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商丘古城特色文旅活动带给游客沉浸式体验。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火神台景区南侧巍然矗立着“三商”大门。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 魏文慧 摄
殷商文化是中华早期文明的核心载体，是华夏精神文明的源头根基。商丘作为殷商之源，积淀了完备的华夏精神底色。深度剖析殷商之源文化的精神内核，梳理文明传承脉络，阐释其在治国理政、道德育人、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
《诗经·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的记载，表面上看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实则是镌刻着殷商文明起源的密码。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知母不知父”正是原始群婚状态的表现。这既是一个时代坐标，也是殷商文化肇始的体现，从契开始，商族步入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到王亥时期，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开始萌芽，而此时的社会形态也逐渐进入到由部落到初期国家的发展阶段。商汤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商部落一跃进入到国家统治时期。先商十四个部落联盟酋长与夏朝十四个王基本对应。商朝建立后，定都于亳（即南亳，今河南省商丘市）。从商汤开始，到第十位商王仲丁一直都于南亳。仲丁后来迁都于隞（今河南省郑州市），于是有了郑州商城。第十二位商王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是为“商都五迁”的第二迁。到第十九位商王盘庚迁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完成了殷商文化由商丘到郑州最后到安阳的流变过程。由此可见，商丘是商族的发祥地、中国商业的发源地和商朝建立后前十个王的都城，是殷商文化的源头。
殷商文化上承炎黄文化的先民智慧，下启周公以及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与精神品格。所以，“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文献记载、考古成果、史学研究的高度认同，也是一个权威判断与概括，划定了殷商文化完整发展的谱系，确立了商丘无可替代的“殷商源”地位。
二、选贤举能的治国用人智慧
选拔、任用贤者与有能力的人，是殷商之源文化重要的政治精神，也是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商汤是上古圣贤君主，与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同为儒家尊崇的君王楷模。
《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言：“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为提拔正直贤良之人，摒弃奸邪庸劣之辈，便可匡正风气、清明朝政。子夏延伸阐释说：“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商汤平定天下之后，不拘门第，广察贤才，从万民之中选拔伊尹为右相，开启贤相辅政的政治典范。伊尹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贤相，独创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治国理念，辅佐商汤整顿吏治、安抚万民、发展经济，实现政治清明，民生安定。
商汤举伊尹，是古代选贤任能最生动的代表，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完美契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种公正用人、以德择才、摒弃偏私的政治智慧，贯穿中国五千年政治发展史。由此可见，儒家构建的大同社会理想，根植于殷商用人文化，打破血缘世袭桎梏，崇尚能力与德行。在现代社会，殷商选贤举能的精神，仍是干部选拔、团队建设、社会治理的重要遵循。
三、崇德尚仁的儒家仁德本源
仁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底色，而殷商之源文化中的仁德思想，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直接源头，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德向善、忠信宽厚的道德品格。殷商历代先贤，始终将仁爱安民作为立身治国根本，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之一帝喾，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位仁爱明君。司马迁说他“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他一生躬身教化万民，规整天文历法，改良农耕生产，体恤百姓疾苦，以宽厚仁德安抚四方部族，为殷商仁德文化筑牢根基。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荒政，微子心怀苍生，同箕子、比干直言进谏，以身践行仁德操守，是为著名的“殷之三仁”。微子后来成为宋国的开国之君，延续殷商之源文脉，将仁德信仰扎根豫东大地。
宋襄公是殷商仁德文化的坚守者。泓水之战中，他秉持当时的战争礼仪，“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看似迂腐，实则是重信义、守道义、怀仁心的文化写照，是宋国承袭殷商崇德尚仁传统的直接体现。
殷商积淀的仁德精神，直接启发了孔孟儒家学派。孔子凝练其核心思想为“仁”，孟子延伸发展为“仁政”。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源自殷商仁德文脉，成为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民族英雄的精神信仰。
仁德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是人际交往的准则。当今社会，诚信友善、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道德风尚，根源皆在殷商仁德文明，这份精神底色，维系社会良序，涵养国民品德。
四、弃旧日新的进取创造精神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思想，是殷商之源文化极具时代张力的精神内核，彰显主动求变、锐意进取、自我革新的人生与治国智慧。
商汤将盘铭九字作为终身座右铭。“日新”本义是洗净尘污、焕然一新，引申为思想上的自省、品德上的修炼、政治领域的改革和自我发展的突破。《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商汤“日新”思想一脉同源。
夏朝末年，商汤顺民心、承天道，推翻腐朽夏王朝，建立全新商政权，以政治革新拯救万民。此后，整个商王朝，始终饱含创造进取精神，如“相土作乘马”，开拓疆域；“亥作服牛”，开启物物交换的商贸往来，成为华夏商业始祖，商人、商品、商业由此而来。后世所言改革、新政、变法等词汇和实践，其思想皆源于商汤的“日新”思想。
当下时代飞速发展，改革与创新成为发展主旋律，这正说明商汤“日新”思想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
五、敬畏自然的生态共生理念
殷商之源文化中蕴藏着朴素的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思想，商汤“网开三面”的典故，是华夏最早的生态保护理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鲜明的样本。
《史记·殷本纪》和《吕氏春秋·异用》都记载了商汤“网开三面”的典故，其所体现的“德及禽兽”仁爱思想和治国理念，不仅惠及万民，更恩泽草木禽兽、天地万物。正是因为商汤敬畏生灵的举动，感动了周围的四十多个部落，纷纷归附加盟，商部落于是迅速强盛起来，最终灭掉夏朝，建立商朝。
在古代思想体系中，将仁德从人间延伸至自然万物，商汤是最早的践行者。这份取用有度、善待自然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儒家。孔子曾说他自己“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要吃鱼，钓几条就够了，不撒大网，因为撒网会竭泽而渔；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射杀归巢的飞鸟，如果把归巢的鸟杀死了，等待喂养的小鸟就会饿死。
“网开三面”的典故不仅是仁德思想的体现，还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其核心是尊重自然，节制索取，万物共生。当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与商汤“网开三面”的精神高度契合，这也正是殷商之源文明跨越千年的现实价值。
六、担当作为的以民为本情怀
有作为，敢担当，罪己安民，是殷商之源文化鲜明的民本内核，彰显敬天爱民、躬身自省、为民尽责的执政情怀，也是历代政权兴衰的警醒明镜。
商汤作为开国君主，心怀苍生、勇于担当。当时天下久旱无雨，民不聊生。商汤将所有的问题归于自身，认为是自己德行浅薄招致天谴，于是不惜剪断头发、束缚双手，以身为祭品在桑林祈雨。他的赤诚之心感动天地，天降大雨，润泽万物。“桑林祈雨”诠释了最纯粹的民本担当。
周朝宋国地域文化与殷商之源文化一脉相承。《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宋国国君宋桓公继承了商汤的心怀百姓、懂得自省的思想。历史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是鲁国大夫臧文仲对宋桓公“孤实不敬，天降之灾”的评论，认为“宋其兴乎！”（宋国将要兴盛成为霸主）。这句名言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大禹、商汤遇事反省自身，王朝蓬勃兴盛；夏桀、商纣推诿罪责，王朝迅速覆灭。这句论断，道破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周期率（也称为中国历史“兴亡圈”），为历代执政者提供了“殷鉴不远”的教训。
七、殷商之源文化的时代价值与传承
殷商之源文化中，选贤举能构筑公正用人准则，崇德尚仁涵养社会道德根基，日新革新赋能开拓进取发展，敬畏自然指引生态和谐建设，担当作为筑牢为民执政初心，这五大精神体系相互交融，一脉贯通，构成华夏民族最原始、最厚重的精神底色。
从文化价值而言，殷商之源文化开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谱系，印证中华文明连绵不绝、原生发展的特质，夯实文化自信根基。商丘作为殷商之源文化聚集地，成为中华元典文化的源头活水。
从社会价值而言，殷商之源文化化解当下道德缺失、诚信匮乏等社会问题，以崇德向善、讲信修睦的道德准则，涵养社会风气，构建和睦有序的社会环境。
从治理价值而言，选贤任能、躬身自省、为民担当的政治智慧，为当代干部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基层治理提供思想借鉴。
从生态价值而言，其朴素的生态思想，契合当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树立节制索取、善待自然、永续发展的生存观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传承殷商之源文化，当汲取其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耕殷商之源学术研究，讲好商丘殷商之源故事，打破认知偏差，让殷商精神走出古籍，融入当下，把殷商文明智慧转化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来源：商丘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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