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腊月,镐京城头的战鼓刚刚停歇,城中忽然传出一条消息:天子新封的王后名曰“邑姜”。很多西岐老兵听见这两个字,都挑眉——“邑”字究竟从何而来?一时间,猜测与传言交织,直到周公下令建档,也没给出肯定答案。
探寻这位王后身世,得先搞清西周的称谓规则:男子称氏不称姓,女子反过来,称姓不称氏,而且姓字往往放在最后。于是一连串熟悉又陌生的组合便出现了:褒姒、息妫、庄姜……她们名字里的国号、爵位、谥号,都与丈夫脱不开干系。邑姜亦如此,“姜”显然是姓,那么“邑”多半指向夫家或夫家的封号。
先看父系。主流观点认定太公望姜子牙就是她的父亲。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里写得斩钉截铁:“邑姜,齐太公之女。”再往前,《左传·昭公》有一句话特别醒目:“齐,王舅也。”按照古义,“舅”既可指母舅,也可指岳父;文辞简练,更适合后者。既然姜子牙被称作“王舅”,周武王确是他的女婿,这条线基本稳固。
父亲确定后,再看“邑”字是否来自丈夫。周武王自己是天子,照例可尊称妻子为“王姜”,却偏偏不用,可见“邑”另有来历。西岐嫡长子伯邑考的名号里恰好带一个“邑”。古书对“伯邑考”的解释众说纷纭,有的说“邑”是名,有的说是官职,有的干脆视作谥号。但有一点比较一致:伯邑考死得早,而且是嫡长子。西周普遍存在“收继婚”——兄终弟及嫂——若武王遵循这一风俗,娶了亡兄之妻,并不突兀。这样一来,“邑姜”便可视为“邑考之姜”,称谓结构完全符合礼制。
有人追问:“史书没有明写,是否空穴来风?”遗憾的是,商周文献本就残缺,考古材料亦未直接证实;但同一时期关于卫宣公、太子伋与宣姜的案例,表明当时的确存在娶嫂现象。逻辑上说得通,却缺实锤,只能列作疑案。
再到“乱臣十人”的话题。《尚书·太誓》记载武王自豪地宣称:“予有乱臣十人。”古人解释“乱”为“理”,意思是“我有能安天下的十位贤臣”。九人几乎没有争议:太公、周公、召公、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第十位到底是谁?东汉马融认为是“文母”,也就是武王母亲太姒;南宋朱熹坚持“应当是邑姜,九人治外,她治内”。两位大儒各有依凭。
细读马融的时代背景,礼制已定,母亲称“臣”听来生硬,如果他仍坚持写入注疏,很可能手握更早资料。反观朱熹的推理,多凭合情合理而来,并没找到直接文献背书。再加上太姒在《诗经》和《列女传》里的声誉远高于邑姜,周室“内治之功”多数也归到她头上。综合权重,太姒入选第十贤臣的可能性更高。换言之,邑姜大概率没有进入这份荣耀名单。
话说回来,没被列入“十贤臣”,并不妨碍邑姜成为西周胎教范本。《大戴礼记·保傅》说她怀成王时,“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这几句常被后世引为最早胎教案例。很难想象,一个在宫闱深处管教严谨的女子,会卷入党争或权谋较量。她的主要功绩,或许真如简短篇幅所提示——为西周培养了一位守成之君。
有意思的是,考古报告偶尔能带来惊喜。陕西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曾出现“后乙姜”铭文,学者推断与邑姜年代相近,但姓名并不吻合;假如哪天再现“邑姜”二字,也许就能终结那串未解之迷。对此,学界只能耐心等待。
“母后,您为何总爱把行坐规矩讲给臣听?”成王幼年时好奇发问。据说邑姜轻声答道:“人坐不正,心也难正。”寥寥一句,对话到此为止,却意外留下了她的神态:不高亢,不张扬,却在细微处见真章。
于是,一个粗略轮廓浮现:姜子牙班师回岐后,将幼女许配嫡长子伯邑考;伯邑考殁,女子改嫁继承人姬发;武王伐纣成功,立她为后;待武王病逝,太姒辅政,邑姜抚幼子成王,恪守宫闱。史册只给了寥寥数笔,但碎片拼合起来,却透出西周女性兼具柔和与坚韧的气质。
商周档案终究有限,好在青铜铭文仍在地底沉睡,出土的甲骨还在破解。也许不久的将来,考古人会再捧出一件铭刻着“邑姜”名字的器物,那时关于她的一切,将不再只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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