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出生率进入负增长，这决不是三瓜两枣的补贴能改变的。实际上，全球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低生育率陷阱，它不是结构性问题，是生存密度的法则——生存密度、效率与资源的再平衡。
这会让我们想到马尔萨斯，人口不会无休止地膨胀，山顶洞承载不了72亿人，而全球经济进入滞胀期时，说明现代人的“山顶洞”空间也已经饱和了，也就是说出生率周期性下降具有必然性，而反脆弱恰好不是强拉GDP。
我们很可能要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米塞斯的观点：决定市场繁荣的是资本。
这部分地是说，决定GDP继续高增长的并不是人口，而是单位资本的密度。
硅谷的吴军举了两个例子，韩国与台湾，在出生率下降时如何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1997年金融危机，韩国的出生率下降，金大中上台做了一件事，全面开放外资市场，实现了1960-1990年长期两位数的高增长；台湾也是同样的过程，人口出生率下降很早，开放自由市场也很早，它的奇迹期在1960-1980年，之后随人口见顶而减速，也是靠开放与外资稳定了中高速增长，人均GDP现在是内地的2.5倍。
这两个国家的反脆弱，与其说是靠人口政策，不如说是靠自由市场对资本的吸附力。
中国难道没有开放市场吗？
也打开了，不但打开了，还给予部分领域外资进入后100%的控股权，但效果不理想，为什么？因为少了一个关键词：市场自由。
真正的开放不是打开门欢迎你进来，而是市场的自由。有多少行业可以准入，外汇管制是否可以取消，国内是否存在行业的超级垄断，是否受到地缘经济的终极制约，是否存有经济特权和软预算约束，没有市场环境自由的土壤，就没有资本的洼地，不但外资不会涌入，国内自身蕴藏的巨大的民间资本，也不会涌入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前，韩国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大财阀、政府指令贷款、外资准入严格。危机暴露了这个模式的致命缺陷：大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50%，银行不良资产率飙升至22%，短期外债堆积如山。
金大中所做的，是让市场越来越自由，而不仅仅是敞开了大门，首先是金融去管制，关闭14家问题银行中的5家，政府退出银行经营，允许外资并购韩国银行（如外换银行、第一银行被外资收购），取消外资持股上限，银行必须独立。这种自由度完全不适用中国。
那么，中国怎么办？
只有创新突围，AI将是指数级的发展，用马斯克的话来说，人类创造财富的成本微乎其微，缺的不是人口，虽然他本人创造生命的能力也很强大。
人口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市场，因为推动AI主导的后工业时代，最终比的是资本，资本永远流向自由的洼地。
现在的局面是，大国的AI人才正在为资本主义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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