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人生，我的选择。”
56岁的英国女性Wendy Duffy，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样说。
2026年4月，她一个人独自前往瑞士，在一家名为Pegasos的安乐死机构中，通过合法的“协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没有患绝症，身体健康，真正击垮她的，是四年前那场改变一切的意外。
2022年，她23岁的儿子Marcus在进食时意外窒息身亡，当时她就在现场，亲自尝试为儿子进行急救，并在医院守护数日，但最终仍未能挽回生命。
从那以后，她的人生几乎停滞：心理治疗、抗抑郁药、自杀未遂……所有努力都无法让她走出失去独子的阴影。
她坦言，无论吃过多少药、做过多少心理治疗，那种被彻底撕裂的人生始终无法被真正修复。失去儿子后的这些年，她从未真正“走出来”，甚至直言自己早已“迫不及待想结束这一切”。据《纽约邮报》报道，这一次，她只希望自己的离开能够尽可能“体面一点”。
“我当然也可以选择从高速公路的桥上跳下去，或者从高楼一跃而下，”她说，“可如果那样，发现我的人可能会因此背负一生的阴影。”
在她看来，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希望把痛苦留给自己，而不是再转嫁给另一个无辜的人。
在英国，任何形式的“协助自杀”都属于违法行为，因此她只能选择出国。
经过数月精神评估后，她被认定具备清晰判断能力，最终决定前往瑞士
这个少数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实施协助自杀的国家之一。
据媒体报道，这一过程花费约1万英镑。
临行前，她订了一张单程机票，没有告诉家人离开英国的具体时间，只留下自己的决定：“这会让大家很难过，但我想死。我离开的时候会带着微笑，希望你们为我感 到高 兴。”
Pegasos机构创始人鲁迪·哈贝格尔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表示：“温迪·达菲是在完全清醒、自主的状态下，在4月24日按照自己的意愿结束了生命。整个过程平静且顺利。”
他还特别强调，所有参与评估的专业人员都一致认为，她具备完整的判断能力，“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一场“理性而清醒的告别”。
她甚至为自己的“离开”选好了背景音乐——Lady Gaga和Bruno Mars的《Die With A Smile》。
她也知道，真正最难的，并不是踏上去瑞士的那趟旅程，而是和家人说再见。她有四个姐妹、两个兄弟，她坦言，那通电话注定会无比沉重。
“等我到了瑞士，我会给他们打电话。”她说，“那一定会是一通非常艰难的电话，我要向他们告别，也要谢谢他们。”
可即便如此，她依然相信家人最终会理解她的决定。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其实早就知道，她这些年过得并不快乐。
“他们会明白的，”她平静地说，“老实说，他们百分之百知道，我并不快乐，我也不想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起事件，再一次把“协助自杀”这一复杂而敏感的话题推到公众视野。
有人认为，这是对个人选择权与尊严的尊重，尤其是在长期心理痛苦无法缓解的情况下；
也有人担忧，这种机制可能被滥用，甚至对一些本可以被帮助的人，形成一种“无声的推力”。
现实是，这样的案例并非个案。近年来，已有多名欧洲人以“旅行”为名，前往瑞士结束生命，只因为本国法律不允许。
Wendy Duffy的故事，很难用简单的对错去评判。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症患者”，也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者，而是一个被巨大悲痛长期吞噬的人。
她曾说，如果英国允许协助自杀，她不需要一个人远行。
那句话读到这里，其实很让人沉默——不是因为我们认同或反对她的选择，而是因为很难真正设身处地去理解那种失去之后的空白。
这件事最终留下的，可能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问题：当痛苦无法被真正分担的时候，人是否还拥有选择离开的权利？
Ref：
https://www.leparisien.fr/faits-divers/ma-vie-mon-choix-devastee-par-la-mort-son-fils-une-britannique-met-fin-a-ses-jours-dans-une-clinique-de-suicide-assiste-en-suisse-25-04-2026-XR4XYLUP2FFWHL5VWXRSDZ2EHM.php?ts=1777145271762
文｜米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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