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先生远行整整一年了。黯然销魂，唯别而已，没有合适的情绪和状态来写悼念文章。作为裘先生身边工作过整整十二年的学术助手，应当忆念和记录的事情、话语太多，谈上若干天也许都毫无问题，但思绪难以沉淀，落笔难之又难。年来每当路过书馨公寓门口，感叹“人亡余故宅”时，总觉得再不写一点文字，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过去。在纪念先师朱维铮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的回忆文章最后，我说：“死乃无法避免的人之常分，可每每想起这些敢批评、敢说话，敢于特立独行、眼不容沙的复旦老人，一个个渐渐地远去，心中的哀愁与忧伤，总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一世有一世之风操，世事永在变改，不能逐流的，大致都会感其苦痛。”写这篇回忆，同样是百感交集。
实事求是
应该是在2004年，我在延安饭店第一次谒见渴慕已久、拜读过能找到他所有论著的裘锡圭先生，迄今已逾二十载。那次，傅杰师告诉我，裘先生调动复旦的事情尚在波折之中（他是为一批孟定生旧藏甲骨的鉴定论证而来到上海的），这令我心情颇觉沮丧，但是能同裘先生获得第一次请教的机会，仍然让我感到兴奋。现在路过延安饭店便浮现出裘先生在房间里静静地听我絮叨讲述毛公鼎铭文释读的一条小札的场景，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一般。那天，一直到机场送别的路上，裘先生还不断地给我指点：“我当时这么讲，我也不敢保证一定对，但是你的想法断断不能成立”——我的小札记正是同裘先生的一个具体意见进行商榷的。那天，他在我的《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扉页上写下“实事求是 与永秉同志共勉”几个字。裘先生那时目力尚可，字写得不大。也许是看到一个年轻人对他的书和论文看得还算认真，也算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裘先生2005年来到复旦之后，我还在读历史学系的博士生期间，就被裘先生点名担任助手的工作。
2006年初的一个冬日，裘先生把我叫到他802的朝南小房间，在透过玻璃窗洒下的融融暖阳中，细谈选修古文字学课程的期末论文中的问题。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时刻。好像从此之后彻底开窍，我明白了到底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什么文章不能够写或者尽量不写。为此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情绪不振，连每天追的《武林外传》都看不进去了。经过不断反思，确实颇有夺胎换骨的重生之感。裘先生当天那句话我以前提及，那就是：做学术最重要的是不能骗别人也不能骗自己，而以不骗自己尤难做到。
实事求是、不骗人不自欺的学问，就是求真的学问。裘先生本科授业的老师谭其骧先生，1987年为邹逸麟先生题字有云：“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其间精神是相通的。最近裘先生的高足邬可晶教授有文章指出，裘先生对时下竟蔚为热门的“古典学”本有严格学术定义，“这一界定，使得‘中国古典学’真正具有可操作性而不至于沦为虚名或成为某些人牟利逐名的工具”（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6年第2期），我注意此文在网上刊发时，被许多读者划了重点线。如果“求真”在研究工作中已不重要甚至变得十分危险，“他求”和“学随术变”却生意无穷，学者如何持身，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艰难课题。这个老问题，连孔门文学高弟子夏都不易把握，因为他的时代同样变得很快。也难怪司马迁要在《史记·礼书》中喟叹：“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右起：裘锡圭、李学勤、郭永秉，2009年6月13日，刘乐贤摄。
赠我以言
裘先生曾对我说过，我的手机号码是他能背出的唯一一个除了家里电话之外的号码，因为几乎每天都会联系，有时一天不止三五通电话，他不用手机，都是用座机直接按数字键拨打。所以裘先生看到我身上的问题从来都是直言相告。因当年工作中的幼稚失指，裘先生严肃地拿孔子的话“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当面批评过我。2021年回到中文系工作后，出版小书《金石有声》，裘先生虽几近目盲，收到书还是很高兴，并由师母记录了一封口授短札，向我转达了类似意思，信中鼓励我要“减少不必要的纷扰，取得较多时间来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
这些话，我至今不敢稍忘，因为都包含了裘先生用一生总结的处世经验。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安安心心的日子读书做学问有多珍贵，经历过“波澜壮阔”历史的裘先生，比我清楚得多。我为能一直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问，而衷心感激裘先生的点拨和宽宥。
我的小书《〈老子〉通识》2022年出版后也呈送给裘先生，书中关于“宠辱若惊”“道可道”等章问题的看法与裘先生不同，与其说是商榷，不如讲是对裘先生的致敬。我对《老子》的兴趣和思考，没有裘先生文章的启发是不会产生的；没有跟着裘先生读书做研究项目的经历，也不可能答应陈引驰老师写这本通识小册子。裘先生曾对我说：“任何一篇东西，只要认真去搞，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对《老子》的探索，也是裘先生这句话给予的信心，可惜我没再能听到裘先生的批评，也许，他是很失望的吧。
前几天，“未曾读”公号发布了《裘锡圭学术文集续编》的目录，这本厚厚的《续编》终于在裘先生去世后一年面世。想起此书中《〈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序》《〈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博士丛书〉序》原是我受命属草，裘先生改定并以他名义发表的，不由令人伤情。当时尚并不清楚所谓“《铭图》”图像、数据等材料的真正来源，承蒙史语所陈昭容老师2016年相告实情，我深觉后悔当时没有建议裘先生推掉这篇序。有一次开会间隙聊天提及此事，裘先生笑言：“这篇我以后的论文集肯定不会收，你收不收随你。”我当然马上表示我的书肯定更不会收。这次《续编》出版，向与闻编务的邬可晶教授确认，才知目录是裘先生亲自审定过的。决定收录这篇，而且独自承担文责，裘先生肯定还是有他的考虑的吧，我却也无从询请了。
复旦中文系研究生语言文字方法论的基础课上，我给同学们分享过好几次阅读学习裘先生论著的体会。2023年，我斗胆向裘先生表示，想要在他九十寿辰到来时，写一篇《学术文集》学习体会的述论文章。裘先生给我发来了微信语音，说他不反对这么做，但是特别提了两点要求，“第一绝不能提祝寿，第二是实事求是、不要有溢美之词”。遗憾此文2025年未能顺利写出，裘先生5月过世，也再无从面呈求正了。我只能努力认真拜读《续编》，更加全面透彻地了解裘先生晚年学术，争取写出更全面、平情的述论来。
做大项目
裘先生来复旦后亲自主持并完成的科研项目，主要是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这两个项目我全程参与，且都担任项目组和编纂小组秘书。
以裘先生的性格，他绝对不是一个围着“项目”转的人，每天有埋头读书、读论文、写作的日课，要研究自己真正关心、感兴趣的问题都来不及，一般不会把项目推进的思维放在第一位。其实，这正是成为旧时代第一流学者的第一要务。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两个项目虽然平素都没有放下过，但都是到了不能再推延的时候，才真正开始认真地、排除万难去一心从事的。马王堆帛书的重新整理，不知不觉地延续了七八个年头，说实话，一开始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工作的紧迫性，是徐俊先生来下了“最后通牒”才让编纂小组真正把定稿和出版放到工作日程上的。这一过程，徐先生《谨记裘锡圭先生的教诲》有详尽叙述，此处不赘。
马王堆帛书的这次重新整理，我配合裘先生做《老子》甲乙本的工作，在定稿发排的关头，裘先生的甲本释文注释是最后写定的。中华书局责编石玉先生当时给出了最后期限，逾期则就绝对赶不上在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前出版。石玉先生的回忆文章《为伊消得人憔悴》提及：“本书主编、《老子》整理者裘锡圭先生，年逾古稀，视力很不好，但为了使全书能如期推出，在其他篇目陆续定稿后，他每天坚持长时间覆检资料和伏案写作。为了能看清字迹，他将稿纸垫高至与视线几乎平行的位置，写字时，眼睛快要贴在了稿纸上。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裘先生虽力不能支，但并没有降低要求，他认为，既然北大简等资料已经公布，如果不将这些最新材料吸收进来，将会削弱全书质量，无法向学界交代。因为视力原因，裘先生撰稿时不能使用电脑，而是直接写在大八开的稿纸上。他每写完一条校注，都会反复斟酌，一改再改，直至满意为止。”所以，裘先生的甲本释文注释根据最新图版写定、调整注码、与乙本释文注释协调等一系列细致而复杂的工作完成，才能交出版社最后发排，可以说是全书撰写的最后一个环节。这项工作我记得跟裘先生的很多事情一样，都是捱到了期限的前一天，我史无前例（也无后例）地帮裘先生赶了一个通宵，把稿子电子版按时发给了石先生。第二天裘先生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赶上交卷，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蹦出一句让我意外的“你太伟大了！”我能感受到裘先生在电话那头如释重负的开心，但年轻人熬一个通宵算得了什么，真正伟大的难道不是裘先生自己！
大约2013年左右，有一批流散楚简面世，后裘先生闻知，觉得如果可靠，可以试试能否落到复旦来整理，大家也都很赞同，请示校领导也都支持，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事情最终未能如愿，同事们都觉遗憾。裘先生看法则和大家不完全一样，他表示盗掘的材料总有各种瑕疵和问题，不接自亦有不接的好处，他拿孔子的话安慰我们：“天之未丧斯文，一定还会有更适合我们的更好材料出来的。”可叹，天果丧斯文！再也没有一批新材料能有幸运由裘先生这样的学者来主持整理了。
裘先生到复旦，为了单位科研队伍的发展，为了得到学校的重视，在七八十岁高龄承担项目，很多朋友当时就说，以前裘先生在北大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回过头去想，当时的学术大环境已经是处在向今日情势转折的关头，裘先生这样的学术权威，实也是不得不去适应的了。当年战国文字项目和马王堆简帛整理，与我们的主要研究兴趣基本合拍，同时又有裘先生总体设计和把关指导，为最合适的人选分配最合适的工作，以学术为唯一指归，做出来的总还是有价值的成果，年轻人也能从中得到锻炼和选拔，事实证明这样的科研项目是值得做的。
在项目制和C刊、头衔考评制为“科研”核心的今天，以数字统摄一切，乏人关心事实，工作导向不可避免地异化，要做出真正有积淀的好学术，多无异于痴人说梦。在人人都侈谈AI+文科发展、甚至把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界定为AI的今天，常会出现一些逻辑上无法自圆的怪事——譬如宣称要大力探索人工智能引领学科范式转型，又号称某学问为AI所无法替代。既曰期待它引领范式，焉知无法替代？不过，如果当硅基幻想诱导出来的“朱利安·汤普森团队”的“顶刊成果”可以被引用发挥，并成为引领学科范式转型的典范，那么反而证明，碳基老实笨重的阅读与涵泳，必仍是无可取代的。现在一想到当年跟裘先生开工作例会，开着开着就变成学术讨论、离题千里地在纸上比画的日子，全然如在梦中一般。
一生不用电脑、勤做笔记、独立思考，裘先生这样第一流的大学者，AI到底引领出了几个？我对此很怀疑。
2013年2月3日裘锡圭先生在家中练字，郭永秉摄
疾病与死
2016年2月24日，裘先生在八十一岁高龄，确诊罹患膀胱癌。我仍旧清晰记得那天晚上在桥上骑车回家得知此消息时的失魂落魄与悲从中来，那天乍暖还寒，我骑车的手套竟因为接电话而丢了一只。
生、老、病、死，确是人所不能抵抗的规律，可是要面对接受它，以及预感到将要由之带来的生活工作上的震动，就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巨大空虚感——我总以为裘先生会一直健康、平静地在801的工作室看书、写作，可以随时过去请益问学，单位会永远有这样一个主心骨，但病魔，把这种幼稚的幻想彻底打破了。直到今日，这种幻灭之感，还是很真切地能够回忆起来。
裘先生自己对病的态度比我们年轻人则要坦然、有计划得多。他对死生一向淡然、豁达，很早就同我提过死后不留骨灰的意愿（他父母亲的骨灰也都没有保留）。入院之后手术前，他召集单位的部分年轻人，在病榻边上嘱咐了一些学术研究课题的计划和给各人的分工，气氛虽然凝重，却并无悲戚之感。后来他曾对我感叹当年说到的许多工作，大家多没有认真去完成；对我个人而言，裘先生拟定大纲与思路的新版《文字学》和若干规划好的学术文章，都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认真去写，辜负裘先生把他的文字学传给我的期许，最终什么成果都没有结出，只留下了无尽的愧疚。
2017年8月25日，台湾师范大学吴匡先生以百岁高龄仙逝，吴先生虽是英语系的教授，不以古文字学名家，但与蔡哲茂先生合写了不少颇为重要的古文字文章，也与裘先生有过往来。裘先生得信后让我给蔡先生去信，询问孑然一身的吴先生最后什么时候停止学术思考的，文章是写到什么时候停止不写的。很显然，裘先生是要给晚年的自己规划学术工作的进度。“活着干，死了算”的口头禅，他是这样做的，不是玩笑。
从裘先生得病、手术之后，我慢慢意识到，裘先生的许多话不能只靠口说、凭记忆笔录，还应该留存录音。他在手术后出院不久的5月9日下午，约我和邬可晶二人去家中长谈了一次学问；13日又约我去家中谈《文字学》稿及相关问题，晚上又来电谈《文字学》稿；19日来电谈有关学术问题；8月曾来电长谈楔形文字问题（与文字起源问题相关），这些谈话录音保存到今日，正好十年了。这些声音在记录于电子工具后，我就再也不曾打开过，裘先生离开一年，我才有勇气把这些音频点开，重温当年的教诲，略作笔记，弥足珍贵，倍觉温暖、有力。十年来，由大及小的一切变化，就是历史运命，“五十而知天命”，当时不懂得，现在慢慢能理解孔子所言不虚。
2016年5月9日，邬可晶（左）、郭永秉（中）在裘锡圭先生家中问学，董岩摄
裘先生归道山后三日，当届毕业生请我题写临别赠语，沉浸在伤感之中，想不出别的话，便抄了一段《颜氏家训·风操》的话相赠：“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手，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最后一次见到裘先生，是去养老院看望，除去问了一句汪祖康的博士论文选题，没有谈及学术问题，感觉裘先生一生劳心费神，真的已经疲倦了，吐字极缓，帮他抬肘起身，人轻得很，当时怅惘不已。住在一楼的师母，因严重阿尔茨海默症虽已忘怀了大多数事情、错置了时空，却还一如既往记得跟我吐槽她不喜欢上海人，告诉我“老裘的书已经被送上山去了”，眼目虽云烂然，心下却不由一颤。全不曾料想到，裘先生真的很快就离我们而去，到天上读书写文章了。惟念及裘先生许多未竟之事、憾恨之志，终无达成之日，实实令人无限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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