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头楚尾”的白河县，而今的县政府大院东南角，曾矗立一座飞檐翘角的挹汉亭。它静观白石河汇入汉江，既收录过“登高遥望楚云低，汉水苍茫一色齐”的文人题咏，更铭刻着清代白河知县严一青近九载的治县足迹。这位来自浙江乌程的举人，自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到任后，遍访旧志、踏勘山川、厘清赋役、体察民风，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写入了秦楚边城的青山绿水间。
严一青的宦绩，首先镌刻在白河坚固的城防之上。嘉庆元年（1796年），毗邻的竹山县城沦陷，白河危如累卵。面对县城“城依山麓，形同釜底”的防守劣势，严一青带头捐出养廉银六千六百两（按一两白银折合二百元人民币估算，约合一百三十二万元，下同），采取“官拨民捐”模式，开启了历时三年的外城“大寨”修筑工程。随后，他又沿白河与湖北郧县、郧西、竹山及陕西洵阳（今旬阳市）等邻县交界的山岭关隘增修防御边墙，构筑起立体安防体系。
竹白界岭边墙的雉堞
外城工程自嘉庆元年三月动工，至三年（1798年）十一月竣工，累计用工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个，耗银一万零七百五十两（约合二百一十五万元）。城墙沿土地岭、天池岭等山脊蜿蜒二千一百余丈（约七千米），高十余丈（约三十二米）不等，在清风沟口、土地岭、桥儿沟中段设东、南、北三门，题额“锁钥钖城”“镇远”“天池关键”，可容万户居民避乱。
尤为难得的是他施工时的民本智慧。农闲时日均征调千人筑城，春耕一到便缩减至数百人，既不误农时，又通过“以工代赈”让饥民换取口粮。这项保境安民工程没有演变成苛捐杂税的灾难，反而让百姓“极鼓舞之象，无嗟怨之声”。如今，外城北门作为桥儿沟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遗迹，门额“天池关键”四字无声诉说着严一青“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
桥儿沟清外城北门
严一青的远见，藏于“备荒救灾”的深谋远虑中。嘉庆五年（1800年）春，他与士绅共商义仓之策，率先捐谷千石（按一石折合一百八十千克粮食算，约合十八万千克）。受其感召，全县筹得白银八千七百五十两，建成县城城仓二处、各寨及边隘义仓十处，储备粮食一万四千五百石（约合二百六十一万千克）。
不仅建仓，严一青更重管理。城仓设粮总、副总各一人，义仓设粮总、副总各六人，均从地方公正殷实的乡绅中推选担任，并硬性规定每年腊月公开核算账目，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他还配套置办“义田”，收上来的租金平时资助义学，战时便充作军需。这套完善的备荒体系在数十年后的光绪大旱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活民无数。
桥儿沟北门西坡上的保善堂
今日桥儿沟北门西坡上的保善堂便是城仓旧址。它历经道观、同善社、扫盲学校、三线建设铁道兵团部驻地等变迁，2013年修葺为白河县博物馆，2020年被列为安康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严一青“藏粮于民、备荒于未然”治理智慧的活态见证。
严一青的情怀，融于对“文治教化”的不懈追求。他扩建的挹汉亭不仅是观景胜地，更是刊印地方志书的机构。自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白河县以来，虽多次修志，却多未刻版或散佚。严一青深知“方志乃一方之全史”，是传承地方文明的根脉。
嘉庆元年六月，陕西巡抚评价严一青“悃愊无华，专心办事，为通省所仅见”，升其为五郎厅（今宁陕县）通判。鉴于筑外城、修边墙及纂县志等事未竟，严一青恳请以候补通判身份署理白河县事，继续办理未竣事宜。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他中风致肢体麻木，仍抱病编纂。继而他带头捐麦五百石，带动士绅捐银六千二百零七两，除支付乡勇口粮外，余银悉数用于志书刊刻。
挹汉亭藏版嘉庆《白河县志》
同年七月，嘉庆《白河县志》在挹汉亭刊印成书，凡四册十四卷，设地理、建置、食货、人物等专志，沿革追述至夏商，系统记载了明成化十二年至清嘉庆六年间白河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变迁。这部志书是现存首部白河县官修通志，封面“挹汉亭藏版”的刻痕印证着严一青对传承地方文化的执着追求。
嘉庆《白河县志》纂修
严一青宦绩的底色，是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道德操守。筑城时他带头捐银，拒绝滥摊派；用工时推行以工代赈，避免扰民；管义仓时公开核算，杜绝暗箱操作；修志时动用私捐，不增加人民负担。更令人动容的，是他舍身护民的担当。时任清军提督驻防白河，因误听谗言欲诛杀卡子东坝黄氏一族。严一青闻讯后立即拦马劝谏：“愿以身家担保，不可玉石俱焚。”终使黄氏一族幸免于难。东坝黄氏遂在卡子黄氏“义学”旁立“严公祠”祭祀。
严一青任职白河九载，未曾高喊口号，却用筑城安民、建仓备荒、修志传文等累累硕果诠释了“无我”的宦绩格局。如今，挹汉亭虽已湮没于岁月，但北门“天池关键”的石额仍在桥儿沟静立，保善堂的梁柱犹存，嘉庆《白河县志》的墨香未散。这些穿越时空的印记提醒我们：真正的宦绩从不需要自我标榜，而是刻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朽丰碑。唯有以民心为镜、以实干为尺，方能书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宦绩答卷。（作者：蔡建中，来源《安康日报》2026年4月24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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