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提到唐朝,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开放",但要细问开放在哪儿,大多数人只能答出一句:唐朝女人穿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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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没错,但也太片面了。真实的唐朝,开放得远不止穿衣这一件事,从宫廷到市井,从用人到立法,每一处翻出来都让人瞪眼。

那唐朝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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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能被后人一口一个"盛世",跟它从建国起就定下的对外路子脱不开关系。

隋末天下打成一锅粥,李渊父子从乱局里杀出来,建起唐朝的时候,整个国家满目疮痍,家底薄得很。这种时候最稳妥的做法是缩起来修生养息,但唐朝没这么干。

李世民在位期间,主动把大门敞开,四方商旅、外邦使臣往来不断,长安城里的外国面孔多得让人眼花。

到了盛唐,长安是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城里住着来自西域、波斯、大食、天竺、日本、新罗的商人,街市上摆着来自各地的货物,波斯的香料、西域的玻璃器皿、大食的棉布,买卖做得热火朝天。这些外国商人长年旅居长安,有的甚至在这里娶妻生子,一住就是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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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为了让生意顺顺当当地做起来,每年从国库里调拨一万三千石粮食,专门招待外国商人。国库出粮,这不是小事,背后是朝廷真金白银地在维护这些贸易往来,不是摆摆样子。

武则天掌权之后,这套体系更加精细。朝廷开始按各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不同种类的粮食和物资,不是一刀切地发,说明当时对各国的了解已经相当具体和深入了。

朝廷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港口的海上贸易。外国船只入港,货物登记、抽税、存放,全部走这个机构。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具备海关职能的机构之一,从制度层面保证了贸易的规范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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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人的权益,唐朝也出台了专项法律来保护。地方官员不得随意向外商摊派费用,不得额外征税刁难。这条规定落在纸面上,说明朝廷意识到了一件事:外国人愿不愿意来做生意,跟他们在这里受不受保护直接相关。

用人这件事上,唐朝同样没有设族裔门槛。只要你有真本事,不管哪里来的,都可以参加科举,或者被朝廷直接征召。

唐朝历史上有来自西域、日本、新罗的官员在长安任职,为唐廷效力。这种唯才是举的态度,放在古代各朝来看,是极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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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社会伦理观念宽松,皇室在这件事上走在最前面,带头示范。

先说武则天。她入宫的时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封"才人","武媚娘"这个名字是李世民亲自赐的。李世民一朝,武则天在后宫里算不上特别得宠,地位不高。

李世民晚年染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太子李治要入宫侍奉父亲,两人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了感情。

放在礼教正统的视角里,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因为武则天是李世民的妃子,李治是李世民的儿子,两人之间的身份横亘着一道明确的人伦界线。

李世民驾崩之后,没有子嗣的先帝妃子按惯例出家为尼,武则天被送到感业寺,削发为僧。这本来应该是她人生故事的终点,但没有。

李治登基后没多久,把她从寺里接了回来,重新安排了身份,一步步给她加封,最终把她推上了皇后之位。

一个女人从先帝妃子变成新皇皇后,这件事在唐朝不是偷偷摸摸发生的,是明明白白记进史书的。朝廷里有大臣死磕着反对,但最终也没能拦住。

再说唐玄宗和杨贵妃,这段关系里的身份问题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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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环嫁给寿王李瑁的时候年纪不大,两人的婚事是经过正式程序走下来的,成婚后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但某一年,唐玄宗在宫宴上见到了杨玉环,当场就动了心。

之后,唐玄宗以替杨玉环的母亲祈福为由,让她以出家女道士的身份离开寿王府,赐道号"太真",这个操作实质上切断了她和寿王之间的婚姻关系。几年后,唐玄宗将她正式迎入后宫,封为贵妃。

寿王是唐玄宗的儿子,杨贵妃是寿王的妻子。唐玄宗纳儿媳为妃,这件事在后世被反复提起、反复评说,但在唐朝,它就这样发生了,皇帝做了,史官记了,而且朝廷照常运转,没有因此垮掉。

皇室把这些摆在台面上,民间的尺度自然也宽了不少。唐朝女性离婚再嫁不是丑事,史书里记载了大量改嫁的女性,有的前后嫁了三四次,社会舆论对此并没有形成强烈的谴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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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女性的穿着,是这个朝代社会风气最直观的一面镜子。

三个字总结:薄、透、露。

今天的人看唐代留下来的仕女画,会发现画里那些女子的穿法跟后来的宋明清差别相当大。她们的领口开得低,脖颈和锁骨完全露在外面,里面穿着低胸短袄,出门的时候在外面搭一件薄纱,走动起来纱衣随风飘动。这套穿法在唐朝不是贵族专属,而是普遍的日常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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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审美和后世很不一样,不追求把人包裹得密不透风,反倒以肌肤外露为美。当时的审美标准是丰腴和白皙,女子身材圆润、皮肤雪白,才算是上品姿色。

诗人方千写过"粉胸半掩疑晴雪"这样的句子,放在今天来看都不算含蓄,说明这种审美在唐朝是被主流接受的,不是私下偷偷欣赏,而是明着写进诗里传播。

女性穿男装这件事,在唐朝也完全不是禁忌。这事儿换到明清,轻则引来议论,重则惹出麻烦,但唐朝把它处理得相当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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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最宠爱的女儿,某次皇宫家宴上,她走进来的时候穿着一整套男装,束着发,腰间系着革带,从头到脚是男子装扮。

李治看见了,笑着问她,"怎么又是这副打扮?"一个"又"字,说明这不是第一次,皇帝对此习以为常。

皇帝态度宽松,民间就更没有约束了。唐朝女性骑马出行,参加马球比赛,出门会友,做生意赶集,全都是寻常事。这些活动在宋朝以后越来越受限制,但在唐朝,没有人觉得女性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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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封建时代拿来比较,唐朝对女性的接纳程度,独占一档。

其他朝代讨论女性的处境,基本在"三从四德"的框架里绕,从父、从夫、从子,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唐朝没有彻底推翻这个框架,但在里面打开了很多口子,让女性真正能走出去、站出来。

武则天是这其中最极端的案例。她从才人起步,先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在宫廷政治的漩涡里走了几十年,最终在67岁那年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正式记入史册、得到承认的女皇帝。

她在位期间推行科举改革,扩大取士范围,压制世家门阀的政治垄断,让更多寒门出身的官员得以进入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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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外继续维持唐朝的对外开放政策,国家并没有因为换了个女皇帝就乱掉。这个女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一步步坐到了权力的顶端。

上官婉儿的故事是另一个角度。她的祖父上官仪因政治原因被武则天下令处死,她和母亲被没入掖庭为奴。掖庭是宫中专门关押罪臣家属的地方,条件苦,出路窄。

上官婉儿后来被称作"巾帼宰相",这个称号不是正式官职,但她实际参与的工作已经触及了宰相职能的核心范围。一个从罪奴身份出发的女性,走到这个位置,在唐朝以外的任何朝代,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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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执政期间,普通女性进出宫门的限制也比从前宽松许多,允许女性走天子御道,允许女官出席部分政务场合。这些规定放开了,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变化。

唐朝民间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也比后世高出很多。做买卖的女性有记载,跟着商队跑长途的女性有记载,独立经营产业的女性同样有记载。女性的社会能见度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偶发的特例。

宋朝以后,程朱理学的影响越来越深,对女性行为的约束越来越细,缠足的习俗也在这个时期逐渐扩散开来。女性的活动空间被一点点收窄,对比之下,唐朝女性所处的环境,在整个古代史里已经算是相当宽松的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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