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借伊凡的口，讲过一段残酷的话——他说如果最终的和谐，需要建立在哪怕一个被折磨至死的孩子的眼泪之上，那么他恭敬地退还这张入场券。
又是一则老人作恶的新闻：
拿起玻璃瓶，在墙上磕碎，再一把一把扔进去，即便，即便真的有人给了她二百块，那又怎么样?
二百块不能收买一个人对孩子下手，二百块不能让一个老人把玻璃扔进幼儿园，二百块买不动一个心里还有底线的人，能被二百块买动的，说明这个人心里本来就没有那条底线——那二百块不是源头，那二百块只是压垮一个本来就松动的堤坝的最后一根稻草。
堤坝本身，是她自己松的。
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
意味着在郝先生那次偶然撞见之前，这个老人已经干过类似的事。
意味着社区知道、可能幼儿园也知道。
意味着曾经有人找他谈过，她答应了，然后又来了。
这个社会对她这种为恶者的容忍度上限在哪里？
她知道自己是个老人，知道自己顶多被说两句，知道没人会真把他怎么样。
埃德蒙·伯克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恶的胜利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
哈尔滨这件事里，好人不是完全袖手旁观——郝先生没有袖手，他问了那一句。
但在郝先生之前的那些次，那些构成“不是第一次”的每一次，谁又在其中旁观？
每一个人都在做“分内的事”，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尽到了责任，每一个人都把最硬的那个动作——真正让这个老人付出代价，留给了“下一次”。
真的的措施是什么？
是立案，是处罚！
无论这个名字叫寻衅滋事，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还是故意伤害罪未遂，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司法体系里，对幼儿园投放危险物品这件事，都有一个与之匹配的罪名，刑法也有。
缺的不是法条，缺的是把法条真正用到他头上的决心。
如果因为她年纪大、身体差、可能真的无力承担监禁——那也应该有符合她情况的处置方式。
限制居住范围、强制社区监护、纳入重点管控名单、一旦再犯立即从重，每一项都比沟通更实在。
关键在于，要让她清楚地知道，她做的这件事，在这个社会里，是有代价的。
她今天不付出代价，明天就会有人以为自己可以照做。
后天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老人,摸着同一条规则的空隙,做同样的事。
一个社会对施害者的每一次宽纵，都是在向潜在的施害者发放通行证。
这张通行证，必须收回。
对孩子下手的人，没有可怜可言。
年纪大不是豁免，委屈不是豁免，神智不清如果是真的，那就走精神鉴定的程序，如果是假的，像这次显然是假的，那就得走刑事程序。
如果这条底线靠沟通解决不了，那就得靠每一次让伸向孩子的那只手，付出与之相称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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