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士农工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人身处“四民之首”。
由于此，历代由边缘人打天下后便能转换到“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然而，近代西潮入侵之后，士大夫群感出现了数千年没有的变局——经过几十年的中西学战，越来越多的中国读书人在无意之中被西人改变了思想方式，从自认居于世界文化的中心，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到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实际退居“世界”的边缘。
而且，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道统与政统两分，从根本上切断了“士大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转化。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本是要解决天下（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但在近代思想和社会的进程中，自己却先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
士之所以为士，他们明知道自己其实也不太行，但还是努力坐言起行。
什么是传统的“士治”？“士变”之变又在何处？
刚刚荣获文津图书的这本罗志田老师的《士变》带领我们梳理和审视了这一进程。
读过本书的读者这么说：
读《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看见近代文人的挣扎与求索。在时代变局里，他们突破桎梏、探寻新路，字里行间皆是思想的觉醒与时代的重量。
自魏源、龚自珍而来，百年间的一代代士人知道要变，但不知要如何变，百般应变，但又不得不一变再变。“天下”的奔散，道之分歧，身在其中之人，是没法看清楚的，这既是那一代代士人智勇皆困、枯坐愁城的怅惘，也是他们可以你言我语、各说各话的精彩。
士之所以为士，心里除了自己还装着陌路，他们明知道自己其实也不太行，但还是努力坐言起行。
罗老师难得的通论性著作，或可视为一部近代思想史。这本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是通过用一个又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连缀起了时代的变迁，宏阔而不乏敏锐的洞察，读来很过瘾。
读这本书让我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内心的信念与担当不能变，要在复杂世界中寻得自我价值与方向。
想必，这些评论也会让您有所感悟。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书中精彩内容，读读中国传统社会中“士”这一群体的变化之路。
《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
什么是士治？
“士治”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在历代儒生与“王治”长久互动甚或博弈中形成的。
孔子以及贯彻孔子理念的儒家，是中国能有“士治”的基础。而士人在小政府政治下的关键地位和枢纽作用，与儒家的创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士治”，包括但不仅是处理政务。构建并维系一种以礼为准则的和谐民间秩序，是“士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得君、觉民两种行道模式，都是“士治”的表现形态，后者尤其与宋代“郡县空虚”的世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
在朝廷一面贯彻权收于上的初衷，一面对县以下的社会实际放任的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自觉承担了较此前更大也更重要的职责，即不论政治如何变化，也要担起化民成俗的任务，构建一个道在地方的社会。
士变：如何变？
社会权势转移：从士到知识人
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废科举、兴学堂等教育改革，其社会学意义就是从根本上切断了“士大夫”的社会来源。
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只有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人。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人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但清季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士人心态也在变。
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则主其事者已认为分开才是正常。民国后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士治时代结束：
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社会失去重心之后，何者来填补？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
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
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
他观察到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本已无用，且学人中复有学客。
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社会失去重心之后，何者来填补？
近代一个颠覆性的转变：大家都不当“君子”了
按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士人则当致力于无用之用的大用。
从晚清开始，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既然退虏、送穷等具体的“用”成为正面的甚至唯一的国家目标，以及检验道之是否有效的标准，原来正面追求的“无为”，就变成了“无用”。
寻求富强必须有所作为，且不能没有经费。为增加财政收入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实际非常高昂。丁伟志等指出，郭嵩焘曾“借海防筹饷一事做题目，做出了‘富国必先富民’的大文章”。
同样由于道的转换，古代的君子小人之辨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化。
过去提倡的那些以“君子”为表征的行为，后来都变成不时兴甚至落伍的行为。而以前君子不做的，则反成为时兴的——以前提倡的君子不器，在清季衍化为器不足便无以言道，谁的器好就代表道好；过去主张的“君子不党”，在民初衍化为搞政治就必须组党，若不组党就没有办法参与政治。
又如以前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几乎人人言利，不言利反要带点抱歉的意思，以示并非故作清高。
所以近代一个颠覆性的转变，就是大家都不当“君子”了。以过去的标准言，实即政治、社会的“小人化”。
社会对读书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如顾颉刚在1927年指出的，以前“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而“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读书目的不同了，当然意味着所读书本的转变。如顾先生所说，以前读的是“载圣人之道”的书，后来就是读可以增进“知识”的书了。
在特别崇尚读书的中国出现这样的转变，最能揭示近代与古代的大不同。观念转变之后的顾颉刚，就认为王国维的最大功绩，是把“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表述，载道的经典成为“史料”，圣贤不再是学习的楷模，道也就与“凡人”渐行渐远。
（摘自罗志田《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商务印书馆202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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