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政府于2017年通过第2315号决议，采纳了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制定的“反犹主义”定义。该定义包括：以极端意识形态或极端宗教观点为名，煽动、呼吁或为杀害及伤害犹太人的行为辩护；提出虚假指控，剥夺犹太人的生而为人的尊严；将真实或虚构的罪恶归咎于整个犹太民族；以及否认犹太人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建国以来，我们的处境已然发生根本性转变。作为一个拥有实际主权的国家，我们如今能够自主掌控民族命运。尤其在近些年，一种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在以色列国内蔓延。许多人坚信，我们的所有举动都完全符合道德与正义的标尺，而外界的指责仅仅源于毫无根据的、盲目的反犹主义。
这种认知惯性甚至被投射到那些直到最近仍对以色列抱有同情、如今却提出严厉批评的国家和群体身上。
如果我们将上述反犹主义定义中的“犹太人”替换为“阿拉伯人”，便会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今天我们在以色列国所做的一切，正是世世代代非犹太人被指控对我们犯下的罪行。
在以色列部分政客和意见领袖的刻意引导下，受弥赛亚意识形态和种族优越感的驱使，一场针对阿拉伯人的系统性“去人性化”运动正在展开。这种叙事为伤害甚至杀害阿拉伯人提供了正当性，且施暴者毫无悔意。外界分析指出，所谓“加沙地带居民全都是哈马斯”的绝对化概括，实际上为大规模无辜平民提供了借口。
这种逻辑不仅变相鼓励了强制流离失所，还默许了未经审判的长期羁押以及对酷刑的漠视。在这一机制下，对全体民众的饥饿封锁被合理化，数以千计的重病儿童因此被剥夺了获取救命医疗资源的权利。
在约旦河西岸，每天针对巴勒斯坦人发生的暴力事件——破坏财产、侮辱人格乃至杀人——在本质上与历史上欧洲哥萨克人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并无二致。在这里，暴徒的行径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安全部队往往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受害者，有时甚至被指控协助袭击者。肇事者极少被逮捕，即便被捕，司法系统也往往对他们展现出极大的宽容。
部分拉比公开宣称，禁止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出租房屋或雇佣他们工作，其抛出的理由竟是为了“维护犹太血统的纯洁性”。此外，近期推动的死刑法案也被批评为仅针对阿拉伯人适用。回顾历史，当我们在古代拥有独立王国时，那个每七十年才执行一次死刑的犹太最高评议会，便已被古代经典《密西拿》称为“致命的公会”。
这些极端现象客观上为反犹主义者提供了攻击的弹药。他们借此宣称：看吧，这些标榜爱好和平的犹太人终于暴露了真面目；在被统治时，他们显得可怜而卑微，可一旦掌握权力，他们就展现出了所谓的“犹太教真相”——种族主义、野蛮、粗暴、残忍、专横，以及对人类尊严和生命神圣性的极度蔑视。
犹太暴徒袭击阿拉伯人时的外在形象，进一步强化了反犹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他们手持铁棍和武器，公然炫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头上戴着巨大的针织犹太帽，衣角的流苏在风中飘荡。看到拉比们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些臭名昭著的反犹漫画中对犹太人的刻板描绘。
尤为危险的是，暴徒及其背后的政治支持者所发表的言论。他们固守着一种虚妄的弥赛亚意识形态，以“犹太上帝的旨意”为名，为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径辩护。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在胡瓦拉的冲突中，一些人群在未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纵火焚烧民居。
在熊熊烈火的映照下，他们竟聚集在一起进行晚祷。那些为巴勒斯坦儿童之死欢呼、伴随着针对阿拉伯人的仇恨口号和“烧毁你们的村庄”口号的画面，已经传遍了全世界。
10月7日的惨剧发生后，对加沙发动军事行动最初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当这场冲突逐渐演变为一场无情的、残酷的报复性战争时，国际舆论的转向便不可避免。
正是在这一转折点上，即便是一开始支持我们的国家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声浪席卷全球，涵盖了政治家、知识分子、大学、学者和艺术家，甚至演变为对以色列及以色列人的抵制运动。
尽管当前的仇恨浪潮部分受到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推波助澜，但以色列政府代表及其支持者的本能反应却是：“看，那种熟悉的反犹主义又回来了。”将一切归咎于反犹主义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其便利的策略，这使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无视自身造成的苦难。
他们不断自我催眠，坚信自己永远站在正义与道德的高地，而所有的指控仅仅源于反犹偏见。分析人士指出，这种防御性姿态极其危险，因为它彻底切断了自我反省的可能，也掩盖了外界批评的核心诉求。
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发生的暴力与破坏，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对全球犹太社区的连带伤害。世界各地的反犹主义再次抬头，导致财产受损和人员伤亡，让全球犹太人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之中。
以色列的先知们以及这个国家建立之初的愿景，曾要求我们成为一个模范社会和“万国之光”。我们必须停止将世代遭受的反犹主义作为逃避现实责任的借口，并坚决防止这种极端主义的毒素在我们的社会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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