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常习惯看文献，喜欢思考，也经常会把自己对文献的理解和对临床诊疗的一些思考写成科普文章和大家交流。
针对肺癌诊疗，我确实表达过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自然也就有不少朋友愿意和我探讨。
最近，大家看到我聊了不少关于晚期肺癌降期手术的话题，有圈内好友私底下好心提醒我：“郑博，你怎么选了这个赛道？”
因为晚期肺癌在药物治疗后，局部会形成广泛的肿瘤坏死，从而引发严重的炎症反应，很多时候在手术过程中是没有层面的，分离难度很大，出血风险也相对更大，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无形中增加很多风险。
而相比之下，早期肺癌手术就安全得多，难度系数也相对较小。
那么，为什么我还是要去啃晚期肺癌降期手术这块儿硬骨头？
并非不做早期手术
针对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解释一下：虽然我最近发的降期手术文章确实要多一些，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做早期肺癌手术的话。
早期肺癌仍然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从肺结节什么条件下会变成早期肺癌，到什么时候选择手术介入；从手术以后的个性化风险评估，到未来的术后辅助决策，每一个话题，都牵动着成千上万家庭的心。
所以，我也非常重视早期肺癌。在我的诊疗组内部，早期肺癌切除手术一直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比如，昨天我们组做的3台手术中，就有两台都是早期患者。
那么，为什么我会说，胸外科的未来不在早期呢？
又或者说，胸外科的未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切各种小结节？
因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告诉我们，针对早期患者，有时候，额外的手术治疗，并不能带来更好的长期生存。
比如，刊载在2025年10月的国际知名杂志《放射学》上的这项前瞻性临床研究，就探讨了手术和随访在磨玻璃结节人群中的生存数据差异。
研究人员筛选了684名从2005年3月到2013年的12月期间在医科院肿瘤医院接受CT检查并发现磨玻璃结节的患者，并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随访。
在随访过程中，研究人员不对任何临床决策进行干预，患者可根据自身病情、医生建议及个人意愿，选择手术或随访。
最终，对比了不同诊疗决策（手术 vs 随访）对于上述患者长期生存的具体影响。
结果显示，手术组患者的10年总生存率为97.6%，而随访不干预组患者的10年总生存率为94.7%，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即便是在匹配两组患者的基线情况后，上述结果仍然没有变化。
过去，由于我们的数据并不成熟，无论是外科医生，还是患者家属，看到肺癌两个字，都难免会紧张害怕，觉得还是早切早安心。
但是，未来，在证据链条越来越完善的前提下，就需要对我们的诊疗进行反思：是否真的完全合适，是否需要收紧手术指征，调整诊疗策略。
在日常诊疗过程中，我也会接诊很多肺小结节患者，只不过现在真正建议手术的比例越来越低了。
我觉得，胸外科的未来不应该是无休止地切各种小结节，我们的确需要收紧这个领域的干预指征，但也绝非一味地抗拒手术。
对于那些确实有进展风险、会影响预后和生存期的手术还是要坚定地做，并且要选择最适合的时间窗口去做，尽量以既能更长久地保证生活质量，又不影响患者寿命为原则。
为什么要啃硬骨头？
针对晚期肺癌降期手术，我敢做，也很愿意做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相比早期肺癌，这样的手术，让我更能看到自己的价值。
从患者的需要来说，在早期肺癌患者中，其实有一部分人，即便暂时不考虑手术，也不一定会影响总生存时间。所以，部分早期肺癌的手术，是出于缓解患者焦虑的目的。
这个病灶或许并不会影响患者的自然寿命，但如果它的存在让患者整日焦虑不已，茶不思饭不想，而病灶又正好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切除范围不算太大，手术风险很低，若病灶又是单发，切除后就能大大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有的时候，考虑手术确实不失为一种选择。
此时的切除手术，疗心的意义可能大于疗病。
而反观晚期患者，药物一旦耐药，就意味着很不乐观的诊疗局面。
2023年，斯隆凯瑟琳纪念医院诊疗团队在《胸部肿瘤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纳入了95名采用奥希替尼进行一线治疗后耐药的患者，发现他们在奥希替尼耐药后的中位生存时间只有15.3个月。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下亟需解决的临床困境。
相比早期，如果能切实地帮助到一个晚期肺癌患者，真正延长他们的靶向耐药时间和生存期，可以让我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第二、充分的证据链条和临床体会，给了我开展此类技术的信心。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数据支持在这个群体中，在高度选择的前提下，开展积极的外科干预。
因为清除寡残留病灶，将有助于延长药物耐药时间，从而达到提高远期疗效的目的。
既然针对耐药后的处理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办法，那选择在耐药前勇敢，就成了一种或许更加明智的选择。
其背后的证据链条，从底层逻辑到应用场景，从回顾性数据到前瞻研究，从单纯观察到随机干预，从国内到国外，已经非常完善，而且正在变得更加完善。
肺癌诊疗的未来，一定属于药物研发，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药物如何开发，我们都很难单靠一种药，就100%无差别地杀死全部肿瘤细胞。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旨在补足药物疗效不足的功能外科，随着更多新药被研发出来，会变得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难以替代。
而在实际工作中，我自己接诊处置的晚期降期手术患者，绝大多数都取得了相比单纯吃药更好的治疗效果，实现了不错的长期控制。这些都让我相信，这样的诊疗手段，代表了胸外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浪潮。晚期肺癌降期手术全面开花的那一天，迟早都会到来。而我也只是顺应这个趋势，早了一步启程罢了。
第三、成熟可靠的团队支持，是我开展此类技术的最大底气。
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我在手术台上，也出现过因为风险太高而拿不定主意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要确保患者安全，及时寻求上级支援就是最好的选择，而良好的科室氛围以及绝佳的团队合作传统，让我不再有后顾之忧。
因为，若我个人水平不济，我们的团队可以兜底；若单靠胸外的力量还不足够，珠江医院整个平台都可来凑。
▲乔贵宾主任带领郑于臻医生开展高难度降期手术
作为国内首批三甲医院的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这个连续六年在公立医院的评选中获评A+等级的优质平台，由其所孕育出的胸外科是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拥有年手术量接近2000台的优质、高效的诊疗团队，一旦倾力而出，必定值得信任。
你以生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未来，我们愿和大家一起努力，化不可能为可能，于无路处辟新径； 转绝望为生机，于至暗时燃微光。 共同缔造并见证，肺癌诊疗中每一个属于你们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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