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怎么成长为千古第一豁达之人的呢？
相传苏轼一出生便吸光了百里的灵秀之气，四川眉山原本秀丽的彭老峰，突然百花失色、草木枯黄，万物失去了生机。
传说固然是假的，可苏轼先生在世的数十年时光中，他绝对称得上眉山最好的风景。方圆百里的钟灵秀美，相较于他，都略输颜色。
苏轼的童年受母亲的影响最深。苏母为小苏轼读《范滂传》，小苏轼被范滂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范滂是东汉名臣，可惜三十三岁时就死在了被称作“党锢之祸”的党争之中。范滂死时，他的母亲赶来送他最后一程。
范滂想到以后不能为母亲尽孝，难过万分。范母反道安慰范滂说：“如今得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意思是你现在已经有了李膺、杜密那般的忠臣之名，做报国名仕和长命百岁本就难以兼得呀。
小苏轼听了范滂的故事，问母亲道：“我长大也想做范滂一样的报国名士，您同意吗？”
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宋史》
苏母笑着对小苏轼说道：“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母自此给苏轼种下了一颗拳拳报国之心。
“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宋史》
二十一岁那年，苏轼带着母亲的鼓励和期望，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离开家乡，进京赶考。
苏轼、苏辙考得很好，同科进士及第。宋仁宗看到他们两人的试卷，甚至激动地对皇后说道：“我今天为后世子孙选到了两位宰相之才啊！”
可苏轼还没来得及品尝及第的喜悦，一个噩耗就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病故了。
苏轼悲痛欲绝，自己和弟弟、父亲都在京城，难以想象母亲在人生的最后关头是何等的孤苦可怜呐，母亲都未能等到他们兄弟二人及第的好消息便走了。
多年之后，苏轼对母亲的相思之情也同样凝进了那千古名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母亲去世，苏轼和弟弟照例回乡为母亲丁忧三年。
丁忧期满，苏轼又参加了更难的制科考试，取到了最高等级三等的好成绩。自此，二十三岁的苏轼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苏轼先被派往陕西担任凤翔府签判，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秘书长了。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宋史》
他在凤翔时，宋英宗即位，英宗欣赏苏轼的才华，等苏轼在凤翔的三年任期一满，便把苏轼调回了京，想让苏轼担任知制诰，负责为其起草文书，这就算是天子近臣了。
“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
——《宋史》
可就在苏轼眼看要“更上一层楼”时，坏消息却接踵而至。
首先是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了，苏轼和妻子的感情很深，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道尽了他对妻子的思念。
第二年，苏轼的父亲也离世，苏轼回乡丁忧，他的仕途再次被按下了暂停键。
可命运为苏轼准备的苦难，远不止如此。三年后，当苏轼再度踏入京师，他会发现整个大宋官场，连同他的人生际遇，都将变得不同，因为王安石疾风骤雨般的变法要开始了。
对王安石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苏轼是不赞同的。
他上谏言，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之路求治太急，对于朝廷的积弊沉疴，下猛药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苏轼的话很快就传到了王安石和改革派大臣们的耳朵里。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
——《宋史》
王安石虽欣赏苏轼的诗才，可为朝廷改革弊病是他毕生所求，重用苏轼这样的反对派，那是不可能的了。
王安石坦荡，直言不重用苏轼，是因为其与自己的政见不一。而另外一些改革派的大臣们手段就卑鄙多了，他们四处挖掘苏轼黑料。没过多久，苏轼就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外派去往杭州任通判一职了。
再次离京远行，苏轼感慨万千。十年前他入京，怀揣报国之心，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可转眼十载已过，却依旧一事无成。
苏轼只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不免生出凄凉之感。
他用诗歌自我劝慰：“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现在的我呀，来也好去也罢，其实都没什么可以留恋的了。甚至一度动了辞官归隐的念头。
一天夜里，苏轼在江心看到一个不明飞行物——一个大火球。苏轼逃回家后，提笔写道：“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意思是江山如此多娇，我却留恋于官场不肯退隐，那大火球一定是江神作法，警告我太顽固了。
好在于杭州任职的日子，比苏轼想象中惬意。
杭州毕竟美景无双，又是人文荟萃之地，有美景名士相伴，苏轼不得志的愁思稍解。
三年任期满后，苏轼自请调离杭州，前往密州任职，因为此时苏轼的弟弟苏辙正在济南，密州离弟弟会更近一些。
那时的密州正值蝗灾肆虐，百姓食不果腹。苏轼刚到任，就马上投身到蝗灾治理的繁重工作之中。当双脚钻进黄土地，真切地触摸到了民间疾苦，苏轼反而把不得志的悲伤丢到了脑后。
是啊，自己的愁思相比于百姓的生死之苦算得了什么呢？
苏轼写道：“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这些蝗虫犹如项羽大军，遮天蔽日。他还写道：“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我听老农说呀，蝗灾是旱灾导致的，我只有积修水源，才能还密州一副丰收景象。
相比于开展工作的艰难，更令苏轼难耐的是寂寞。
缺少了名士相伴，苏轼只好以书为伴。寂寞的夜里，苏轼重读《庄子》。
《庄子》是悲观哲学，是从悲观中见乐观的极致豁达。苏轼自幼便读《庄子》，可在他经历了半生跌宕、见识了人间疾苦后，那些曾经熟悉的文字，突然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庄子》有言：“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世事皆遵循规律变化，是世人所难以左右的，只有安然处之，才能不被情绪裹挟。
读到此处，苏轼突觉世事澄明，万里晴空，完成了向千古豁达第一人的超进化，从此走上了豁达人生。
在蝗灾肆虐、物资匮乏的寂寞密州，苏轼反倒找到了杭州时都未曾有过的通达顺畅。
密州之后，苏轼放过了自己，可朝中激进的改革派可没想放过他。他们集体向苏轼发难，说苏轼在奏章和诗歌中讥讽朝政、蛊惑民心。
苏轼一生作诗无数，想从中找些把柄不是什么难事，“乌台诗案”就这样爆发了。
这一天，苏轼交接了手头未做完的州中工作，然后被五花大绑押出官厅。
苏轼请求，希望能让自己和家人们告个别，官兵不许。听说苏轼被抓，苏轼再娶的妻子王氏匆忙赶来。
看到焦急的妻子，苏轼转头说道：“你何不像杨处士的妻子一样，也写首诗送送我呀？”
杨处士的故事，苏轼讲给过妻子听。故事是这样的，说当年宋真宗听说有个叫杨朴的人特会写诗，就把杨朴找来，令其当场作诗。
杨朴写不出，真宗说：“那你给我背一首也行，你临行前肯定有人写诗送你吧？”
杨朴说：“哦，那倒有，我家老太婆随口作了一首：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大概意思是让你喝酒作诗，活该这次被抓去要掉脑袋喽。
苏轼早给王夫人讲过这个笑话，王夫人听懂了苏轼的玩笑，泪水中开出了一个笑脸，等苏轼走远，又接着哭。然后王夫人回家，一把火把苏轼的诗稿烧了个干净，说：“写写写，都是这些诗稿惹的祸呀！”
苏轼被抓走后，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听说哥哥入狱，苏辙马上上奏替哥哥求情，请求以自己的官职换哥哥的一条命。他还四处求援，希望有人能向哥哥施以援手。
宋神宗的祖母曹后也为苏轼说情，说：“当初仁宗皇帝曾拿着苏轼的试卷兴奋地说道，我给子孙找到了两位太平宰相，没想到你现在却想杀了苏轼。”
更令苏轼没想到的是，他昔日的政敌王安石竟也出手相助。王安石说了：“岂有盛世而杀才子者？”苏轼最后虽被免除了死罪，可活罪难逃，他被贬往了偏僻荒凉的黄州小镇。
临行前弟弟苏辙来送行，匆匆一面之后，就又要分别。
苏辙很难过，苏轼反倒安慰弟弟说：“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一条大江连同你我，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黄州偏僻，又无亲友，初到黄州的日子，苏轼很不适应。苦闷之下，写下了大彻大悟之作《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世事如梦，谁没有几度秋凉呢？明月被云遮挡，难道不是常态吗？
随着苏轼的心在黄州逐渐安定下来，黄州的一草一木都变得可爱了起来。
苏轼闲来无事喜欢四处闲逛，向乡邻讨要故事听。人家说没有了，故事都给你讲完了，苏轼就让人家现编一个。
苏轼出去玩，突遇暴雨，同行之人都尽显狼狈，只有苏轼朗声吟诵：“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还开垦出了一片荒地，取名“东坡”，又自建陋室，取名“雪堂”，常常招朋唤友，在雪堂中一醉方休。
在黄州期间，苏轼写道：“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福祸果安在哉？”
说这黄州，有山有江，风景好看，物价还不高，我每天早睡晚起，真不知道是来享福的还是来受罪的。“美恶在我，何与于物？”外在事物的美与丑，其实都只在你心中。
不过苏轼的人生故事，并没有结束于黄州。后来他被朝廷重新起用，然后又陷入了党争泥潭，再次被贬至偏远之地。
不过那时的苏轼已有物我两忘的境界，即便身处苦难，也总能找到属于他的快乐。
1101年农历7月，苏轼自知大限将至，可他却异常平静。
他接受了晋陵县令送来的躺椅，拒绝服用老友托人送来的“神药”，还安慰陪在身边的儿子说：“你别难过，我没做什么坏事，死了也不怕。”
好友维林来探望他，苏轼说道：“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尔。”说生死这件小事，稀松平常，实在没什么值得您费心的。
庄子说：“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苏轼能笑看人生起伏境遇，生死这件小事，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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