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2026年的4月末，一个美声唱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的荷兰美女说，最近她在英国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对方因为她有华人歌唱家的光环，就主动要了微信，加了。这个新朋友还在网上找到了两篇关于这个美女歌唱家的文章，结果发现都是一个叫“黄锦鸿”的人写的，觉得文章写得还不赖，请美女引荐一下，意思要认识一下这个“黄锦鸿”。我查了文章，确认是我写的，于是就回应了：写写文章好啊，可以保存，可以搜索。
保存下来的文章，可以重新阅读。如我辈，经常再跋涉一番自己文字的小河，感受世事的沧桑，有种说不上来的快意。
但是，忽然闪过念头：如今网络发达，写过的东西有名有姓，即使到处流传，也能召回，辨认真伪。但是，如果用笔名呢？可能就找不回了。虽然快餐式的文章根本不配让后人考证，但是也让那些要存心开盒翻你的老底的妖孽见识见识，让其递递刀子，找找“罪证”，或呈投名状，或入黑名单，而我也好在台下看其布袋戏般的表演，听其口齿不清的嘤嘤，也许可以构思再编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写篇什么样的小说。
作家们喜欢用笔名。如鲁迅、茅盾、老舍和冰心等。鲁迅的笔名相当多，一生用了140多个。他的每一个笔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过：“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而冰心原名谢婉莹，对于冰心笔名的来历，她本人有过解释：“一来因为冰心两字，笔书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这个特点在如今的网络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的像冰心一样，不愿让人知道作者与本人的关系，中国的党报上不也经常有领导人或一些机关化名发文吗？有的是因为外界原因，不想因为作品的发表或出版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我当过教师和作家，也当过记者。但我在中国大陆时候写的文章，都用真名，无论是文学作品和新闻通讯。
来荷后我一直在媒体这个行业中赚面包钱，就开始用笔名了。
记得最初进入荷兰公共媒体组织NOS的中文部工作，我说我也取个笔名。负责人说，可以，但是名字必须一直保持下去，显得有公信力，不能换来换去。媒体行业不同于文学，记者必须实名，因为透明度和问责制是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换来换去的笔名或任何类型的假名，都会削弱这一点。当时正是荷兰紫色内阁上台执政，我想了一下，说叫“黄紫”吧。他们都说不好，容易跟“王子”混淆。不好也不换了，就用原名吧。于是，荷兰电台第五台《荷华传真》每天晚上都有“黄锦鸿”的声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2008年。
现在，当年每天的节目都完好地保存在荷兰希尔弗瑟姆（Hilversum）广播城的媒体音像博物馆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Beeld en Geluid ，某年某月的节目都可以公开查阅。是否要领略当年系列广播小品《空中唐人街》中发叔和发婶打情骂俏的情节？听听发叔的声音？黄锦鸿化身发叔，和一位女同事演绎了荷兰华人社会可敬、可笑或者可悲的一幕又一幕。
我大量使用笔名是在荷兰地方的华文媒体。
我曾经为不同的华文媒体提供过荷兰的新闻，电台是知道的；也为不同的华文媒体写过文章，只要不是新闻类的。因此，就用了很多笔名。例如，在荷兰华文综合期刊《中国人》上每期都写了不少文章，用过的笔名就有文静、姚其、任中远、俞可辉、莫鉴鸣、冷向洋等等，这是写较大篇幅文章时用的，“莫鉴鸣”用了两次，其中一篇是写王室勋章的颁发的，小题目用的是中国古诗词的诗句。在这份杂志上从来没有用过真名，只是在该杂志撰稿人一栏上，有我的名字。但是，在荷兰华人文学杂志《荷露》上的作品，则用真名，也许是我对文学作品的偏爱和敬意。
笔名用得更多的是2006年初开始在荷兰华文报纸《中荷商报》当主编的时候，其中主编就用了“程石”这个固定的名字，取其谐音“诚实”之意义，几乎每期都有“程石”的文章，放在头版。
和该报的合作和分手有机会详述。每期还有不少小文章，需要我操笔补充一下版面，因此，曾用“艾华华”的笔名，讽刺过陈瞎子；也调侃过那个艾公子，笔名待查。借题发挥，骂过不少文人，甚至对莫言肯定和钦佩的同时也不怎么以为然。此外，还用“河边叟”和“老记伏NET”、“瘦死的骆驼”等等的笔名，写过不少杂文，在博客和报刊上发表；用“尚君”、“路人丁”等笔名，写过长篇连载。同样，在该报发表的文学作品，也还是用我的名字。
其实，我从2003年开始，就已经为《星岛日报》欧洲版工作了，那是同时在两个正式的媒体从业。2002年的一个日子，荷兰侨领杨华根找到我，说推荐我到《星岛日报》工作，而他们也在找人。我说，我已经在一个新闻单位有固定的工作，按规定是不可以的，或者必须申报获得批准。他说，可以谈一谈，或者让我推荐一下，于是，我们到阿姆斯特丹海城大酒楼见面，在座的还有《星岛日报》的高层詹瑞庆等。他们说原来的《星岛日报》欧洲版在荷兰的记者辞职，希望我能马上接替，或者推荐一下人选。
人选似乎一时之间难以找到，而我想翻译荷兰新闻没有问题，时间有的是，但是外出采访就难了。对方就说，那么先替我们翻译荷兰的新闻，采访的问题再慢慢解决。
干了一段，他们很满意，而外出采访也由原来的记者继续完成。终于有一天，一个论题同时是《荷华传真》和《星岛日报》都感兴趣的，时间上没有冲突，我同时以两个媒体的记者身份，作出两份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风格的采访报告，结果，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交接”——这是我是一篇文章中承认的。《荷华传真》白天不上班，下午5时才回电台开始工作，我也钻了空子，利用白天为《星岛日报》工作，根本没有在电台报备。20多年后，今天我坦白了。
但是署名呢？经报社高层同意，我先后用了“陈宏”和“申依”两个笔名，为《星岛日报》采访报道。从粤音看，“陈宏”就是“陈鸿”，旧的鸿，“申依”就是“新怡”，新的怡。当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位名字中有“怡”字的美女，她为荷兰第一个华人墓园助力不少。看懂了吗？
不过，《荷华传真》在挣扎和折腾着，到了大约2006年要削减少数族裔节目广播时间的时候，大幅裁员裁薪，我得以留下，但我们剩下两人的薪金也要削减，合约也转为灵活性质。我对主管坦白了，我必须兼职为另外媒体工作。这是允许的，主管也没有意见 。于是，我在《星岛日报》才名正言顺以“黄锦鸿”的名字采访和报道了。
我的笔名没有上百，也有二三十了。
忽然又冒出了一个想头，你就不怕有人用个什么名字，内容不堪入目，不能在墙内发表，然后说是你写的，栽赃一番？这种事有过，但发生在荷兰的一个女作家身上，那就是已经逝世的林湄大姐，去年去世时候中国的《文艺报》发了讣告的。千禧年后的某天，林湄向我诉苦，说某某——林湄的对头——在网上发现一篇文章很坏，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林湄写的，还到处散发。我说，孤证吗？有相信的吗？我的分析安定了老大姐的心，我根本不在乎这种“伪托”，因为文章和文字的风格是骨子里的，一贯的，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基因。
当我拿起笔杆子那一天，就意味着会面对很多敌人，也以能够与这些丑类战斗为豪为荣，只是只跟与自己段位匹配的对手作战，比如说，余下的岁月，就只跟一位“文学终身成就者”较量，除非他有所忏悔。
我很欣赏也十分喜欢粤剧《关汉卿》中的一段唱词：将碧血，写忠烈，化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常与英雄共魂魄。强似写佳人绣户描花叶，学士锦袍趋殿阙，浪子珠窗弄风月。虽留得绮词丽语满江湖，怎及得傲干奇枝斗霜雪。
这段《蝶双飞》，是我喜爱的马红唱段之一，据说是大作家田汉的手笔。（黄锦鸿，写于202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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