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4日傍晚，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九旬文化老人因肠梗阻引发多器官衰竭，平静地合上了疲惫的双眼，享年92岁。
3天后，西宝兴路殡仪馆里排起了长长的送行队伍，他们手拿着一份生平介绍，翻开页的正中央赫然印着老人手书的6个大字：“把人字写端正”。
灵堂内外，花圈如林。张晓风从北京星夜赶来，复旦大学林荫道旁悬起了百余只千纸鹤。
“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进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
这副出自学生之手的挽联，几乎凝缩了他的一生。没有哀乐，回荡在灵堂上空的，是他生前最爱听的山西梆子，粗犷苍凉，一如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贾植芳。或许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然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地图上，他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
他是“七月派”重要作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教授，一生4次入狱，身陷囹圄长达25年。
1916年，贾植芳降生在山西襄汾县吕梁山区一个家底殷实的财主家庭。贾家在曾祖父那一辈就开始经营，到他父亲手里，家大业大，在当地数一数二。
然而这位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财主少爷，童年时代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世魔王”。他天生好动，顽劣异常。
5岁时被送进私塾，但父亲赶集买来的新课本，到他手里没几天就不见了踪影。他自己晚年回忆：“父亲还没买来新的，他就已经把旧的弄丢了。”
课上不是交头接耳就是招惹是非，常常惹得先生动怒，被叫家长是家常便饭。他自己笑着说：童年是在“老师打我板子，罚我下跪孔夫子牌位”中度过的。
眼看这条读书的路要走到尽头了，长辈们坐在一起商议他的出路，看法竟惊人地一致：这孩子既然不是读书的料，窝在村里也没出息，不如让他出去闯一闯。
刚好家里有个贩卖大烟的大舅正要往西北送货去，长辈们索性决定让贾植芳跟着大舅“上道”：说白了就是去学卖大烟。
如果这桩事真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名册里大约就不会再有“贾植芳”这三个字了。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人的哭嚎和哀求，彻底改写了少年未来的道路。就是他的母亲！
贾植芳的母亲心如刀割。她说什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的孩子天生是一块“朽木”，径直跪倒在大伯父贾梓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
“大哥，你只供老大念书，不供老二念书，这使不得！要念两个就一起念，不念就全不念。”
对于一个身处旧式大家族的女性而言，这一跪有着何等沉重的分量。它既是一个母亲为儿子前程不顾体面的孤注一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种最原始也最柔软的悲壮。
伯父被弟媳的坚决打动最终松了口。贾植芳得以背起书包，重回了学堂。
但更大的转折还在后面。重回学堂的贾植芳，机缘巧合之下得以走出闭塞的吕梁山区，去省城太原读初中。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北师大毕业的国文教师。这位先生不从四书五经讲起，而是指导学生们阅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外国翻译文学，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读物。
这扇新世界的大门一旦推开，一个在山村中野蛮生长的灵魂便被彻底唤醒了。
多年以后贾植芳深情地回忆：“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
从此这位少年如饥似渴，一头扎进了书籍的海洋。读高小时借到一本石印本《封神榜》，一下子被情节吸引住，上初中后沉迷于各种侠义小说，钦佩行侠重义的绿林好汉。
他走上了一条与贩大烟完全相反的道路，后来于1932年远赴北平读高中，在美国教会主办的崇实中学打下坚实的英语基础，宿舍墙上悬挂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的相片。
一个无比叛逆与滚烫的灵魂，就这样在书海中成形了。然而如果当年没有母亲当着伯父的面跪下的那一幕，如果他没有机会接触到鲁迅的著作。
或许20世纪的中国，会多出一个湮没无闻的纨绔子弟，却少了一位以血肉之躯书写知识分子史诗的文化脊梁。
沸腾的热血一旦被点燃，便注定要与那个动荡不安的旧世界迎面相撞。
纵观贾植芳跌宕起伏的一生，他被动或主动地与监狱结下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不解之缘。
1935年冬天，北平的街头朔风凛冽，但爱国学生的热血驱走了严寒。那时候正上高中的贾植芳，跟随人流涌上街头，参加了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学生们的满腔热血，换来的是北洋政府警察局的无情逮捕。贾植芳在监牢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罪名是“共党嫌疑犯”。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牢。管牢的人每天送来窝窝头和酱菜。可怜他一个刚从财主大院里走出来的半大孩子，哪受过这种罪？
弄清楚自己是被无故扣留之后，这位年少气盛的青年顿时将饭菜连碗带碟一股脑摔在了地上。
这一摔可摔出了大动静。消息很快爆发在北平的大小报纸上。
远在济南做买办的伯父贾梓听说侄儿的壮举后顿足捶胸，但仍然上下打点花钱消灾，最后以一千块银元和五十两大烟的代价把贾植芳从大狱里捞了出来。
人是出来了，可名声也在北平传开了。伯父一狠心，索性把这个“惹祸精”送到日本去继续念书，也算避一避风头。
1936年，贾植芳去了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就读。
在东瀛的孤寂岁月里，他把第一次入狱的感受写成小说《人的悲哀》，投给了一家丛刊。
很快他不仅收到了刊登自己稿件的新书，还收到了一笔30多元的稿费和编辑胡风的热情来信。
这次通信看似寻常，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深厚友谊的开端，与此同时也为贾植芳日后长达25年的冤狱埋下了无法摆脱的伏笔。
抗战爆发后，贾植芳放弃在日本的学业，毅然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投身抗战。
他曾在抗日部队担任对敌翻译和宣传员，利用自己精通日语的便利为前线效力。
1945年，他在徐州从事策反伪军的工作时，被日本特高课逮捕入狱，“关在日伪的牢房，3个月后因日本投降而获释”。这是他第二次失去自由。
恢复自由后，他像一株不屈的劲草，继续在乱世中靠着一支笔谋生。
1946年，他辗转上海主持《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凭着非比寻常的才华和锋芒毕露的处事风格，很快就击开了文坛的冰层。
但乱世之中，有时就是祸从口出。1947年，他为地下学联主办的《学生新报》撰文，其中提到了进步师生和“革命”的话语，随即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以“煽动学潮”的罪名逮捕。
这是他第3次入狱。一年后，经留日同学多方疏通，他才得以走出牢笼。
“三进宫”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恐怕早已心力交瘁，但贾植芳竟没有丝毫收敛。
1949年后，新政权建立，百废待兴，他被邀请到震旦大学当教授，后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并创立了国内第一个现代文学教研室，前途似乎豁然开朗。
在此期间他不仅教书育人，还翻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正如他后来所说：“除了陈望道和我，当年的复旦教师中还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1955年5月15日，那个星期日早晨，厄运终于毫无征兆地降临。一场来势汹汹的政治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
1955年这句话冒出来的代价，就是他被当场带走，随后被批捕，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成了他生命里的第4次牢狱之灾。而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关押了整整11年。
这还不算完。1966年3月判刑后，他被押回复旦大学，发配到印刷厂“监督劳动”。随后“特殊时期”爆发，批斗、游街、凌辱、殴打如家常便饭，无异于走进了另一个无边的牢笼。
贾植芳后来回忆道：“不久‘特殊时期’爆发，我便遭到各种批斗、凌辱和殴打。”
纵观贾植芳92年的生命跨度，有整整25年是在监狱、劳改和批斗中度过的，人生最宝贵的四分之一，悉数葬送在阴暗潮湿的铁窗里。
他晚年平静地在回忆录《狱里狱外》中留下了一段让人无法不为之动容的文字：
“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
他还写道：“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
4次被捕，关押加改造25年，磨难如影随形。在旁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他挺身护友，在别人落井下石的时候，他宁可坐牢也不出卖良心。这份硬气，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如果说贾植芳一生中最坚硬的部位是他的傲骨，那最柔软的部位，一定属于一个叫任敏的女人。
1942年，经人介绍，出身富商之家的任敏与贾植芳相识相爱。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没有象征意义的繁文缛节，没有大红婚书，甚至没有一桌像样的酒席。
出身殷实人家的她看中了他的一份才学和罕见的铁骨，义无反顾地搬进了黄河边一间简陋的民房，从此过上了颠簸不定、亡命天涯的生活。
1945年贾植芳在徐州被捕，任敏一个人在狱外心急如焚地等候。往后那些年但凡丈夫被追捕，她总是紧紧跟随，毫无怨言。
可真正考验这对苦命鸳鸯的，是1955年贾植芳入狱没多久，任敏也受到了牵连，在丈夫被关进牢房几天之后就一同被捕。
一年多的监禁之后，有关部门劝她与丈夫“划清界限”。领导语重心长地告诫她：贾植芳是个现行反x命，你还年轻，往前走的路还很长。
在那个无处不政治挂帅的异化年代，“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为此选择决裂的人实在无可厚非。然而，看似单薄的任敏只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回应：不。
因为这份不妥协，她随后被下放到青海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又被关进了高原监狱。
在随后的3年灾害时期，她被分配的主要任务竟然是“搬运饿死的囚犯”。
后来她又从监狱里出来，被遣送到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在那里当了整整十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11年杳无音信，11年没有见面。没有任何契约能够约束，时间在滚滚向前，这一场没有婚姻加持的爱情马拉松，看不到尽头。
她既不知道他是否活着，也不知道哪天是重逢的尽头。有人劝她改嫁，她只说了短短那一句：“我相信他会回来。”
唯有经历过婚姻冷淡或爱情无常的人，才能掂量出这句话重达千钧的分量。
等待的煎熬中，1963年10月出现了一个令人落泪的细节：贾植芳在提篮桥监狱中，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
包裹布是家乡织出来的老粗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颗核桃。
“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78年，彻底平反的前夜，天各一方整整11年的两位老人，终于在贾植芳居住的狭小宿舍门口重逢了。
任敏长途奔波，手里提着已经磨破了的旧包袱，躲在大门后的角落里静静等待。
就在贾植芳走进大门的那一刻，她只轻轻说了一句：“植芳，我来了。”
此时，贾植芳62岁，任敏58岁。11年未当面说过话，千言万语，凝结成这五个字。
此后的日子才算真正安稳下来。他们膝下终身无子无女，对于彼此来说，对方就是世界的全部。然而安稳的日子又生变故。
1997年，任敏突发脑中风，此后常年卧床，不能说话，再后来意识也渐渐模糊了。
贾植芳强忍痛楚，每日伏在案前拼命著书立说，学生李辉回忆说，挣来稿费便托人送到医院去。
不管她能不能听见，贾先生每天守在她的病床前，给她读文章讲那些过往和以后的故事，一声声地叫她的名字。
可是，幸福的回光返照仅仅持续了一个中午。任敏的病情好转了一天就再次倒下，再也没有醒来。
在任敏的追悼会上，一向瘦小但从不弯腰示弱的贾植芳，当着众人猛然跪倒，一声又一声地朝着亡妻呼唤：“任敏，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
没有结婚证，没有大红喜字，她却等了他半辈子。他这辈子写过多少文章，可任敏用一生，为他写下的，是一纸最重的婚书。
如果光看贾植芳的苦难，未免把他看得太浅了。他在自传里自谦，称自己只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
可如果你认真审视面前摊开的学术版图，就会赫然发现，这位“小角色”的分量实在沉甸甸的。贾植芳为后世培育的学术人才，已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
然而，贾植芳最了不起的地方，绝不在于著作等身或学术头衔，而是他有着中国文人里罕见的一种入世的情怀。
他总说“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关心社会上的普通人，他的家门永远敞开，无论你是教授学者还是下岗工人。
甚至是从山西老家大老远跑来的乡亲，都能在他家里坐下来，喝一杯酒，聊一下午天。
他讨厌那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埋头搞学问的隔阂感。他喜欢跟人打交道，和这个社会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打交道。
他说：“我关心人生社会甚过文学，所以我总不着急去写作，因为有许多其他事情，比写作文学作品更有意思。”
这便是贾植芳的格局：他用脚丈量中国最苦难的土地，却用笔为未来点亮学术的火种。
在《狱里狱外》的扉页上，这位历经4次牢狱之灾却始终没弯过腰的老人写道：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70多年，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一代风骨贾植芳先生因肠梗阻引起的多器官衰竭，安详地闭上双眼。
他临终前仍不失幽默，生前还对学生说：“我很想参加自己的葬礼，看别人为自己挂哪张遗像。”
他是从黄土高坡走出的硬汉，如今带着乡音化为尘埃，可他留在身后的精神与气节，依然如他笔下的文字一般，挺拔于时光的荒原之上。
他没有平白无故地活，没有跪着死。他对得起“人”字的那一撇一捺。做人有度，做事有骨：这便是贾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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