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遇刺案：凶手并非女特务卡普兰，去世是不是因为中了毒子弹？|卡普兰|吉尔|莫斯科|谢苗诺夫

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的人,都会对影片中女特务卡普兰刺杀列宁的那个场景留有深刻印象。但事过多年之后，当人们重新翻阅这段历史时，发现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究竟是谁向列宁开的枪，似乎总也说不清楚。

一、列宁司机的第一种说法

斯捷潘·卡济米洛维奇·吉尔是1918年8月30日那天为列宁开车的司机。他对列宁遇刺这件事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事件发生后，他说：“…我开车送列宁同志到达米谢尔松工厂时，已快晚上10点。列宁进入会场后便开始发表演讲。这时有3个女人向我走来，其中一人问我：‘谁在讲话？’我回答说：‘不知道。’另一个女人说：‘会知道的。’随即3个人走开了。列宁的讲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大约晚上11点钟结束。之后列宁走出会场向我和车这边走来。列宁被人群簇拥着边走边同工人们说着什么。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人大声喊道：‘不要挤！不要挤！让列宁同志先走！’……

但就在列宁走到离汽车只有3步远时，我突然看到在他左边身后大约3步远的人群中伸出一条女人的手臂，手里握着一把勃朗宁手枪，接着便是3声枪响。我一下子朝伸出手枪的那个方向冲过去，看见了那个握枪的女人。她匆忙将手枪扔到我的脚下，扭头便隐没在人群之中。手枪在我的脚下，但没有人去捡。”

据另一位护送列宁离开现场的人后来说，他曾用脚将那枪往汽车边踢了一下。

对此，有人提出了疑问：

首先，作为犯罪凶器和证据，为什么当场没有人捡起那把勃朗宁手枪，而且还将它踢到汽车下边。事后，那支枪又跑到那儿去了呢？

其次，根据吉尔的描述，当时已是晚上11点左右，天已经很黑了，吉尔怎么能看到在众多的人群中伸出一条握着手枪的手臂，而且还能分辨出这条手臂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呢？

二、列宁司机的第二种说法

1957年，吉尔再次回忆当年事件发生时的情景时却说：“……事件发生在大约晚上6点钟。我开车送列宁同志到米谢尔松工厂去。此前我们得知，工人们正在那里等待着列宁的到来。但当我们到达时，却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我将汽车停在工厂的大门旁。

几分钟后，一个身穿短外衣、手拎皮包的瘦女人向我走来。她看上去很年轻，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显得有些激动，好像不大正常。她走到车边停下，站得离我很近，我看到她的脸有些苍白。‘列宁来了吗?’她问道，嗓音有些颤抖。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她便向厂里走去……

过了一会儿，有人从厂里走出来了，之后我看到列宁同志向汽车这边走来，边走还边同身边的人谈话。在他走到汽车旁正要抬腿准备上汽车的时候，枪声响了。刹那间，我转头向枪响的方向望去，一眼便看到那个一小时前曾向我打听列宁的女人。此时她正站在汽车左边靠近前排座位的地方，举枪瞄准列宁的胸部，紧接着又是一枪。我拔出手枪冲了过去，并将手枪瞄准了开枪女人的胸膛。这时她将手枪扔到我的脚边，转身飞快地朝工厂大门口正向外涌动着的人群跑去……片刻之间，工厂院子里就已经空无一人了。”

将吉尔的话前后相比较，如同出自两人。

首先是列宁到达工厂的时间前后有3个多小时的差距；

其次，他的第二种说法中多了凶手有外套和皮包等情节。

因此，两种证词中显然有一种是假的。

三、另一个证人

曾任第5步兵师副政委的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巴图林是了解此案的另一证人，他在叙述中这样说道：

事件发生的当天，“从工厂出来时，我跟在列宁同志身后10到15步远的地方。突然，我听到3声枪响，接着看到列宁同志脸朝下倒在地上。我大声喊：‘抓凶手，抓凶手！’当我回头一望时，发现我身后的一个女人很害怕的样子。我大声问她：‘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可她却回答说：‘这不是我干的。’这时，周围的人开始大喊起来：‘就是她开的枪！’我再一次问她‘是不是你干的’？那个女人回答‘是我’。这时，周围已经围上了很多红军战士和民警。”

根据巴图林的叙述，当时列宁走在巴图林前面10到15步远的地方。而这个女人出现在巴图林身后，是他回头在身后看到她的。若按吉尔的说法，他曾看到这个女人正瞄准列宁的胸膛开枪。按常理，她应是对列宁的后背开枪才对。显然，吉尔和巴图林的叙述中有许多矛盾之处。

令人费解的是，1918年9月5日，巴图林在补充以上叙述时说：“就在我随着人群走近列宁的汽车时，突然听到3声剧烈的响声。开始我把它们当成汽车马达发动的响声了。然而随着这3声剧响，我看到人群向四周跑开。我没有看到是谁向列宁开的枪，但我很沉着，大声喊道：‘抓住枪杀列宁的凶手！’我边喊边向紧挨着工厂的谢尔普霍夫卡广场上跑去。”

但是，在今天的列宁博物馆里，人们仍能看到这样一幅油画，上面反映的是列宁被刺后的情景：一边是受伤倒下了的列宁，身边是他的司机吉尔和惊慌的工人们；另一边是向列宁开枪的卡普兰，她表情恐慌，头上的围巾一边落在了肩上。整个画面正如巴图林描述的那样，但却没有巴图林的形象。按他所说，他跑向广场去追凶手了，可他说他没看到凶手，那他又去追赶谁呢？

四、盲目推断

巴图林接着说道：“我看到两个姑娘在跑。我想，她们这样跑，后面一定还有人跟着跑，于是我决定不再跟着她们跑。这时我发现，在我身后路边的一棵大树旁，站着一个手提提包和雨伞的女人，她脸上的惊恐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看上去好像是刚刚摆脱人们的追赶，正吓得全身发抖，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我走过去问她在这里干什么，可她却反问我：‘你为什么要知道呢？’我开始搜查她的口袋，但没有搜到什么东西。然后，我拿过她的皮包和雨伞，让她跟我走。路上我从她的脸上觉出，就是她向列宁开的枪。

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向列宁开枪’？她又反问我‘你为什么要知道呢’？这就更使我坚信她就是真正的凶手了。在谢尔普霍夫卡广场，人群中有人认出就是她向列宁开的枪。这时，我又一次问她：‘是不是你向列宁开的枪？’这次她承认了，但拒绝说出是哪个党派组织指使她这样做的。”

有人认为，作为证人，巴图林在许多环节上都没有说清楚。

首先是看到前面有两个姑娘在跑，就断定后面一定还有人跟着跑，这种判断不合逻辑；

其次，“惊恐的表情”和“好像是摆脱了追赶了的样子”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第三，按照前面吉尔的证词，事件发生在晚上11点左右，这个女人又站在一棵大树底下，在这种条件下，能否看清如巴图林在第二次作证时所说的那些细节，如女人脸部的表情，手里拿着的雨伞等。

巴图林证词中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是，他看到卡普兰躲在隐蔽的树丛后面或房角处，手里提着提包和雨伞，而又不是手枪或是炸弹，那么她站在树下的阴暗处怕什么呢？

再说，拿着提包和雨伞是不可能比空着手的巴图林跑得更快的，因此她是如何在巴图林之前躲到了树后的呢？

最值得一提的是，巴图林向女人提问后，那女人反驳，巴图林就以此认为她一定就是凶手，这种判断没有丝毫根据。

五、凶手的证词

那么，在这件案件的档案记载中，凶手卡普兰又交代了些什么东西呢？以下是她在不同时间所做的一些证词。

证词1：“我是法尼娅·叶菲莫夫娜·卡普兰，从1906年就开始用这个名字。向列宁开了枪，是我自己决定这么干的。我早就有了射杀列宁的想法，我不想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我自认为我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

证词2：“我今年28岁……是沙皇沃伦斯基家族的亲戚。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刺杀列宁是因为我认为他是叛徒。所有行动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证词3：“我1岁以前叫罗伊曼。现在已记不清出生在什么地方了。我的父亲是一名犹太教师。我只去过一次克里姆林宫。”

证词4：“我到会场的时间是晚上8点钟，我不会说出是谁给我手枪的。我是为了信仰才向列宁开枪的。我再说一遍，我是从克里米亚来的。”

证词5：“1906年，我曾在基辅因为从事炸弹爆炸活动被捕。那时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那次事件中受了伤，并在基辅军事法庭被判处军事苦役。以后，我在马利采夫斯克苦役监狱坐牢，后来转到了阿卡图伊监狱。在那里，我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斯皮里多诺娃被关在一起，成了一名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使我住进了哈里科夫医院。我对这场革命持反对态度，我主张立宪会议，现在也是这样。我的父母都在美国，我的4个兄弟和3个姐妹都是工人。刺杀列宁这件事，是我在1918年2月份就决定了的。”

卡普兰的以上证词，既没有有关卡普兰回答问题的记录，也没有她所留下的签字。因此，证词中的内容极有可能是伪造后加上去的。

六、凶手另有他人

曾在前苏维埃肃反委员会工作过的彼得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18年8月30日那天晚上，有人从区苏维埃打来电话，说弗拉吉米尔·伊里奇遇刺了，伤势很重。凶手已被抓到，是一个女人……过了一会有人带来一个30来岁的女人，这就是卡普兰。除她之外又来了3个人，他们是库尔斯基、斯维尔德洛夫和阿瓦诺夫同志。审讯马上就开始了，我用很长时间向她说明，对于劳动人民和革命事业来说，她已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就此，她同我争论了很久，最后她哭起来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卡普兰始终拒绝讲出参与暗杀活动的其他同谋者的情况。”

9月3日，《消息报》发表文章说：“9月2日晚出了一件‘轰动事件’，即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消息说，米谢尔松工厂厂委会的库兹涅佐夫同志当天送来了一把据说是从卡普兰手中夺过来的勃朗宁手枪，号码是150489。”

至此，凶手似乎已经确定，在《星火》杂志撰文的达尼洛夫但却怀疑另有他人。

当年9月1日《消息报》发表刺杀列宁的凶手被抓时，是这样措辞的：“凶手是社会革命党切尔诺夫派的成员。她对十月革命持反对态度，并受到立宪会议派的支持。凶手拒绝说出其同谋，但从目击者证词中可以得知，当天曾有一个团伙参与了暗杀列宁的事件。当时在会场出口处，曾有一伙人挤在那里，当列宁就要走近汽车的时候，他又曾被几个装着和他谈话样子的人围住……”

达尼洛夫说，列宁博物馆中陈列着列宁在那个不幸的夏天穿的那件旧上衣，从上衣背部的枪眼来看，两枪之间的距离只有5厘米，只有经过很好训练的枪手才能打出来。事实上，手枪的声音和后座力是很大的，可将一个未经训练的男人的手震得偏离方向。像卡普兰这样经受过11年苦役的女人的手，能打出这样的“成绩”吗？最重要的一点是，吉尔在证词中说，他跑到列宁身边俯身跪下时，看到列宁还没有失去知觉。列宁问他：“抓住他了吗？”可见，列宁是清楚地记得是一个男人向他开的枪，而不是卡普兰，只是他没有被抓住而已。

1918年9月4日的《消息报》发表文章，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公告，刺杀列宁同志的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被处决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卫队长马利科夫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处决的经过。列宁遇刺后大概一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瓦尔拉姆·阿瓦涅索夫召见他，并指示他“立即把卡普兰押往克里姆林宫，严加看管”。……两天过后，马利科夫再次被召见，阿瓦涅索夫出示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对卡普兰执行枪决的决定，写明由马利科夫来执行。

“什么时间执行？”马利科夫简短地问了一句。

“今天，立即执行，”阿瓦涅索夫说，“你认为在哪儿执行最好？”

马利科夫想了一下说：“最好是在装甲分队的院子里，那儿是个死胡同儿。”

“同意。”

“尸首埋在哪里呢？”阿瓦涅索夫想了很久，但还是没有拿定主意。最后，了解此事内幕的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决定：“用不着埋葬尸首，要彻底销毁，不留痕迹。”

马利科夫召来几位拉脱维亚人，同他们来到卫队士兵住的地方。马利科夫和卫队长开出几辆卡车，让马达开着，发出巨大的响声。另一辆小汽车开进小胡同，向院子的大门开过去。几分钟后，卡普兰就被押解到卫队的院子里。

“朝着汽车走！”马利科夫下达命令。

卡普兰痉挛似地抽动了一下肩膀，向前迈了一步，又一步……马利科夫举起了手枪，时间是1918年9月3日4点钟。

但有趣的是，从那以后，有好几种出版物上都出现了卡普兰没有被处决的说法。而事实上，在案件记录中也确实没有关于执行判决的材料，因而无法证实上述说法是否真实。

八、社会革命党的自白

1922年，曾为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的格·谢苗诺夫(瓦西里诺夫)在国外发表文章说：“我们决定利用列宁出席群众集会，离开会场时行刺……但我事前无法知道列宁将在哪个会场上演讲。于是我派卡普兰、科诺普廖娃、费德罗夫和乌索夫先去了解情况。然后我派卡普兰去了米谢尔松工厂所在的这个区，我认为列宁在这里出现的可能性最大。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我们事前得知列宁将去米谢尔松工厂。于是我派了一位名叫诺维科夫的老工人去了工厂，卡普兰的任务是负责守候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

谢苗诺夫说：“我认为，刺杀后不应该逃跑，卡普兰也同意。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建议先雇好一辆马车，停在工厂大门口。列宁出现时，卡普兰从包里掏出手枪，向他打了3枪，然后扔掉手枪逃离了现场。几分钟过后，她又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后面追赶她的人就没有再跑，直到她被抓住为止。”

达尼洛夫对上述说法也提出了怀疑。

首先，在不知道列宁将出现在哪个集会上的情况下，在莫斯科等于大海里捞针，至少需要几十人才能收集到情报。

其次，如果诺维科夫事前备好马车的话，那么，他应该与卡普兰一同在马车上被抓。

最后，卡普兰逃离现场后，为什么又不跑了呢？如果甘愿被捕的话，那她又为什么要跑呢？

达尼洛夫认为，谢苗诺夫显然是在用自己后来作的证词套4年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事实上他并不了解任何主要细节。

达尼洛夫认为，谢苗诺夫的证词中，唯一合乎情理的是他派去工厂的是诺维科夫而非卡普兰。因为诺维科夫是个男人，又是一名受过训练的社会革命党员，只有他才能那么准确地打中列宁。列宁负伤后首先问起的也是个男人。

九、子弹是否真有毒?

不管怎样，卡普兰作为凶手“被处决”了。但是，列宁遇刺案并没有完，它给人们留下的另一个疑点，是许多材料称刺杀列宁用的子弹是经毒液浸泡过的。然而在列宁被枪击受伤后，医生检查所做的证明中却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说明。

奥布赫曾是对列宁进行长期观察与治疗的医生，他在记录中这样写道：“由于出血并不多，因此身体状况也并不那么坏。”

另有一个医生检验后留下的结论写明并“没有所谓带毒子弹的毒素进入肌体”。

1918年8月31日《消息报》报道列宁当天的生活情况时写道：“那天一早，列宁首先要求看当天的报纸……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对医生要求他做的事，他总是回答说，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列宁同志中弹12小时后，身体情况没有出现恶化，也没有失去知觉。并从今天开始，能做一些事了。他已开始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报，了解有关卡普兰事件的调查情况了……”

9月17日，《消息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能够参加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例会了。医生罗扎诺夫在回忆录中说：“按医生的要求，列宁到乡下呆了几个星期。到9月底回来时，列宁同志看起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手的颜色看上去也非常健康。”从以上医生的记录中看来，并没有关于所谓因中毒而引起的即使是局部的麻痹症状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