当我诚实地写下这些疼痛，疗愈才真正开始。文字成了一道滤网，滤掉了那些浑浊的情绪，留下了清明的认知。更让我意外的是，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反馈。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哈萨克族男士告诉我，他曾和儿子提起有我这样一位哈萨克族作家。几年以后，儿子突然给他发来《单身母亲日记》的片段，说：“这就是您曾说过的那位作家吗？写得很好。”他告诉我，当时他和儿子已经有几年都未曾交谈。我很惊讶，也很感动。我想，真正的读者比我们想象中更开阔，也更宏大。还有许多读者给我留言，他们当中有单身母亲，也有单身父亲，有在单身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有目睹父母常年争吵的人。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原以为极度个人的、微小的疗愈，竟然真的可以触动另一个生命。当一个人把自己最真实的生命经验剖开，它就脱离了私密的属性，变成了一种公共的慰藉，在照亮自己的同时，竟也无意中为他人投下了一道“月亮的光”。而我自己，也在这书写与被阅读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过往的告别与自我的重塑。我不再是那个被婚姻定义的女性，我是一个能够定义自己生活的讲述者。

写作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动作。它是立体的工程，关乎我的三重身份。

首先，我是一个哈萨克族人。六岁那年，我在牧场放牧四百只羊，弄丢了二十四只，几天后，山坡另一边的蒙古族牧人将羊悉数赶回。我在那里明白了牧场上古老的信义。我也曾听见失去牛犊的母牛的哀鸣，见到一匹黑马高贵的死亡，习得了先辈们关于万物有灵的教诲。我的民族身份不是标签，它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关于辽阔、关于信义、关于生命如转场般坚韧的底色。书写它，是我对那片土地的承诺。

其次，我是一个北漂，一个出身边地的闯入者。从精河到北京，从新疆区内初中班到内地新疆高中班，再到中央财经大学，我要弥合的是几代人的差距。我必须用尽全力，才能在这里扎下根。这种“北漂”经历，让我对都市的冷漠、规则的坚硬、阶层的沟壑有了切肤的体认。我写下它，是写一代小镇青年如何用知识改变命运，又是如何在巨大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最后，我是一个女性作家。这个身份让我格外关注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角落。比如，一个单身母亲在工作和育儿之间的极限奔波；比如，婚姻不幸究竟是不是女性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我很怀疑。有人刻意夸大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困难，却无视另一些真正的考验——阶层、族群、地域、性别带来的难以逾越的鸿沟。我想写出这些复合的、交织的困境，而不是将女性的世界简化为一桩婚姻的成败。

这三个身份不是割裂的，它们在我身上奇妙而又和谐地形成统一。

我们这个时代，声音太多了。算法、流量、热搜，它们制造着热点，也定义着“什么值得被讲述”。在这样众声喧哗的背景下，个人的、微小的、非虚构的自我书写，有什么价值？

我想，它的价值就在于一种珍贵的抵抗与建构。

抵抗什么呢？抵抗被定义，抵抗被遗忘，抵抗一种标准化的、失真的叙事。当舆论热衷于塑造“大女主”或者“失败者”的简单模板时，真实的个体经验会告诉我们：不，生活不是这样的。它有太多的褶皱、太多的灰度、太多的欲言又止和绝处逢生。

建构什么呢？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意义网络。当我写下牧场的故事，我在建构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结；当我写下单亲育儿的日常，我在建构一种新的、属于我和女儿的家庭秩序；当我写下那些狼狈和脆弱，我在建构一种更有韧性的、接纳不完美的自我。

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据我所知，中国有接近3000万的单身母亲。而一项调查显示，34.3% 的单亲妈妈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60% 的人月收入不足4000元。单身母亲往往还要面对社会舆论、职场偏见、心理与精力透支。我是她们中的一员，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和负担。在作品中未能观照更多面临同样处境的姐妹，是我的遗憾和不足。但我想，尽管一无所有，我们却有一无所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