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学历史的时候都见过一张图,明朝的南直隶好大一块,到了清朝就变成江苏安徽两个省。课本上只会说因为面积太大不好管,可真的是这样吗?顺治年间江南官场传过一句怪话,叫“一省之地,几成两家账”,这话放到现在说,其实早就把拆分的真相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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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明朝的时候,南直隶可不是普通省份,那是老朱家的自留地,直接归中央管。这里有朱元璋起家的凤阳,还有陪都南京,政治分量拉满,当年老朱家要的就是政治优先,好不好管放一边,祖宗基业不能动。清军进关之后,这块地方的身份就尴尬了,大清的根在北边北京,南京这个陪都留着算怎么回事。

多尔衮拍板改了规矩,顺治二年直接把南直隶改成江南省,陪都南京降成了普通的江宁府。这一步可不是随便改个名字,直接把这块特殊的“天子自留地”拉回了普通省份的序列,问题马上就来了,原来那么大一块地盘,塞进一个省的框里,怎么看都挤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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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省有多富?说它是大清的钱袋子粮仓一点都不夸张,人口多,商业发达,盐业漕运都攥在手里,每年给朝廷交的钱占了全国好大一块。可富也有富的麻烦,那时候刚打完仗,地方上士绅势力盘根错节,做账的时候各种手脚,朝廷要的税总是收不齐,拖欠越来越多,急得清廷头都大了。

毕竟那时候清廷到处用兵,国库真的没余粮啊,收不上钱怎么搞?顺治十年就想了个招,把江南省的布政使拆成两个,左一个右一个分工干活。右布政使专门盯着以前欠的旧账,一门心思催缴,左布政使只管当年要收的新税。后来催账催得不方便,右布政使干脆搬到苏州办公,等于从这个时候开始,江南省就已经有两套财政班子了。

慢慢的,上报钱粮都变成各报各的,左布政使管着安徽凤阳那边的府县,右布政使管着江宁苏州这边,走的是完全两条线,名义上还是一个江南省,内里早就分成两家过日子了。这个过程也不是谁一拍脑袋就定的,都是收税收着收着,自然而然走到这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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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六年,拆分这事是一点点做实的,根本不是一刀切切出来的。顺治后期,左右布政使已经是各管一块,和对应的巡抚搭班子干活,一个配江宁巡抚,一个配安徽巡抚,相当于辖区早就划好了,就差换个牌子而已。

康熙五年的时候,朝廷干脆顺着现有格局调整,按巡抚驻地划了布政使按察使的管辖范围。江宁巡抚住苏州,配着右布政使和江苏按察使,安徽巡抚住安庆,把左布政使和安徽按察使也搬了过去。到这一步,除了头上还顶着江南省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两个省了,有官员私下都感叹,名义上是一个省,办事早就是两套规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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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年七月的那道命令,算是给这事盖了章。当时朝廷整顿各省的布政使编制,别的省都留一个布政使,江南陕西湖广这些已经有两个的,也别叫左右布政使了,直接按驻地改名字,江南的两个就变成江苏布政使和安徽布政使,分省就彻底坐实了。

折腾这么半天,真的就只是因为面积太大吗?其实根本不是,面积大只是摆到台面上说的原因,底下藏着好几层实际考量。最核心的就是要把钱收上来,江南的钱粮是清廷的命根子,一个省管着,账目太乱,士绅抱团藏粮漏税,朝廷根本查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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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成两个省之后,各收各的,谁完不成任务一眼就能看到,朝廷问责也找得到人头,还能互相比着干活,自然就不容易拖欠了。原来一块大地方,从江南繁华的苏松一直到淮北的山区,风土人情差得十万八千里,一个省级班子要管所有事,信息都传不及时,真的管不过来。

拆成两个之后,各管各的,管起来顺手多了。还有一层说出来挺有意思,那就是统治心态的问题,明朝把南直隶当祖宗基业和京畿重地,自带一层特殊的政治光环。清朝的中心在北京,留着这么一块带着前朝符号的特殊区域,总归不放心,拆成两个普通省份,正好打掉这块地方的历史心理优势,方便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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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廷也没真的不管这块地方,总督还是驻在江南管着两省的军政,漕运盐政长江防务这些大事都攥在手里,只是民政钱粮分开,等于整体攥在手里,具体干活分开,挺聪明的安排。

说起来区划调整这事,真的不只是在地图上画两条线那么简单,时间长了连地方认同都改了。明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南直隶人,到了清中后期,慢慢就变成江苏人和安徽人了。江苏这边沿海沿江,慢慢发展出工商业发达的标签,安徽这边的徽州文化、山地经济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要是当年没拆,今天地图上也就没有江苏安徽这两个名字了,当初一次次为了收钱粮做的小调整,最后居然改变了中国东部的行政版图。这种先接过来再慢慢调整的做法,清朝其实用了好多次,拆分湖广出湖南湖北,从陕西划出甘肃,都是这个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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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这块地方太特殊了,又富又有人,还带着前朝陪都的身份,拆分是必然的。面积大只是给了一个摆上台面的理由,真正的原因还是清廷要把这块油水最多的地方,攥得更牢,管得更顺。那句“一省之地,几成两家账”,说的是当时的麻烦,也藏着改朝换代之后,政区重塑的必然。

参考资料:中国历史研究院 从南直隶到苏皖:清代政区调整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