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成都民国咖啡简史||杨若虚|古坑咖啡|咖啡馆|成都市|成都民国咖啡简史|杨若虚

成都民国咖啡简史

杨若虚

咖啡现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尤其是广大的上班一族，人手一杯的冰美式早已成为续命神器。不过咖啡是何时进入成都以及其发展历史，却鲜有人提及。笔者近年查阅成都报刊时累积了一些关于成都咖啡的报道，遂萌生抛砖引玉的想法。本文题为《成都民国咖啡简史》，顾名思义研究区域仅限于成都，时间区间为民国，同时笔者无意也无力对咖啡进入成都作全方位梳理，故名“简史”。

咖啡也曾被称为磕肥、加非、茄菲、考费、高馡等等，可知均为英文Coffee音译。民国初的出版的《中华大词典》已称为“咖啡”，释义为“西洋饮料，如我国之茶。” 美国传教士高丕第曾作《造洋饭书》，为首本介绍西方烹饪的书籍，在书中“杂类二五一”记录有磕肥（即咖啡）制作过程：“猛火烘磕肥，勤铲动，勿令其焦黑。烘好，乘热奶油一点，装于有盖之瓶内盖好，要用时，现轧。两大匙磕肥，一个鸡蛋（加入鸡蛋是为过滤咖啡渣之用），连皮下于磕肥内，调和起来，燉十分时候，再加热水二杯，一离火，加凉水半杯，稳放不要动。”

对于咖啡当时中国人谈不上喜爱，更多的是猎奇，甚至连慈禧太后也不例外。裕容龄（裕容龄为清驻法公使裕庚之女，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曾作为慈禧太后近侍宫女及翻译）曾著有《清宫琐记》，记录有慈禧太后与咖啡的一段故事。当时她们陪同大公主（即荣寿固伦公主）应邀参加俄国驻华公使蒲郎桑夫人举行的宴会，回宫后慈禧询问宴会情况，大公主提及宴会后喝的黑水很苦，慈禧太后马上说是咖啡，并且提出也想尝尝。除宫廷外，咖啡也逐渐浸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咖啡馆首先是在外国人聚集的通商口岸出现，清人徐珂叙述：“饮咖啡：欧美有咖啡店，略似我国之茶馆。天津上海亦有之，华人所设仿者也，兼售糖果以佐饮。” 民国初年，咖啡已然出现在帝国西部的内陆城市——成都。

咖啡什么时间出现在成都，根据现有的资料无法准确指明，推测应该是清末，唯一能肯定的是和外国人有关，尤其与那些长期居住在成都的外国人（多为传教士）关系密切，如笔者查询到本地报纸中最早出现咖啡广告就与教会组织有关。位于科甲巷的成都青年会曾在1914年5月28日《国民公报》上以“大注意”为题，文中提及该会特添“咖啡可可”，为顺应成都人饮茶的习惯，这两种饮料被称为“咖啡可可茶”。文中同时表示饮用咖啡“对于身体大有裨益”，具有“开胃、行气、补血、养心、消饮食、化油腻、治脑疼气喘，解烟毒（这里的“烟”指的是鸦片烟）、醒酒”十种功效，咖啡成为招揽喜欢新奇年轻人的噱头。此时咖啡大概率作为一种新奇的饮品（或者说药品），在成都小范围内流传。

七年之后，成都美其中国咖啡馆开幕，这是出现在报纸上的成都第一家咖啡馆。1921年9月23日《国民公报》刊登《美其中国咖啡馆秋季开幕露布》新闻，文中提及：“天气已经秋凉了，这夏季必须底冰及各种凉点心成了不合时宜的食品，应当秋扇见捐的了”，并认为秋冬应该是热食季节。这则新闻表明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已经出现本土消费者群体愿意为咖啡买单，并且从新闻可知那时咖啡均是热饮，现在流行的冰咖啡并未出现。

除开成都美其中国咖啡馆开业，整个二十年代又有多家咖啡馆开张。比如在报纸中出现了位于春熙路的“劳福咖啡店”（《国民公报》，1927年）、春熙路的“饮且食咖啡店”（《国民公报》，1927年）、悦来场的“清心咖啡馆”（《国民公报》，1927年）、锦华馆的“小小咖啡馆”（《国民公报》，1928年）、“启麟咖啡馆”（《国民公报》，1929年）等。这些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表明成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对于咖啡的接受度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同时咖啡馆与城市新商业体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咖啡馆大多集中在悦来场、商业场、锦华馆、春熙路类似繁华的商业区。

不过坐咖啡馆对于大多数普通成都人来说是一种奢侈，笔者并未查询到咖啡当时的价格，不过从当时一幅漫画中还是能看出些许端倪。漫画标题是《专为阔人而设的咖啡店》（《新新新闻》，1937年7月4日），描绘是打扮时髦的男士与女士端坐，背景能看到成都当时著名餐厅“沙利文”的店招，而沙利文素以价格高昂著称，能与沙利文并列的咖啡馆想必价格也非平常吧。

随后的三十、四十年代，虽有受到战争影响，但仍然阻止不了成都咖啡馆进一步兴旺。此时的咖啡馆有位于商业场的“美芬咖啡”（《新新新闻》，1937年）、祠堂街的“麦庐咖啡店”（《新新新闻》，1937年）、“江滨咖啡馆”（《成都快报》，1939年）、祠堂街维他命食品公司经营的咖啡茶座（《成都快报》，1944年）、总府街的“百乐门餐厅咖啡”（《成都快报》，1944年）、商业场的“百浪多咖啡”（《成都晚报》，1944年）、春熙路北口的“云桂咖啡”（《成都晚报》，1944年）、春熙西路的“耀华茶点咖啡”（《成都快报》，1945年）、悦来场的“白玫瑰咖啡”（《民意报晚刊》，1946年）、北打金街的“中英咖啡”与总府街的“紫罗兰咖啡”（《建设日报》，1947年），前面提及的青年会同样也开办了一个“光明咖啡”（《成都快报》，1945年），甚至咖啡馆也开到了郊县，比如新都桂湖旁的“桂新咖啡馆”（《新新新闻》，1936年）。

抗日战争后，成都市内屡遭日寇飞机轰炸，“跑警报”（出城到郊外安全地带）成了家常便饭，咖啡馆也随即开到了城外，复兴门外就有咖啡馆（《新新新闻》，1939年），即便轰炸也不耽搁成都人品尝咖啡。

幸运得是，成都民国咖啡馆影像还存有两张老照片，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当年情形。一张为前面提及的位于春熙路北口的“云桂咖啡馆”，在成都市公共广告牌旁，人来人往，口岸极好；一张为位于华西坝的“TIP TOP江湖餐厅”，其门头有“cafe”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