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下午，著名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来到巨鹿路作家书店，在“巨鹿之赞”文学讲座活动中，跟读者分享了他的新书《生涯琐记》。
郜元宝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作协副主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先后获“冯牧文学奖”“唐弢文学奖”“王瑶学术贡献奖”“鲁迅文学奖”等，著有《鲁迅六讲》《汉语别史》《遗珠偶拾》《小说说小》，新书《生涯琐记》是他第一部自传体的系列散文集。
马伯庸给这本书的出版推荐语是：“谁若能自书自传，人生不假他人记录，实堪一大幸事。”这让郜元宝想起，其实自传在中国从来就是很强势的文体。古代作家不一定写整本书的自传，但很多诗歌散文都有自传性质，比如屈原《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壮游》等等。“五四”以来，新文学家以现代眼光看古代文学，发现《红楼梦》也可说是曹雪芹的自述其家世平生，至于新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就更是他们的自叙传了。
在这种文学观指导下，现代自传写作的勃兴也就顺理成章。现代作家的自传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是胡适倡导的文化名流或社会中坚为自己写传，同时也为后世留下时代的记录。胡适《四十自述》以及沈从文、郭沫若、老舍、茅盾等在不同年代留下的自传，基本都属此类，其特点是以个人经历接通时代变幻，名为自传，实为写史，社会风云压倒个人心象。二是鲁迅《朝花夕拾》所显示的更加心理化和文学化的自传，即并不在意传主是否参与或见证了多少重要社会运动，更聚焦内在精神成长，所以往往避开大的历史事件，而仅仅抓取生涯的若干场景与细节深入挖掘。胡适体的自传看似繁重，其实比较好写，所以也更常见。鲁迅之后的鲁迅风自传则比较稀少，也难以出彩。
《生涯琐记》只写了作者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一些难忘的往事，基本上是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生活的记忆。大学和研究生毕业以后也写了一些，大概有四五篇，没能收入此书。郜元宝感叹，这书完成之后他才想到，当初为何不多写一点？但转念一想，还是释然。“人生的故事再多，也不可能巨细无遗都写出来。即使都写出，也没人有兴趣看。一生能够讲、值得讲的故事很可能就只有一点零碎与片段。鲁迅《朝花夕拾》不就是如此吗？但我不敢说写这么少，是为了追慕鲁迅。实际上还是偷懒，以及力有未逮。”
谈到文字风格，郜元宝坦言，自己在大学长期教授文学，《生涯琐记》却很少有刻意的文章修辞。“如果我想做一点文学的润色或许并不难，但我觉得多余。我写童年记忆，写儿时玩伴，写中小学乃至大学的同学和老师，写父母，写几代人经历的‘贫穷’，写难以忘怀而又很难简单定义的八十年代，都用不着额外的文章修辞。或许也是我缺乏文学原创，但有一点我更清楚：在我寻觅到真正独创的文学语言之前，我宁愿采用这种一点修辞也没有的‘素颜’写作。作为文学研究者和专业的文学读者，我深知过度修辞、不恰当而又盛行的那些已然僵化的文学技巧对真正的表达有多大的扭曲和伤害。我宁愿不要这一切。如果说《生涯琐记》在语言和写作上有何特色，那可能跟它的内容一样，就是我蛮在意自己认知和情感的双重局限。我要忠实于自己的局限，而不是刻意回避。比如我绝不会说，城市对像我这样来自泥土的乡下孩子的震惊是1982年我来上海读书之时。不是的。1980年我从乡下第一次到铜陵市读高中时，就已然经历了那种震惊。比如我写母爱，读者或许觉得太惜墨如金。其实那是应该的。我感受到的母爱，绝不比我寥寥数笔捕捉到的更多。我相信母爱也不会因此而有任何减损。仅举这两个例子，其他刻意类推。”
在世界读书日分享自己的新书，自然要谈到“书”本身。郜元宝只在书中两个地方写到书。一是高中老师派他去学校阅览室打扫卫生，他发现那里有很多书。为什么不给学生看呢？原来老师们觉得杂书看多了会影响高考。他当时坐在烟尘抖乱的小小阅览室看了一下午，那本俄罗斯作家的小说令他印象深刻。还有就是他进复旦第一天，学长给他推荐李泽厚《美的历程》。他买来看了，没看懂，却读懂了《美的历程》当时在大学里的震撼。他很看重这种与书遭遇的方式，其中或许蕴含的书的真义。
郜元宝认为，一本书的意义并不直观地显示于它的纯碎物质形态。比如他如果不出版这本《生涯琐记》，任凭这些文章散落在当初发表的杂志上，就没这本书。出版社将散落在杂志上的文章搜在一起，才有了这本书。不仅书的物质形态有偶然性（还应该包括被某些人高度重视的印刷与装帧的形式），而且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书的历史也极其短暂。即使刻本和印刷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真正能读书写书的人也并不多。有趣的是恰恰到了似乎人人都能写作、任何书都唾手可得的当下，人类似乎突然就毫无防备地踏入AI时代。也许古典意义上书籍的物质形态会一去不复返，但书的真义终将永存。何谓书的真义？应该就是其中那些鲜活而优美的语言，真挚而丰富的情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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