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农历三月，天刚转暖。

我那年二十三，在镇上的砖瓦厂拉板车，一天挣两块一毛钱。家里三间土坯房，我爹瘫了五年，娘常年咳嗽，底下还有两个张嘴等吃的妹妹。这种条件，方圆十里没人肯把闺女嫁过来。媒人张婶跑断了腿，介绍了六个，人家一听是我家的情况，面都没见就摇头。

所以当张婶第七次登门，吞吞吐吐地说“女方啥都好，就是腿脚有点不灵便”的时候，我娘连犹豫都没犹豫，当场就点了头。我从砖瓦厂回来，我娘把这事跟我说了，语气小心翼翼的，像是怕我不答应。我说，行，去看看。

我娘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那天我特意跟工头请了半天假，回家换了身干净的衣裳。说是干净，也不过是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膝盖上还打了补丁。我把板车上的灰拍干净，推着出了门。我娘追出来，塞给我一块钱，说去买包好烟，到人家家里别寒碜了。我没要，把那块钱又塞回她手里，说我有烟丝，卷一根就行。

张婶在村口等我，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后座上夹着一篮子鸡蛋——那是人家女方家捎来的，说让张婶路上吃。张婶跟我说，女方家在柳河湾，离咱这十八里路，叫李秋月，二十一了，爹娘都是本分庄稼人。我问她腿是怎么个不灵便法。张婶含糊了几句，说“你看了就知道了，反正不耽误干活”。

十八里土路，我推着板车走了将近两个钟头。到柳河湾的时候已经是半下午了，日头偏西，村子里静悄悄的。张婶指着一户门口有棵大槐树的人家说，就这儿。我站在门口往里望了一眼，院子不大，扫得干干净净，墙根下堆着一摞劈好的柴火，鸡窝里养着五六只母鸡，正在刨食。

我心里先稳了几分——这户人家日子过得清爽，不像是懒散人家。

张婶先进去通报，我站在门口等。不多时，一个中年妇女迎了出来，看着五十不到，头发用黑卡子别得整整齐齐，身上的蓝布褂子虽旧却浆洗得硬挺。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审视，但也有一丝压都压不住的急切。我知道，姑娘腿不好，找婆家不容易，她比我娘还急。

“进来坐，进来坐。”她把我让进院子，又朝屋里喊了一声，“秋月，来人了。”

西厢房的门帘动了一下，但没有立刻掀开。我等了几秒，门帘才从里头被撩起来，一只手扶着门框，然后整个人慢慢移了出来。

我看到的第一个画面不是她的脸，而是她的两只手。那只扶着门框的手骨节粗大，虎口有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嵌着青色的竹篾丝。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竹篾，半成品的筐子搁在膝头——不对，是搁在腿上，她整个人坐在一把特制的矮凳上，两条腿细得像麻秆，软塌塌地垂着，跟身子完全不成比例。

小儿麻痹。我心里冒出了这三个字。

张婶在旁边介绍：“这是秋月，这是小周。”李秋月抬起头来看我，我以为会看到一个低眉顺眼的、怯生生的姑娘。可她没有。她的眼睛很亮，黑白分明的那种亮，像秋天池塘里的水，看人时不躲不闪，大大方方。她冲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嘴角动了动，说出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也不是“坐吧”。

她说的是：“请坐吧，让你见笑了。”

让你见笑了。这四个字她说得很平静，没有自怜，也没有赌气，就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可越是平静，我越觉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我愣了一下，不知怎么接话，就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坐下了。她就坐在我对面，矮凳大概只有二十公分高，她垂着眼，手里的竹篾又开始翻飞起来。那双手一碰到竹篾就像活了一样，一双筷子粗的竹篾在她手里来回穿梭，只听咔嚓咔嚓的脆响，一根根篾条咬合在一起，筐底很快就有了模样。我看得有些发愣，不是因为她的手艺有多好——虽然确实好——而是因为那种反差：一双编竹筐的手，骨节粗大、满是伤疤，可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

“听说你在砖瓦厂拉板车？”她手上的活没停，头也没抬，忽然问了我一句。

“嗯，拉了三年了。”

“一天挣多少？”

“两块一。”

“那一个月能挣六十多块，在咱这地方算不错的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像是在算一笔账，可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热流。我跟媒人介绍过的前面六个姑娘，没有一个问过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她们甚至不需要问，因为她们看一眼我家那三间土坯房，再看一眼我爹瘫在床上的样子，就已经有了答案。可李秋月问了，而且在她问出这句话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她不是在盘算我这六十多块钱能给她带来什么，她是在告诉我，她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跟别人不一样。

我忽然就放松了。

“可惜不够花，”我说，“我爹吃药一个月要十几块，两个妹妹上学也要钱，剩下三十来块，刚够一家子吃饭。”

她手上的竹篾停了一瞬，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就一眼，很短，但我从那个眼神里读出了某种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更像是……确认。像是在确认我这个人说不说实话。

然后她继续编竹筐，说：“过日子嘛，不就是这样。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过法，只要人不懒，总有翻身的一天。”

我娘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我坐在那个石墩上，三月的风吹过院子，带着槐树叶子哗啦啦的声响，院里那些鸡在墙根下刨土，厨房里她娘在烧水，咕嘟咕嘟的声音传过来。一切都很寻常，寻常得就像走亲戚串门子。可我心里清楚，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天。

她娘端了碗红糖水出来，搁在我面前，笑着说：“喝吧，里头还打了个荷包蛋。”我心里一紧。那个年头，鸡蛋是要拿去换盐的，家里来贵客才舍得打一个荷包蛋。我端着碗，没急着喝，先拿眼偷偷去看李秋月。她还在低头编筐，可她娘招呼我的那一声，她分明听见了，耳朵根子微微泛了红。

张婶跟李秋月她娘进了堂屋说话，院子里就剩我跟她两个人。我喝着红糖水，她编着竹筐，谁也没说话，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她的呼吸声匀匀的，竹篾的咔嚓声脆脆的，阳光从槐树叶子缝隙里漏下来，碎金子似的洒在她那两条不灵便的腿上。我看着她那双手，看着她手背上那些被竹篾划伤的旧疤痕，忽然觉得这姑娘长得真好看。不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看，是一种越看越觉得顺眼、越看越觉得心头熨帖的好看。

“你编的竹筐，都拿到哪儿去卖？”我主动找了个话头。

“不卖，”她说，“换东西。一个筐换五斤米，两个筐换一斤肉。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能换布料，我身上这件褂子就是去年用三个筐换的。”

我又看了一眼她身上的蓝布褂子。很旧了，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洗得干干净净，领口那里还用白线绣了一小朵花，针脚细密匀称，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我忽然想起我那两个妹妹，一年到头穿的都是别人家不要的旧衣裳，我娘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可从来没人在上头绣过一朵花。不是不能绣，是没有那份心气。日子过得太苦了，人就只剩下熬，哪还有心思在袖口上绣花？

可李秋月有这个心气。她坐在那把矮凳上，两条腿废了，手上有厚茧和伤疤，可她偏偏要在袖口上绣一朵花。这个念头撞进我脑子里，像一记闷锤，砸得我胸口发酸。

我在她家待了大概一个多钟头，天擦黑的时候才走。出门的时候她没送我，是她娘把我送到院门口的。我推着板车走出去十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西厢房的窗户开着，她坐在窗前，还在编那个竹筐，但头微微偏着，从窗子里望着我这个方向。

见我看过来，她没躲，也没笑，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望着我。

我心里忽然就有了答案。

回去的路上张婶问我咋样，我说挺好的。张婶说好就行，那你啥时候来下聘？我愣了一下，说下聘的事不急，我先回去跟我娘商量商量。张婶撇了撇嘴，说人家姑娘腿不好，你还不赶紧的，别挑三拣四了。我没跟她争，但心里清楚，我不是在挑，我是在想一件事——我回去的路上，盘算了一路，想把我爹的药钱、我妹妹的学费、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部算了一遍，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哪怕我一天拉十二个小时的板车，我也养不起一个家。

她跟了我，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我娘听完我的话说，你先别想那么多，人家姑娘既然愿意见你，就说明不在乎这些。我把李秋月在窗前望着我的那个画面咽了回去，没跟我娘说。我娘又催着我去找张婶，说赶紧把亲事定下来，别让人家等。我嘴上应着，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第二次去了柳河湾。这次没通知张婶，我自个儿推着板车去的。到了她家的时候她娘不在，去地里干活了，就她一个人在院子里编竹筐。她见我又来了，手上没停，嘴上也没客套，说了句“坐吧”，跟上次一样。

我坐在那个石墩上，张了几次嘴，不知道怎么开口。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你是不是有啥话要跟我说？”

我说是。我说秋月，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爹瘫了，我娘常年咳嗽，两个妹妹还要上学。我一个月挣六十多块钱，全家人吃一顿肉都得算计半个月。你要是跟了我，别说享福，连正常日子都过不上。我不想骗你，你得想清楚了。

她听完这话，手上编竹筐的动作停了。她低着头，看着那个编了一半的筐子，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哭了，可她没有。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你那六十多块钱不够花，可我的筐能换米、能换肉、能换布。两个人一起使劲，还能养不活一家人？”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兜住。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桩亲事，从始至终就不是谁在可怜谁，也不是谁在将就谁。她不是因为腿不好才选了我，我也不是穷得没办法才选了她。我们是在一堆烂泥里，同时伸手捞住了同一根竹篾。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就快了。农历五月下的聘，六月初八结的婚。我没钱办酒席，就请了几家亲戚在院子里吃了一顿，菜是她娘送来的两条鱼、一只鸡，我娘把攒了大半年的腊肉切了一大盘。李秋月坐在那把矮凳上，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新褂子——那件褂子是拿她编的十五个竹筐换的布料，她自己一针一线缝的，领口那里照例绣了一朵花，这回绣的是并蒂莲。

婚后的日子比我预想的要顺当。她真的能干活，两条腿废了，可两只手抵得上一个壮劳力。她坐在院子里编竹筐，我下了班就把饭做了、把衣裳洗了，她编的竹筐我去集上卖，一个能卖到六块钱，比换米换划算多了。日子还是紧巴，但至少不用像以前那样，吃了上顿愁下顿。

一九八六年秋天，大闺女出生了，六斤六两，白白净净的，两条腿蹬得有力。李秋月抱着闺女，笑着笑着就哭了。我知道她在哭什么——她怕闺女遗传她的腿。后来证明她是白担心，闺女走路比谁都快，两岁的时候就能满院子跑了。

我娘六十一岁那年走了，走之前拉着李秋月的手说，秋月啊，你是俺们老周家的福星。李秋月没说话，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后来我常常想起第一次去她家的那个下午。三月的风，槐树的叶子，碎金子似的阳光。她坐在那把矮凳上，手上有厚茧和伤疤，袖口上绣着一朵小花。她抬起头来看我，说了一句“请坐吧，让你见笑了”。

其实她没有让我见笑。

是她让我在那一瞬间明白了，什么叫过日子。不是等条件好了再好好过，而是在最不好的条件下，也要想办法把日子过出一朵花来。就像她在旧褂子的袖口上绣花一样，就像她在矮凳上把竹篾变成筐一样，就像她笑着跟我说“两个人一起使劲，还能养不活一家人”一样。

这一晃，快四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