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一笑”这名字没取好
我爹给我取名的时候，正蹲在田埂上啃一块杂粮饼子。
那是北宋元丰三年的秋天，汴京城外十里的杨家庄，稻子刚收完，田里只剩下一茬一茬的稻桩，戳在干裂的泥土里，跟癞子头上的头发似的。
我爹啃完最后一口饼子，拍了拍手上的渣子，跟我娘说：“就叫一笑吧。”我娘当时正抱着我坐在门槛上喂奶，听他这么说，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爹解释：“咱这辈子，种地种不出个名堂，做生意做不明白，连鸡都养不活。去年养那窝鸡，全让黄鼠狼叼走了。就盼着这孩子，能笑呵呵地过一辈子，别跟咱似的，整天愁眉苦脸。”
我娘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杨一笑！这名儿就这么定下来了。
后来我活了三十多年，回头想想，我爹这句话，基本上就是我这辈子的浓缩版：鸡都养不活，还指望人活得好？他给我取这名儿，纯粹是在给阎王爷提供素材。
当然了，这都是后话。
我小时候，还不觉得这名儿有什么问题。杨家庄百来户人家，孩子起名都差不多这个路数：杨大壮、杨有福、杨满仓，听来听去，我这“一笑”还算有点意思。
村里的私塾先生周老夫子第一次听见我这名儿，捋着胡子点了点头，说：“一笑，好。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有境界。”
周老夫子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这么一说，我爹娘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当天晚上多炒了一个鸡蛋。
从那天起，我爹就动了让我读书的心思。
杨家庄百来户人家，世代种地，能识字的没几个。每年秋收完，村里人凑点粮食，请周老夫子来教孩子们认几个字，也就是图个能写自己名字、看得懂地契的程度。
但我爹不一样。我爹种了半辈子地，种出了一身的病，腰弯得跟虾米似的，一到阴天就疼得直哼哼。他不想让我也这样。
“读书，”我爹蹲在院子里抽旱烟，烟雾缭绕中跟我娘算账，“读书考功名，考上了就当官，当官就不用种地了。你看隔壁李家村那个李秀才，考中之后县太爷都来贺喜，骑着高头大马回来的，他娘哭得跟泪人似的，那是高兴的。”
我娘说：“供不起。”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说：“从牙缝里挤。”
就这么四个字，把我送进了私塾。
那年我八岁。周老夫子收学生，一年要三斗米。我爹把家里最好的那块地收的米匀出来一半，装进布袋里，扛着去了私塾。
我在后面跟着，看见我爹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的腿前天挑水的时候摔了一下，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
到了私塾门口，我爹把米袋往周老夫子面前一放，说：“先生，这孩子皮实，您尽管打。”
周老夫子看了看米袋，又看了看我，说：“打不打另说，先背《三字经》，背不出来再说。”
我爹连连点头，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记得，里面有盼头，有紧张，还有一点点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害怕，怕我读不出来，怕那三斗米白花了。
我没让他失望。
《三字经》我背得滚瓜烂熟，《千字文》倒背如流。周老夫子教的四书五经，我虽然不是过目不忘，但念上几遍也能记住个七七八八。
写文章更是一把好手，周老夫子出个题目，我能洋洋洒洒写上千字，引经据典，头头是道。
周老夫子常常在课堂上拿我当榜样。他捋着胡子，眯着眼睛，对我那些同窗说：“你们看看杨一笑，再看看你们自己。人家写的文章，那叫文章；你们写的，那叫字儿堆。”
这话说得我那些同窗，一个个拿眼瞪我。
我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我爹那三斗米，不是让我来交朋友的，是让我来改命的。
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点一盏油灯，就着豆大的火光背书。杨家庄的清晨冷得很，冬天的时候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翻书都费劲。
我一边哈气暖手一边背，声音压得很低，怕吵醒我爹娘。他们白天要下地，晚上睡不好，第二天会没力气。
晚上我又是最后一个熄灯的。我娘心疼油钱，说差不多就行了。我嘴上答应，等她睡着了又悄悄点上。
有一回被发现了，我娘站在门口看了我半天，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晚上油灯旁边多了一盏新的，灯油灌得满满的。
我就更拼命了。
那几年，我活得像一根绷紧的弓弦。不玩，不闹，不走亲戚，不应酬邻里。别人家孩子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我在背书；别人家孩子过年穿新衣裳、放鞭炮，我在练字。
周老夫子说我的字“清秀有余，骨力不足”，我就练，练到右手中指第一节，磨出一个黄豆大的茧子，练到握笔的时候，那个茧子正好卡在笔杆上，像是量身定做的笔架。
我那时候是真的相信，只要我够努力，老天爷就不会亏待我。
现在想想，年轻真好，能这么天真。
2 三次科考名落孙山
十六岁那年，我第一次走进县学的考场。
考场设在县城东南角，是一排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门口挂着块匾，上头写着“为国求贤”四个大字。我站在门口，抬头看那四个字，心跳得咚咚的，手心全是汗。
我爹特意请了假，套上家里唯一的那头驴车，拉着我走了两个时辰的土路。到县城的时候天还没亮，考场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全是各地来的读书人，有的穿着簇新的长衫，有的像我一样粗布短褐，但每个人脸上都是一样的紧张和期待，还有一点点强撑出来的镇定。
我爹把干粮和水囊塞给我，说：“去吧，好好考。”
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考不上也没事。”
我知道他在说谎。他要真觉得考不上没事，就不会赶两个时辰的驴车了。
考场里阴冷潮湿，一股子霉味儿。我的座位挨着北墙，墙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个歪嘴的笑脸。我盯着那个水渍看了好一会儿，心想这玩意儿别是什么预兆吧，然后赶紧把这个念头赶出脑子，铺开试卷，提笔蘸墨。
第一场考的是经义。
题目不难，《论语》里的那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我熟。不光熟，我还专门就这一句，写过三篇文章，被周老夫子圈圈点点地批改过，其中一篇他给的批语是，“可圈可点，他日考场所向，当如此篇”。
我深吸一口气，落笔。
那一场，我把三年所学全倒了出来。每一个典故都恰到好处，每一处转折都自然流畅，收尾的时候还暗扣了一下开头，形成一个漂亮的回环。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搁下笔，把卷子举起来吹了吹墨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读完之后，我心想：稳了。
后面两场，诗赋和策论，我也发挥得不错。诗赋差一点，我这人对平仄的把握一直不太灵光，周老夫子说我写的诗“工整有余，灵气不足”。
但策论是我的强项，题目问的是“如何使民富”，我从轻徭薄赋写到兴修水利，从抑制土地兼并写到鼓励工商，洋洋洒洒，论据扎实，结构严谨。
交卷的时候，我甚至有点舍不得。那几张写满字的纸，是我三年心血的结晶，是我全部的希望。
走出考场，阳光刺眼。我爹在门口等着，看见我就站了起来，嘴巴张了张，没敢问。
我说：“爹，挺好的。”
我爹的嘴角一下子就咧开了，咧到耳朵根子。他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得我往前趔趄了一步，然后大手一挥：“走，下馆子！”
那天晚上，我们爷俩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吃了一顿羊肉面。我爹破天荒地要了一壶酒，喝了两杯就上脸，脸红得跟关公似的。他端着酒杯跟我说：“一笑啊，爹这辈子就这样了。你要是能考出去，爹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
我说：“爹你说啥呢，你且得活着呢，等着享我的福。”
我爹嘿嘿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放榜那天是七日后。
我又坐着我爹的驴车进了城。榜贴在县衙门口的八字墙上，离着老远就看见那边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
有人从人群里挤出来，面色灰白，一言不发地往外走；也有人手舞足蹈地冲出来，一边跑一边喊“中了中了”，声音都劈了。
我挤进去，从榜首开始看。
第一名，赵文焕。第二名，钱思远。第三名，孙茂才……
一路看下去，一路没有我的名字。
看到第三十名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开始往下沉了，像一块石头被人丢进了井里，咕咚咕咚往下坠。但我还是没死心，觉得可能名次靠后一点，再往后看看。
第四十名。第五十名。第六十名。看到最后一名的时候，我的手开始抖了。
我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回看得更仔细，每一个名字都掰开了揉碎了看，连旁边的小字批注都不放过。第二名钱思远的“远”字写得潦草，我盯了好一会儿，确认那不是“一笑”两个字。
不是。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杨一笑”三个字。
我站在榜前，觉得浑身的血一下子凉了。周围闹哄哄的，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在互相道贺，有人在破口大骂出题不公。但这些声音传进我耳朵里，都变得很远很远，像是隔了一堵墙。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人群的。
我爹在驴车旁边蹲着等我。看见我出来，他猛地站起来，眼睛里全是光，嘴巴已经提前咧开了，准备迎接那个他等了七天的好消息。
然后他看见了我的脸。
他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收得很慢，像是怕收得太快会伤着我似的。
“……没中？”
我摇头。
我爹愣了一会儿，然后使劲搓了搓脸，搓得脸上的褶子都展开了。他挤出一个笑来，说：“没事儿，头一回嘛，哪有头一回就中的？咱村李老三的儿子考了四回才中，你这头一回，正常，正常。”
他说“正常”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是哑的。
回去的路上，我爹一句话没说。驴车吱呀吱呀地走在土路上，扬起一路尘土。我坐在车后面，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背比来的时候弯得更厉害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的。
到家之后，我娘问怎么样了。我爹替我回答：“没中。头一回嘛，正常。”
我娘“哦”了一声，转身进了灶房。我听见她在里面剁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又急又重，一下一下，像是在剁什么出气。
那天晚上，我又点起了油灯，翻开书。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上一次是准备不足，这一次要加倍。上一次每天背三个时辰，这一次背五个；上一次写文章写到满意为止，这一次写到周老夫子挑不出毛病为止。
我像一头拉磨的驴，蒙上眼睛，围着那盘名叫“科举”的磨，一圈一圈地转。
第二年，又没中。
这回我连羊肉面都没吃上。我爹没提下馆子的事，我也没提。放榜之后，我爹蹲在院子里抽了一整晚的旱烟，火星子在黑暗里一明一灭，跟鬼火似的。
第三年，我娘开始偷偷抹眼泪了。
不是因为我没考中。是因为村里人说的话越来越难听了。
“杨一笑？考三年了吧？还没中？啧啧啧。”
“我早说了，不是那块料。你看他那样子，尖嘴猴腮的，哪像当官的命？”
“他爹也是想不开，一家子泥腿子，非要去供读书人。这不明摆着往水里扔钱吗？”
最难听的一句，是我们村一个叫杨老三的人说的。他儿子跟我同岁，大字不识一个，但力大如牛，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
杨老三扛着锄头从我爹面前走过，撂下一句：“老杨啊，你家那小子，读书读傻了吧？”
我爹没吭声。
我站在院子里，把这句话听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我把我所有的书收了起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本一本摞好，用一块蓝布包上，塞进了柜子最深处。那里面已经落了一层灰，还结了蛛网。
我爹推门进来，看见空荡荡的书桌，愣了一下。
“不读了？”
“不读了。”
“……想好了？”
“想好了。”
我爹沉默了很久，久到油灯的火苗跳了好几跳。最后他点了点头，说：“行。不读就不读吧。”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那三斗米，白瞎了。”
门关上了。
我坐在空荡荡的书桌前，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没出声，就让它那么流。流过脸颊，流过下巴，滴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写到磨秃的笔，翻到卷边的书，熬到通红的眼睛，磨出厚茧的手指头。
白瞎了。
3 一箭射出二十鞭
弃文从武这个决定，是我蹲在田埂上，看夕阳的时候做出来的。
那天的夕阳特别红，把半边天都烧透了。我蹲在田埂上，看着那一轮红日一点一点往下沉，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不能就这么认了。文的不行来武的，总有一条路能走通吧？
北宋重文轻武不假，但武官也是官。校尉、都头、虞侯，哪一个不是吃皇粮的？就算当不上官，在军中混个一官半职，也比在村里被人指指点点强。
我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去找了村里一个退伍的老兵。
老兵姓马，六十多岁，满脸横肉，左边眉毛缺了一半，据说是在战场上被人一刀削掉的。他在军中待了三十年，从士兵干到都头，后来腿上中了一箭，瘸了，就领了一笔遣散费回乡养老。
马老头听我说完来意，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那眼神跟看一只突然开口说人话的驴似的。
“你？”他说，“读书人？”
“现在不是了。”
“多大了？”
“十九。”
“晚了。”马老头干脆利落地说，“习武要从小学起，你这把年纪，骨头都硬了，练不出来的。”
我说：“我想试试。”
马老头又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突然伸手捏了捏我的胳膊。他的手跟铁钳子似的，捏得我龇牙咧嘴。
“细。”他给出评价。又捏了捏我的大腿，“松。”
然后他一巴掌拍在我后背上，拍得我差点一头栽倒。“软。”
最后他下了结论：“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给人送人头的。”
我说：“我不上战场也行，能在军中谋个差事就行。”
马老头看着我，眼神里多了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那叫同情。
“行吧，”他说，“明天卯时，来我这里。晚一炷香，就不用来了。”
卯时，天还没亮。
我摸黑爬起来，顶着星星出了门。到马老头院子门口的时候，他正蹲在门槛上喝粥。看见我来了，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哼了一声，算是认可。
“先扎马步。”他拿筷子朝院子中间一指，“一个时辰。”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一个时辰。一百二十分钟。就那么半蹲着，膝盖弯成直角，双臂前伸，一动不动。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我的腿就开始抖了。先是微微的颤抖，然后是控制不住的剧烈抖动，两条腿像是通了电，抖得我整个人都跟着晃。
汗珠子从额头上滚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后背的衣服湿透了，贴在皮肤上，黏糊糊的。
马老头坐在门槛上喝粥，看都不看我一眼。
半炷香之后，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两条腿完全失去了知觉，跟别人的腿长在了我身上似的。
马老头放下碗，走过来蹲在我面前。
“服不服？”
“……不服。”
“行。”他站起来，“明天继续。还是卯时，晚一炷香就别来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另一种活法。
每天早上起来，浑身疼得像被人打了一顿。胳膊抬不起来，腿迈不开步，手掌上磨出的血泡破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结成了一片厚厚的老茧，硬得能磨刀。
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我娘看见我脱衣服，惊得手里的盆都掉了。
“你身上这是怎么了？”
“练的。”
我娘红了眼眶，但什么也没说。她去灶房烧了一锅热水，用粗盐兑了，让我敷身上的淤青。盐水渗进伤口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一声没吭。
我娘说：“疼就别忍着。”
我说：“不疼。”
我娘转过身去，肩膀抖了一下。
日复一日。我的身体开始变了。先是胳膊粗了一圈，然后是胸膛厚实了，腰腹收紧了。之前松垮垮的地方，现在摸上去硬邦邦的，走路的时候脚步也稳了，不再像读书时那样轻飘飘的。
变化最大的是射箭。
马老头说射箭讲究“五平三靠”：心平、气平、肩平、手平、足平，箭靠弦、弦靠胸、胸靠弓。
我一开始连弓都拉不满，拉两下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马老头让我每天拉空弓三百次，拉到手臂失去知觉为止。
一个月后，我能拉满弓了。
三个月后，我能射中十步外的靶子了。
半年后，五十步内的箭靶，我十箭能中七八箭。马老头难得地点了点头，说了句：“还行。”
从马老头嘴里说出“还行”两个字，比登天还难。那天晚上我高兴得多吃了两碗饭。
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对路了。文的不行，武的行。老天爷关了我一扇门，这不就给我开了一扇窗吗？虽然这扇窗小了点，但好歹是个出路。
第二年开春，州府举办校场比武的消息传到了杨家庄。马老头第一时间找到我，把一张皱巴巴的告示，拍在我面前。
“机会来了。”他说，“这次比武，前二十名入选州府厢军，前十名进禁军备选。你要是能进前二十，这辈子就算有着落了。”
我把那张告示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刻进了脑子里。
比武那天，我换了身干净衣裳，让我娘帮我把头发重新束了一遍。我娘一边束一边念叨：“菩萨保佑，祖宗保佑，这回可一定要成啊。”
她把我额前碎发抿到耳后，看了我一眼，眼圈又红了。
我爹没说话。他蹲在院子里，把那头驴的缰绳解开又系上，系上又解开，反复了好几遍。最后他站起来，拍了拍驴脖子，说：“走吧。”
校场设在州府城外，是一大片夯土压实的空地，四周围着木栅栏，插满了各色旗帜。我到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
各地来的习武之人，有的穿着皮甲，有的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有的扛着长枪大刀，杀气腾腾。
跟他们一比，我像个走错地方的。
马老头在我后背上拍了一巴掌，差点把我拍趴下。“记住，射箭是你的强项。前面的比试，只要能撑过去就行，别逞能。把力气留到射箭那一关。”
我点点头。
前面的比试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举石锁，我举起了八十斤的，虽然举到最后脸都憋紫了，但好歹过关了。刀法，我练得不算精，但马老头教我的那几招够扎实，考官点了点头，放我过了。
枪法差一点，长枪在我手里，总有一种不听话的感觉，考官皱着眉看了半天，最后勉强给了一个“中”。
三关过后，淘汰了一大半人。我站在校场上，看了看剩下的人，心里头那团火越烧越旺。
就差射箭了。
射箭是我最拿手的。我站在箭道上，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左手握弓，右手取箭。周围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所有人的目光、所有飘扬的旗帜、所有嘈杂的人声，全都没有了。天地之间只剩下我，还有五十步外那个红色的靶心。
搭箭。
拉弓。
弓弦绷紧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轻微而锐利。我感受着弓臂弯曲的弧度，感受着箭羽擦过指腹的触感，感受着自己心跳的节奏——咚、咚、咚，平稳而有力。
靶心在视线里越来越清晰。红色的圆心，外围一圈白，再外围一圈黑，像一个层层嵌套的眼睛，正对着我。
我松手。
弓弦猛地弹回，发出一声清越的震响。箭矢离弦的瞬间，我感觉到那一瞬间的颤抖。极轻微，轻微到几乎察觉不到。是我连日苦练的疲惫？是比试的紧张？还是单纯的运气不好？
我不知道。
我只看见那支箭没有飞向靶心。
它偏了。以一个微小的角度，一点一点偏离了原本的轨迹。那偏移小到在场的人可能都没注意到，但结果却大到无法忽视——
箭矢直直地飞向了箭道侧面的鼓架。
鼓架旁边，站着一个鼓吏。
鼓吏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穿着红色的号衣，正专心致志地守着那面牛皮大鼓，准备等比武结果出来后擂鼓助威。他完全没有防备，甚至没往我这边看。
那支箭扎进了他的胳膊。
不深。箭头只没进去一小半，卡在肌肉里。但足够疼，足够让他发出杀猪一样的嚎叫。
他倒下去的时候碰翻了鼓架，那面大鼓轰隆一声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巨响。鼓槌滚出去老远，一路滚到一个考官的脚边才停下来。
校场瞬间炸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握着那把空弓。弓弦还在微微颤动，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看着倒在地上的鼓吏，看着他胳膊上那支箭，看着从他指缝间渗出来的血，脑子里一片空白。
有人冲上来夺了我手里的弓。有人把我按在地上，膝盖顶住我的后背。有人在大声喊着什么，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万只蜜蜂在飞。
我看见考官们交头接耳。我看见围观的武生们脸上的表情：有震惊，有错愕，有看热闹的兴奋。我还看见马老头站在人群外面，脸上的横肉全耷拉下来了，看起来一下子老了十岁。
我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拖出校场。
经过鼓吏身边的时候，我看见他正被几个军医围着处理伤口。他疼得满头大汗，嘴里骂骂咧咧。那支箭还插在他胳膊上，箭头从另一面露出来一点，沾着血，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我想说对不起。
但我的嘴张不开。
校场外面，我爹还蹲在驴车旁边等着。他看见我被两个人架着拖出来，猛地站了起来，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没人回答他。
我被扔在地上，浑身是土，像一个被丢弃的破麻袋。我爹冲过来想扶我，被一个当兵的拦住了。
“你儿子，”那个当兵的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意味，“比武的时候射伤了鼓吏。取消资格，罚二十鞭。”
我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那二十鞭子打在我背上的时候，我一声没吭。不是硬气，是已经感觉不到疼了。我趴在地上，脸贴着土，闻着泥土的腥气，听着鞭子抽在皮肉上那一声声闷响。
每一下都让我的身体震一下，但我不觉得疼。我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头碎了，碎得稀烂。
打完鞭子，我被人从地上拉起来。背上火烧火燎地疼，衣服粘在伤口上，一动就扯得生疼。我踉踉跄跄走到驴车旁边，我爹扶着我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我爹还是一句话没说。
但我看见他在抹眼泪。他用袖子偷偷地擦，擦完左边擦右边，肩膀一抖一抖的。那头老驴走得很慢，蹄子踩在土路上，啪嗒啪嗒，像是什么东西在一下一下地敲。
到家之后，我娘看见我背上的伤，当场就哭了。她一边哭一边烧水给我洗伤口，手抖得厉害，好几次差点把水瓢掉进锅里。
我说：“娘，不疼。”
我娘哭得更厉害了。
那天晚上，我趴在床上，背上的伤口一阵一阵地疼，疼得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上的那摊衣服上。衣服上全是血，暗红色的，已经干了，硬邦邦的。
我盯着那摊血迹看了很久。
然后我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真的觉得好笑的那种笑。我趴在那里，肩膀一抽一抽地笑，笑得背上的伤口又裂开了，血渗出来，把新换的绷带洇红了。
三年读书，三年落榜。
半载习武，一箭射偏。
那个靶子那么大，我偏偏射不中；鼓吏站得那么偏，我偏偏一箭就中。
这不是倒霉是什么？
这不是笑话是什么？
我笑够了，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皮的，有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我闻着那股味道，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下来，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
4 三条经商路，条条通鬼门关
我在家躺了半个多月。
背上的伤结了痂，掉了痂，留下十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我娘用草药给我敷，说是能去疤。我说不用，反正也没人看。
我爹那半个月话少得可怜。他每天照常下地，照常吃饭，照常蹲在院子里抽旱烟。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不是嫌弃，不是失望，是更让我受不了的心疼。
有天晚上，我听见他跟我娘在隔壁屋里说话。隔着一道土墙，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他娘，你说咱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别瞎说。”
“那咋就……咋就这么不顺呢？文的不行，武的不行，这孩子心气高，我怕他……”
后面的话没说出来。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是我娘的声音：“明天我去庙里烧炷香。”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假装睡着了。
但日子总要过下去。我爹娘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头发一天比一天白，我不能就这么在床上躺一辈子。伤好得差不多了，我开始琢磨新的出路。
文的不行，武的不行，那就经商。
北宋虽然重农抑商，但商人手里有钱是实打实的。汴京城里那些大商贾，住的是雕梁画栋的宅子，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用的不比当官的差。
我不用做到那么大，能赚点钱把家里的债还上，让爹娘吃口安稳饭，就知足了。
我把我爹叫到院子里，跟他说了这个想法。
我爹抽了半天烟，最后说：“本钱呢？”
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柜子里的铜钱，床底下的碎银子，我娘的陪嫁首饰：一对银镯子，一根银簪子，还有一枚银戒指。全加在一起，也没多少。
我又去找亲戚邻里借。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读书三年不中、习武一箭射偏的事，早就传遍了整个杨家庄。
我站在人家门口，看见他们脸上那种表情，那是一种想拒绝又不好意思拒绝，想同情又带着点幸灾乐祸。
最后是我二叔先开的口。他掏出二两银子放在桌上，说：“一笑啊，二叔就这些了。赚了还我，赔了……就算了。”
他说“算了”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跟送葬似的。
东拼西凑，凑了十几两银子。我把这些钱用布包好，贴身揣着，走出了杨家庄。
我的第一次经商，是从一批茶叶开始的。
在汴京，有个说法叫“南茶北运，一本万利”。南方产的茶叶运到北方，价格能翻好几倍。我打听了好几天，在市集上蹲点观察，最后选定了一个茶叶商人。
这人四十来岁，白白胖胖，说话慢条斯理，见谁都笑眯眯的，一看就是那种和气生财的买卖人。
他姓胡，让我叫他胡老板。
胡老板看了看我挑的茶叶，摇了摇头，说：“小兄弟，你这是被人坑了。这茶叶成色不对，是陈茶翻新的，闻着香，一泡就露馅。你这批货，运到哪儿都卖不上价。”
我当时就慌了。这批茶叶花了我大半本钱，要是砸手里，那就全完了。
胡老板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算了，看你也是头一回做买卖，不容易。我手里有一批上好的新茶，正愁没人帮我出手。这样，你这些陈茶我收了，按原价，不让你亏。然后你从我这里进新茶，我算你便宜点，怎么样？”
我当时感动得差点给他跪下。
现在想想，我应该给自己跪下，怎么就这么蠢呢？
胡老板收了我的陈茶，给了我一批新茶。银货两讫，他笑眯眯地跟我挥手道别，祝我一路顺风，财源广进。
我挑着那批“新茶”走了三天，在一个镇子上打开验货。茶叶确实香，闻着比之前那批还香。但我留了个心眼，用热水泡了一壶。
茶汤的颜色不对。味道也不对。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霉味，被浓烈的香料盖着，不仔细品根本尝不出来。我把茶叶翻到最底层，抓出一把来细看，全是茶梗和碎末，真正的叶片没几片。
这批“新茶”，比我之前那批“陈茶”还次。
胡老板用一批劣茶，换走了我一批次茶，还让我倒贴了银子。
我蹲在那个镇子的街边，看着面前这一担茶叶，欲哭无泪。
第一次经商，遇骗。血本无归。
我没有回家。
不是不想回，是没脸回。十几两银子，有我爹娘的血汗钱，有亲戚邻里借的债，有我娘那对戴了二十年的银镯子。全没了。被一个笑眯眯的胖子用几句话就骗走了。
我在外面漂了一个多月，最后在一个码头上找到了份扛活的差事。扛一包货物一文钱，从早扛到晚，肩膀磨得血肉模糊，一天能挣二三十文。
我就这么扛了两个月，攒下了一两多银子。加上之前剩下的一点底子，我又凑了一笔本钱。
这回我学聪明了。我不跟陌生人打交道，自己去看货、验货、谈价钱。我在一个镇子上进了一批布，成色不错，价格也公道。我挑着这批布往北走，打算运到下一个州府卖掉。
走到半路，出事了。
那是一条山路，两边全是密林。我挑着担子走在路上，心里还挺美，盘算着这批布能赚多少钱。突然从林子里蹿出来七八个人，手里拿着刀，把我围住了。
为首的是个黑脸大汉，刀往我脖子上一架，说：“要钱要命？”
我当时腿就软了。不是怕死，是怕东西没了。那些布是我的全部身家，是我扛了两个月的货、磨烂了肩膀才换来的。
我说：“各位好汉，东西你们拿走，留我一条命就行。”
黑脸大汉笑了，说：“还挺识相。”
他们把担子挑走了。临走的时候，黑脸大汉回头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太配合了，有点过意不去，从担子里抽了一匹布扔回来。
“给你留一匹，做身衣裳。”
然后他们消失在了林子里。
我抱着那匹布，站在山路上，愣了很久。山风吹过来，吹得路边的树叶哗哗作响。一只鸟从头顶飞过，叫了一声，像是在笑。
第二次经商，遇盗。又是一无所有。
我把那匹布卖了，换了一点盘缠，一路讨饭回到了杨家庄。
到家那天是傍晚。我爹正蹲在院子里抽烟，看见门口进来一个叫花子模样的人，愣了一下，然后猛地站起来。他认出了我，嘴巴张了张，烟袋从手里掉下来，摔在地上，溅起几点火星。
他没问我为什么弄成这样。他只是走过来，把我扶进了屋里。
我娘看见我的时候，哭了一整晚。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床上，盯着屋顶的横梁，做了一个决定：再试一次。事不过三。老天爷不可能一直这么对我。第一次被骗，是我蠢；第二次被抢，是我倒霉。第三次，我小心再小心，总能成吧？
我又凑了钱。这回不多了，只有几两银子，进了一批杂货，是些针头线脑、梳子镜子、胭脂水粉之类的小东西，不占地方，利润也不低。我挑着担子，专走大路，专挑人多的地方走。
第三天，遇上了乱匪。
不是劫道的强盗，是一大群乱匪。他们从山那边涌过来的时候，像潮水一样，黑压压的一片，喊杀声震天响。路上的行人四散奔逃，我挑着担子跑不快，没跑出多远就被裹进了人群里。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担子没了，包袱没了，身上的银两也没了。我趴在地上，脸贴着泥，听见乱匪的马蹄声轰隆隆地从身边过去，震得地面都在抖。
一匹马的蹄子踩在我手背上。咔嚓一声，我听见了自己骨头断掉的声音。
那一下疼得我眼前发黑，差点晕过去。但我没晕。我趴在地上，看着那匹马跑远，看着自己的右手歪向一边，看着手背上的皮肤迅速肿起来，变成青紫色。
第三次经商，遇匪。钱货两空，断了一只手。
我在野地里趴了一夜。第二天被路过的好心人救起来，帮我接上了骨头，用树枝夹住固定。那人问我去哪儿，我说杨家庄。他摇了摇头，给了我一点干粮，指了方向。
我走了五天。
到家的时候，右手肿得跟馒头似的，接好的骨头又错开了。村里的土郎中给我重新接了一遍，疼得我咬碎了一颗牙。
土郎中说：“这只手，以后干不了重活了。”
我爹蹲在门槛上，把头埋得很低。他的肩膀在抖，但他没出声。
我娘没有哭。她只是默默地烧水、熬药、换绷带，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是所有的眼泪都已经流干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自己肿成球的右手，忽然想起了胡老板，那个骗了我的白白胖胖的茶叶商人。我想他大概正在某个地方，笑眯眯地骗下一个傻子。
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
三条经商路，条条通鬼门关。
我闭上眼睛，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
5 土地爷也跟我过不去
手好了以后，右手确实废了一半。握东西使不上劲，阴天下雨就疼，小指头一直是弯的，伸不直。
我爹说：“别折腾了。回来种地吧。”
我想了想，说，好。
种地没什么不好。杨家庄祖祖辈辈都种地，我爹种地，我爷爷种地，我爷爷的爷爷也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靠力气活着。
我虽然废了一只手，但还有另一只，还有两条腿，还有一身虽然伤痕累累但还算硬朗的骨头。
我把家里那几亩地重新翻了。地荒了一年多，长满了杂草，土硬得跟石头似的。我用了整整十天，才把那几亩地翻完。
锄头握在手里，虎口震得生疼，右手的小指头弯着，怎么也使不上劲。我只能靠左手使劲，翻一下，喘一口气，再翻一下。
翻完地的那天傍晚，我坐在地头上，看着面前这一片翻好的土地。泥土是深褐色的，翻过来之后，散发着一种特有的腥甜气。夕阳照在上面，把整片地染成了金红色。
我心里头难得地平静了下来。
不想功名了。不想前程了。不想那些够不着的东西了。就种地，就活着，就陪爹娘到老。够了。
第一年，我种的是麦子。
麦种是跟我二叔换的，拿我家的一袋稻谷换了他家的麦种。二叔说这麦种好，耐旱，产量高。我把麦种捧在手里，一粒一粒地看，饱满圆润，确实不错。
播种那天，我爹也来了。他的腰已经弯得很厉害了，走几步就要扶着东西歇一歇。但他还是来了，站在地头，看着我撒种。
“撒匀点。”他说。
“知道。”
“别太密，密了长不好。”
“知道。”
“底肥够不够？”
“够了。”
我爹就不说话了。他站在地头，背着手，看着我把麦种一把一把撒进土里。风吹过来，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播完种，就是等。等出苗，等长高，等抽穗，等成熟。种地跟读书不一样，读书是你努力了就能看见进步，种地是你努力了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那年的老天爷，脸色特别差。
从播种到出苗，一滴雨没下。我每天挑着水桶去河里打水浇地，来回十几趟，肩膀磨出了血印子。
但一桶水浇下去，渗进土里，转眼就没影了。地太干了，干得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浇多少吸多少，永远都喂不饱。
麦苗出得很勉强。稀稀拉拉的，东一棵西一棵，跟斑秃的头皮似的。我蹲在地里，看着那些黄瘦黄瘦的麦苗，心里头那点平静一点一点碎掉了。
到了该抽穗的时候，旱得更厉害了。
天上是明晃晃的太阳，白花花地照着，照得人睁不开眼。地里的裂缝能伸进去一只手，麦苗一棵接一棵地枯黄、卷叶、干死。
我每天去地里看，每次都能发现新的枯死的麦苗，像是有人在夜里偷偷拔掉的。
那条河也干了。
先是水位下降，露出两岸的淤泥。然后淤泥干了，裂成一块一块的，卷起来，像剥落的墙皮。最后河床彻底露了出来，鹅卵石被太阳晒得烫手，上面粘着干死的小鱼小虾，散发出一股腥臭味。
颗粒无收。
我站在地头，看着面前这一片枯黄的麦地。麦秆细细的，风一吹就折。我弯腰拔了一棵，放在手心里。从播种到枯死，这棵麦子活了不到三个月。
我把它揉碎了，碎屑从指缝间漏下去，被风吹散了。
“没事，”我爹说，“种地就是这样，有丰年有歉年。明年就好了。”
第二年，我种的是稻子。
稻子需要水，我特意选了靠近河湾的那块地。那块地地势低，往年河水丰沛的时候，能自己漫上来浇灌。我爹说那块地是好地，种稻子稳当。
插完秧的那天晚上，开始下雨了。
我躺在屋里，听着屋顶上的雨声，心里头高兴得不行。雨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的，像过年放鞭炮。我心想，这回可算赶上了。
雨下了三天，我觉得挺好。雨下了七天，我觉得有点多了。雨下了半个月，我开始害怕了。
那条我盼着来水的河，变成了一条咆哮的恶龙。浑浊的河水漫过河堤，冲进田里，把秧苗连根拔起，卷着泥土和石块一路狂奔。
我站在雨里，看着河水一点一点涨上来，淹过田埂，淹过稻秧，淹过我辛苦翻整了半个月的土地。
最后整片田变成了一片汪洋。
水退了以后，地里全是淤泥和沙石。稻秧一棵都没剩下，全被冲走了。倒是有几条鱼搁浅在地里，嘴巴一张一合地喘气。
我把那几条鱼捡回去，做了一锅鱼汤。我爹喝了一口，放下碗，说：“咸了。”然后就再也没说话。
第二年，大涝。又是颗粒无收。第三年，我种的是高粱。
高粱耐旱也耐涝，是老天爷最欺负不了的庄稼。我心想，这回总该稳了吧？旱不死你，涝不死你，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高粱长得很好。从出苗到拔节，一路顺顺当当。秆子粗壮，叶子油绿，穗子抽出来的时候沉甸甸地垂着，看着就喜人。
我每天去地里转一圈，越看越高兴。村里人路过我的地，也说：“一笑今年行了，这高粱长得不赖。”
我爹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他拄着拐棍到地头站了半天，回去跟我娘说：“今年能收不少。把债还一还，剩下的给你扯身新衣裳。”
我娘难得地笑了一下。
收割前三天，蝗虫来了。
先是天边出现了一团黑云。那团云移动得很快，比一般的云快得多，而且越来越低，越来越密。等它靠近了，我才看清楚——那不是云，是蝗虫。
铺天盖地的蝗虫。
它们落下来的时候，整个天空都暗了。耳朵里全是翅膀震动的声音，嗡嗡嗡的，像有千万把锯子在同时锯木头。
蝗虫落在高粱上，落在玉米上，落在一切绿色的东西上。它们啃食的速度快得惊人，沙沙沙沙，像下雨一样密集。
我冲进地里，挥舞着衣服驱赶。蝗虫被我赶起来，在空中盘旋一圈，又落回原处继续啃。它们不怕我。它们多得根本不在乎我。我赶走一百只，落下来一万只。
我站在地里，看着那些蝗虫啃我的高粱。一株高粱上趴着几十只，从叶子啃到秆子，从秆子啃到穗子。它们吃东西的样子很专注，小脑袋一点一点的，像是在品尝什么美味。
不到一天。我那几亩高粱，连秸秆都没剩下。
蝗虫吃光了杨家庄方圆几十里所有的庄稼，然后像来时一样，突然飞走了。天重新亮了起来，太阳照在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照在我脸上。
我脸上有两道干涸的泪痕。
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
三年农耕，三年灾荒。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星星很多很亮，一闪一闪的，像是在挤眉弄眼。
我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我爹抱着我在院子里看星星，指给我看哪颗是北斗七星，哪颗是北极星。他说，人要是迷路了，就找北极星，找到了就能回家。
我现在不迷路。我知道自己在家，在杨家庄，在我爹娘身边。
但我找不到那颗北极星了。
天上那么多星星，每一颗都在闪，每一颗都像是在笑话我。
6 悬壶济己毒死了自己
不折腾了。
这三个字，是我三十岁那年说出来的。
说出口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释然，不是认命，更像是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砸在脚上，疼。但好歹不用再提心吊胆地举着了。
我开始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右手干不了重活，我就干轻的。喂鸡、扫地、烧火、帮邻居写写信。
我好歹读过三年书，字虽然算不上多好，但在杨家庄已经是独一份了。谁家要给在外头的亲人写信，都来找我。写完了，给两个鸡蛋或者一把青菜，算是酬劳。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然后我三婶病了。
三婶是我爹的堂弟媳妇，五十多岁，平时身子骨硬朗得很，挑水劈柴样样行。忽然有一天就倒了，浑身发烫，说胡话，水米不进。
村里的土郎中来看过，说是“热毒入体”，开了几副药，吃了三天不见好，反而更重了。
三叔急得团团转，来我家借驴车，说要拉三婶去镇上医馆。我爹把驴车套好，正要走，我忽然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三叔，要不……我看看？”
三叔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熟悉，是杨家庄所有人看我时，都会有的眼神：又想同情，又想笑，又觉得不太合适，所以绷着。
但他还是让我看了。大概是因为去镇上医馆要花不少钱，而我已经是一个免费的选项。
我走到三婶床前，看见她面色潮红，嘴唇干裂，呼吸又急又浅。我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手腕上的脉象又浮又数，舌苔黄厚。
这些症状，我好像在哪本书上见过。
我回家翻了整整一夜，我收集的那些医书，这些年陆陆续续攒下来的，有从集市上买的，有从走街串巷的书贩子那里淘的，还有两本是周老夫子临终前送给我的。我把它们全翻出来，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地找。
天亮的时候，我找到了。
《伤寒论》里的一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底下附了一个方子。
我抄下方子，去镇上抓了药。花的是我攒了三个月的鸡蛋钱。回来煎好，端到三婶床前。三叔看着那碗药，犹豫了一下，接过去，喂三婶喝了。
第二天，三婶的烧退了。第三天，她能坐起来喝粥了。第五天，她下地走路了。
消息传遍了杨家庄。那些平时见了我要么叹气、要么憋笑的人，突然换了一副面孔。他们开始叫我“杨郎中”，开始请我去给家里人看病。
我看的第一个病人是三婶。第二个是隔壁王大爷的咳嗽，第三个是村东头李婶子的头晕，第四个是张家小孙子的腹泻……一个接一个，病都不大，但都被我治好了。
我忽然发现，自己在医术上，居然有点天赋。
那些医书上的东西，我居然看得懂、记得住、用得对。看病人的面色、舌苔、脉象，我心里会浮现出相应的条目和方子，像是有人在我脑子里翻书。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这辈子病太多了。身上的伤、心里的伤，各种各样的伤。久病成医，这句话不是白说的。
学医的第三年，我已经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郎中了。有人从隔壁镇子赶着驴车来找我看病，有人把我的方子拿给镇上的坐堂大夫看，那大夫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人什么来历？”
“种地的。”
“种地的？”那大夫把方子又看了一遍，“这张方子，没个十年功夫开不出来。”
这话传回杨家庄，大家看我的眼神又变了一次。不再是同情，不再是看笑话，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尊重。
我爹那段时间走路都带风。他的腰还是弯的，腿还是疼的，但他脸上的褶子全是往上弯的。
有回他蹲在门口抽烟，杨老三从门前路过，就是当年说我“读书读傻了”的那个杨老三。我爹破天荒地主动开了口。
“老三啊，你家那小子，力大如牛？”
杨老三愣了一下。我爹吐了口烟，慢悠悠地说：“我家一笑，现在是郎中。方圆几十里，都来找他看病。”
杨老三的脸一下子就绿了。
那天晚上，我爹多喝了两杯酒，喝完了躺在床上，忽然跟我说：“一笑啊，爹这辈子，值了。”
我给他掖了掖被角，没说话。
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平静的日子。每天给人看看病，开开方子，收点诊金，有钱的给几个铜板，没钱的给几个鸡蛋一把菜，我都收。
攒下来的钱慢慢还债，一点一点地还。债主们看我能赚钱了，态度也变了，不再催得那么急，有的还说“不急不急，慢慢来”。
我觉得自己总算找到了活路。
于是我开始给自己看病。
我这半辈子，身体被折腾得太厉害了。读书那三年，熬坏了眼睛；习武那半年，伤过筋骨；经商那一年，断过手骨；种地那三年，风吹日晒，落下了头疼的毛病。
再加上这些年，心里头憋着的那口气，郁结在胸口，时常觉得胸闷气短。我想给自己开一副方子，好好调理一下。
这个念头，我琢磨了整整一个月。
我翻遍了所有的医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一本一本，逐条逐句地看。
我比任何时候都认真，比读书考功名还认真，比学武练箭还认真。因为这一次，我不能再失败了。
我把自己的症状列了出来：胸闷，气短，偶有心悸，夜寐不安，多梦易醒，乏力倦怠，食欲不振，脉象弦细，舌淡苔薄白。
肝气郁结，心脾两虚。
对症的方子，我在好几本医书上找到了类似的记载。我综合了几家的说法，又结合自己的体质做了加减。写方子的时候，我一笔一划，认认真真，比我写过的任何一篇文章都用心。
柴胡疏肝，当归养血，茯苓健脾，酸枣仁安神……
每一味药我都反复斟酌，分量称了又称。我觉得这副方子完美无缺。
抓药那天是个晴天。我去了镇上最大的那家药铺，亲自挑的药。药材成色都不错，我凑在鼻子跟前一味一味地闻过，确认无误。
回家煎药的时候，我娘在灶房门口站着看我。
“你自己喝？”她问。
“嗯。调理身子的。”
我娘没再说什么，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把药倒进砂锅里，加水，放在炉子上。火苗舔着锅底，药汤慢慢沸起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药香弥漫开来，整个灶房都是那股苦涩中带着微甜的气味。
煎了半个时辰，药汤熬好了。我倒进碗里，深褐色的药液，表面浮着一层细密的泡沫。我端着碗走到院子里，坐在门槛上。
天边的晚霞烧得很红，把半个天空都染透了。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我爹蹲在院子里抽旱烟，我娘在灶房里收拾碗筷。
我把药碗端到嘴边，吹了吹，然后一饮而尽。
药是苦的。所有药都是苦的。但这碗药入喉的时候，我尝到了一丝甜，可能是甘草放多了，也可能是我的错觉。
我放下碗，擦了擦嘴。
然后我感觉到了。先是胃里一阵翻涌，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搅动。我以为只是药劲上来了，没当回事。
但那股翻涌越来越剧烈，从胃部蔓延到整个腹部，像是有一只手伸进去，攥住了我的五脏六腑，用力一拧。
疼痛来得又快又猛。
我弯下腰，双手捂住肚子。碗从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碎成几瓣。药渣溅了一地，黑褐色的，散发着我精心挑选的那几味药材的气味。
“一笑？”我爹站了起来。
我想说“没事”，但嘴巴张开了，发不出声音。疼痛从腹部向上蔓延，经过胸口的时候，我感觉到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捏了一把。
我倒了下去。
我爹冲过来扶我。他的脸在我视线里忽远忽近，嘴在动，但我听不见他在喊什么。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一万只蝗虫在飞。
然后是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我倒在地上，看着头顶的天空。晚霞还在烧，比刚才更红了，红得像血。麻雀还在叫，叽叽喳喳的，像是在讨论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想起了一件事。
很小的时候，我问我爹，为什么给我取名一笑。我爹说，盼着你这辈子能笑呵呵的，别跟我似的，整天愁眉苦脸。
我好像没做到。这辈子，我笑得太少了。
对不起，爹。
黑暗彻底吞没了我。
7 墓志铭把阎王爷笑晕了
杨一笑死于自撰的良方！！！
这个消息传遍杨家庄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第一反应是不信，第二反应是想笑，第三反应是觉得不该笑，于是把笑憋回去，憋得表情十分古怪。
他给人看了三年病，治好了那么多人的头疼脑热、跑肚拉稀。结果给自己开了一副药，一碗下去，人没了。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愣一下。
杨一笑的丧事是乡亲们凑钱办的。一个破草席子卷了，埋在村后的山坡上。坟前立了块碑，碑文是村里的一个老童生写的。
老童生早年也考过科举，屡试不第，后来在村里教几个蒙童混日子。他跟杨一笑算是同病相怜，写碑文的时候格外用心。
他没有写那些“显考”“显妣”的套话。他只是把杨一笑这一辈子，原原本本地刻了上去。
初从文，三年不中。后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又从商，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遂躬耕，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乃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一共四十八个字。刻完最后一个字，老童生放下凿子，看了看这块碑，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杨一笑，你这辈子，”他对着坟头说，“怎么就能倒霉成这样呢？”
没有人回答他。风吹过来，吹得坟头的纸钱，哗哗作响。
这块墓碑后来被一个走村串巷的说书先生看见了。说书先生蹲在坟前，把这段碑文念了三遍，然后一拍大腿，把这四十八个字，编进了自己的段子里。
他走南闯北，到处说这段书。每到一个地方，就在茶馆酒肆里摆开架势，醒木一拍，开口便是：“列位，今日咱们说一个奇人。此人姓杨名一笑，他这一辈子啊……”
段子越传越广。从汴京传到洛阳，从洛阳传到扬州，从扬州传到益州。说的人越来越多，听的人也越来越多。
每个人听完之后，都是先愣一下，然后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完了又觉得心里头堵得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最后，这个段子传到了地府。
那天，阎王爷正在批阅生死簿。他面前堆着一摞一摞的簿册，每一册都记着一个人的生平。阎王爷批了几千年，什么样的生平都见过。
大富大贵的，穷困潦倒的，平淡如水的，波澜壮阔的，忠臣孝子，奸佞小人……他见得太多了，早就见怪不怪了。
一个小鬼捧着生死簿进来，放在案头。阎王爷拿起来随手翻开，翻到了杨家庄，杨一笑那一页。
他先看见了那个名字——杨一笑。阎王爷微微挑了挑眉。这名字有点意思。
然后他看见了那段墓志铭：
初从文，三年不中。
阎王爷嘴角动了动。
后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
阎王爷的眉毛扬了起来。
又从商，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
阎王爷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古怪的声响，像是被什么噎住了。
遂躬耕，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
阎王爷的肩膀开始抖。
乃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阎王爷把生死簿往案上一拍，放声大笑。
他笑了很久。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整个阎罗殿，都在嗡嗡回响。殿里的小鬼们面面相觑，他们跟了阎王爷几千年，从没见过他笑成这样。
阎王爷笑了又笑，笑了又笑。然后，一口气没上来。他身子一歪，从公案上滑了下去，结结实实地晕倒在了地上。
整个地府都慌了。小鬼们七手八脚地把阎王爷扶起来，掐人中的掐人中，拍后背的拍后背，扇扇子的扇扇子。乱了好一阵子，阎王爷才悠悠转醒。
他醒过来之后，坐在公案后面，又把那段墓志铭看了一遍。
然后他又笑了。这回笑了很久，但笑完之后，他忽然安静了。他坐在那里，看着那四十八个字，看了很长时间。
最后，他拿起朱笔，在杨一笑的名字旁边，批了一行小字。
那行小字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据说，从那以后，杨一笑在地府过得还不错。
阎王爷给他安排了一个清闲的差事，不用干活，每天就在阎罗殿后头的花园里种种花、养养草。偶尔阎王爷批阅生死簿批累了，就叫他过来聊聊天。
聊什么呢？聊他这辈子。每回聊完，阎王爷都要笑上一阵子。杨一笑也跟着笑。两个一起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笑着笑着，杨一笑忽然不笑了。他站在阎罗殿后头的花园里，看着那些永远不会凋谢的花，轻轻说了一句。
“其实我到最后，也不知道那副方子，到底错在哪一味药上。”
阎王爷没有回答。
花园里的花静静地开着，红得像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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