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凯西
编辑 | 郑瑶
带金销售模式丧钟敲响？
在漫长的量变后，质变开始发生。历史的车轮就是要碾轧医药行业的带金销售，这是一位业内人士近期的感受。
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将正式施行。
经过短短两周时间的发酵，《解释（二）》几乎被认为将重新书写中国医药商业贿赂的定罪逻辑。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是一个堪称“制度补漏”的司法解释；对业内人士而言，一切都在变得不同。
01
似曾相识的风声鹤唳
一位医药商业公司的管理层反映，原本本周已经和一家药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货也发了，但因为下游的分销商积极性不高，只得暂停。
手上有三四个分销业务，其中两个中成药的临床推广，两个月前就已经不再“高开”，他猜测可能是厂家提前得到了消息。
“临床一线的无奈是，每天的业务情况都在发生变化......”
面对《解释（二）》，有的从业者表示，话题敏感，不便评价，也有人直言，其对于肃清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预计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近期并不平静，是多位从业者的普遍感受。
同样是四月，贵州省多家医疗机构、卫健部门发布“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违规参加学术活动举报方式”公告，规范医疗学术活动秩序。据“医学界”分析，此次贵州全省大范围公开专项举报渠道，或与贵州省卫健委去年发布的一项规范有关。
2025年6月，贵州省卫健委印发《贵州省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参加学术活动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要求医疗机构将从业人员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纳入医德医风考评，与个人评优评先、年度绩效考核挂钩，同时建立学术活动全流程审批管理体系。
2023年夏天，一场被称为“史上最强”的医药反腐风暴席卷全国。其间，国家卫健委在“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发布有关问答”中指出，规范开展的学术会议和正常医学活动要大力支持、积极鼓励，需要整治的是无中生有、编造虚假会议进行利益输送，以及违规私分赞助费等不法行为。
在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声达看来，随着《解释（二）》的施行，企业的合规义务进一步加重，且司法解释出台后，通常会配套针对性的执法行动，后续预计会出现一批相关典型案例，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
回望2023，飓风席卷而过，院长落马，药代失业，不少学术会议停摆，整个行业亦是熟悉的风声鹤唳。
02
带金销售的穷途末路？
《解释（二）》将在食品药品医疗等领域行贿作为独立的加重情节，使得医疗行业带金销售的法律性质得到明确界定。
在一位医药产业的资深从业者眼中，《解释（二）》的出台似乎是一场早就注定的清算。其也认为，肯定会有一批典型的事件、典型的人出来。
带金销售一度被视为医药产业市场准入的“润滑剂”——通过向医务人员给付现金、实物或其他利益，换取药品或医疗器械的处方量。在带金销售主导的游戏规则下，药品的销量不由其临床价值决定，而由“费用空间”决定——谁的回扣高，谁的产品就能进医院、科室、处方。
当一种行为长期存在，它就会演变成一种“潜规则”，甚至行业文化。
在过去的许多年，“带金销售”与监管的关系如同一场漫长的“打地鼠”游戏。但是，这次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带金销售可能被“压制”。
在其中一位从业者看来，《解释（二）》是一个结果，不容忽视的前因是，医药商业贿赂查办技术手段越来越强大。
其观察到，对医药企业的合规要求已经不局限于销售领域，研发、循证医学领域、市场准入领域的合规治理都在同步进行。
一位业内人士直言，如果文件总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只能一次次加码。
过去十余年，中国医药行业的反腐呈现出明显的“行政主导”，5月1日起，在司法层面，入罪门槛降低，追责链条延伸，带金销售的法律风险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
03
丧钟为谁而鸣？
引发医药产业震动的《解释（二）》，实质新地下调了医药行业带金销售的法律红线。
此前，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行为适用的是2016年的相关司法解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额较大”的起刑点为6万元。
《解释（二）》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
此后，一名普通医生收受3万元以上回扣，即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更值得关注的是对行贿端的同步收紧。
在以往的反腐中，往往侧重于查处受贿方，对行贿方的追究相对较轻，甚至出现“行贿成本低、收益高”的声音。
近年来，监管方越来越强调“受贿行贿一起查”。
依照《解释（二）》，对单位行贿罪（第二条，向医疗机构等单位行贿）普通标准：个人20万元以上、单位40 万元以上入罪；医药医疗从严：个人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单位20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直接入刑追责。
医疗领域行贿的每一个环节都面临着更低的刑事风险敞口。
与此同时，《解释（二）》之下，企业再也无法与员工简单“切割”。
在传统的医药反腐实践中，当终端业务人员因行贿被查时，药企一般会发表声明——该代表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公司合规政策不符，公司已对其作出处理，以试图将刑事责任限定在员工个人层面，保护企业主体的运营资格和市场地位。
《解释（二）》可能彻底终结这种“甩锅”模式。
《解释（二）》第十六条明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药企与医药代表之间的“防火墙”在刑事追责层面已被拆除。
《解释（二）》还将打击范围延伸至行受贿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在带金销售网络中扮演“撮合”角色的代理商、中间人，同样面临刑事追责风险。
2018年以来，带量采购、价格治理，直接挤压药品价格中的“回扣空间”，瓦解“带金销售”的经济基础；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改变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模式；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与医生薪酬改革，通过合理的绩效激励破除“以药养医”。
当空间逐渐压缩、刑事风险已不可承受，药企必须找到费用驱动之外的增长路径。如果说《解释（二）》为旧时代敲响了一声丧钟，那么，丧钟究竟为谁而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