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士大夫们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的谎言|士大夫|士绅|官僚|权贵|百姓

封建王朝里的那些士大夫官僚，整日在皇8帝面前振振有词，高呼要藏富于民，切勿与民争利，更不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可细细琢磨，这所谓的“藏富于民”，藏的究竟是谁？这“民”，又究竟指代何人？

喊了千百年的藏富于民，到最后却是底层百姓愈发穷困，穷到食不果腹、活不下去，只能被逼得揭竿而起。如此看来，这藏起来的财富，从来就没落到过底层老百姓手中。真正借着这口号富裕起来的，不过是士大夫自己、朝中官僚、各地富豪、商人士绅罢了。原来在这些士大夫官僚的眼里，他们口中心心念念的“民”，从来都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辛苦劳作的工匠、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或是卖艺求生的艺人，而是他们这个权贵利益圈层本身，是士绅、是官僚、是地主财主，是手握资源与权力的有钱人。他们嘴上说着爱民如子、藏富于民，字字句句皆是仁义道德，可骨子里，底层百姓从来都是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

所以说，这帮士大夫官僚喊出的藏富于民、爱民如子、不与民争利，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话术，底层百姓万万不可跟着瞎起哄，因为人家从一开始就没带你入局，这“民”字里，压根没有你的位置。他们争来争去，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底层穷苦百姓到头来不过是白高兴一场，连一杯残羹冷炙都分不到。

纵观历史，所谓藏富于民的结果，从来都是财富难以在普通人手中长时间留存。如今不少自由公知仍在鼓吹这一论调，可现实早已证明，这不过是藏富于土豪、藏富于寡头罢了。一旦国家有难，这些坐拥巨额财富的土豪富绅，从来不会主动为国家分忧、为社稷出力，反而会百般推诿，一毛不拔。

以明末为例，相关史料与研究论文均有明确记载，当时天下财富大多集中在各级官僚与江南士绅手中。据相关文献统计，江南地区士绅阶层占据的土地与财富，远超朝廷府库，仅苏松常三府的士绅，就掌控着当地七成以上的良田，而朝廷的赋税却因士绅的特权被层层转嫁，最终压在底层百姓身上。这些士绅官僚心中，永远是自己的家族利益为先，大明江山不过是其次。明末内有李自成起义席卷北方，外有

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国家危在旦夕，可这些手握财富的既得利益者，依旧醉生梦死，只顾搜刮民脂民膏，不肯拿出分毫支援朝廷军饷与救灾。等到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城池，满清的刀子架到他们脖子上时，其中一部分人才幡然醒悟想起反抗，可彼时大势已去，一切都为时已晚。

明朝的覆灭，与对士大夫阶层的过度优待密不可分，朝堂之上重文轻武，武人地位低下，反观士大夫享有免税、免役等诸多特权，这才让他们有了大肆兼并土地、积累财富的空间。有人曾评价，若明朝能如清朝一般，堵死太监与大臣擅权的门路，严控士绅特权，或许也不会落得那般结局。

曾有人试想，若明末的商人、富豪这些早期资产阶级，不满足于花钱贿赂官员、与权力结成利益联盟，而是借着手中的财富与影响力，支持有识之士推翻旧政权，建立起以商业、贸易为主导的新政权，彻底摒弃重农抑商的旧弊，大力发展商业与对外贸易，那么中国的产业结构与思想观念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许真能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民主制度与近现代化国家，成为如欧美那般的强国。可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富商资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格局与思想。他们绞尽脑汁买通官员，与权力勾结，目的从不是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而是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拼命推卸应尽的社会责任，只想着捞好处、避责任。到最后，全天下的钱财都汇聚到他们手中，可朝廷要军饷、要救灾款时，他们却一毛不拔，眼睁睁看着明朝因国库空虚、民生凋敝走向灭亡，这便是藏富于“权贵之民”的恶果。

说到底，士大夫们口中的藏富于民，不过是用来道德绑架朝廷与政府的口号。他们宣扬“天下财富天生只有此数，不在民众就在官府”，看似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实则是想让朝廷放弃对财富的掌控，好让他们这群权贵阶层趁机大肆掠夺。在他们的盘算里，老百姓不能有财富，政府也不能有财富，所有财富都该归他们所有。对付老百姓，他们可以巧取豪夺、敲骨吸髓；对付朝廷政府，他们便搬出道德大棒进行绑架，好让自己的掠夺变得名正言顺。

当朝廷真的被这些士大夫官僚忽悠，放弃了对社会财富的调控与掌控，这些财富便会陷入弱肉强食的无序分配中，谁的实力强、谁的权力大，谁就能分得更多，而底层老百姓，连上桌分一杯羹的资格都没有。到最后，必然是政府穷、国家穷，老百姓更是穷到活不下去，唯独士大夫、官僚、财主、富豪这些有权有势之人，赚得盆满钵满。

而当国家需要建设基础设施、需要维持日常运转、需要赈灾救民、需要领兵御敌的时候，这些掌握着巨额财富的既得利益者，依旧是袖手旁观、一毛不拔。更有甚者，为了保全自身利益，选择移民海外，或是通敌叛国，投靠新的政权，甚至甘愿沦为外国侵略者的爪牙。他们从这片土地上攫取了最多的财富，享受了这个国家赋予的诸多便利，却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毫不犹豫地将其出卖，毫无半分家国情怀。明末的悲剧，正是如此上演，这般结局，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