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克的“乌鲁布伦沉船”考古报告，有力地证明了至青铜时代晚期，准确地说，至公元前1300前后，希腊人传说的特洛伊古城尚存之时，地中海地区确已存在一个非常繁复的、主要由腓尼基人控制的国际贸易网络，通过无数涓细的贸易线路，将巴比伦、腓尼基、埃及各文化中心与周边和辽远荒僻地区的许多民族连接在一起。这再一次证实了古代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也进一步印证了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形成的一种历史观念：后来兴起的希腊和罗马文明，也就是所说的西方文明之基础，正是建立在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腓尼基人的文明成果之上的。
比利时历史学家雅克·皮雷纳（Jacques Pirenne）撰写的《历史浪潮》第一卷中，附有他的儿子皮埃尔·皮雷纳（Pierre Pirenne）绘制的十几幅历史地图，备受历史学家们的好评，极具学术价值。其中一幅题为“赫梯帝国与亚该亚海上强国”（The Hittite Empire and Achaean Sea Power），描绘了公元前13世纪地中海东部的贸易线路、帝国和王国的边界轮廓。图中显示，当时安纳托利亚半岛东南部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正值鼎盛时期，而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区皆属于埃及的势力范围，犹太人（Jews）的部落仍在埃及，臣属埃及法老。现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黎巴嫩地区，当时统称“迦南”（Cannan），皆划进埃及界内。希腊人当时被称为“亚该亚人”（Achaean），占据了希腊本土。迈锡尼人是希腊人中最强的一部，占据着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已经夺取了克里特人千百年积累的财富，摧毁了传说中的“米诺斯文明”，控制了爱琴海。图中标出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城市和国家的地理位置，如乌加里特（Ugarit）、比布鲁斯（Byblus）、西顿（Sidon）、推罗（Tyre），塞浦路斯（Cyprus）、特洛伊（Troy）、雅典（Athens）、迈锡尼（Mycenaeans）、克里特（Crete）等。来源: Jacques Pirenne, The Tides of History Vol.1, by Pirenn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62, pp.98-99.
“乌鲁布伦沉船”遗址发现的许多文物都是极其稀有的，价值连城，但最出人意表，也令学术界关注的文物，无疑是那348块、总重量达10顿的铜锭，以及那120块、总重量达1顿的锡锭。考古学家断定这些金属将运往迈锡尼，也就是后来以斯巴达名著称的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普拉克在报告中提到，这些铜当来自于塞浦路斯。对于锡的来源，普拉克出言很谨慎，仅表示根据初步分析，认为其中的2/3来自土耳其的陶鲁斯山脉，另外的1/3来自中亚某个地区。
普拉克认为，锡的来源问题非同小可，事关重大。到19世纪中期，欧洲的历史学家们大体上确认了：公元前3000年前后，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开始有大量青铜加工的证据，开启了所谓的“青铜时代”。青铜是通过铜和锡以一定的比例混合熔炼而成，最佳比例约为10:1，它比纯铜的坚硬度高出许多。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采矿、冶金和化学工业的发展，相关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与时俱增，欧洲的学者们又发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事实：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虽然铜和锡都是极为珍贵的金属，但相对于铜而言，锡似乎更为珍贵，也更为重要。根据希腊雅典与雕像铸造相关的一段铭文记载，伯利克利时期的雅典曾一次性采购了150塔兰特（talents）的锡，相当于近4000公斤。铭文还显示，锡的售价为每塔兰特233德拉克马（drachmas），而铜的售价为35德拉克马有余，由此可知锡的价格是铜的6.6倍。这已经是公元前5世纪的事，但即便是这个时期的希腊人，也并不清楚锡的确切来源。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生于公元前484年，与伯里克利（约生于公元前495年）是同时代人。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谈及锡的来源：“至若欧罗巴西鄙，吾未敢确言。彼蛮族所称厄里达诺斯河（Eridanus），北注于海，传有琥珀（amber）所出，吾未之信也；亦未闻卡斯特利岛（the Cassiterides Islands），乃吾邦锡料所出。盖厄里达诺斯之名，实出希腊，非蛮邦之语，显系诗人虚构。且吾虽遍访四方，未尝遇亲见欧陆北溟之人，故未可轻信。然锡、琥珀二物，实自绝域而来。欧罗巴之北，金矿甚夥，其采掘之法未可详知。虽传有阿里马斯普一族（Arimaspians），独目之人，窃金于狮鹫，然吾终不之信。世间安有独目而形骸同于常人者哉？惟天地四极，环抱宇内，凡世间瑰异珍奇，尽萃于斯矣。”希腊文的“cassiterides”一词，即是锡，英文中的“tin”。卡斯特利岛，通常可直译为“锡岛”（Tin Island）。希罗多德是当时希腊历史和地理知识最丰富的人，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希腊人知道锡和琥珀都来自于极远之地，并不了解具体方位。
欧洲地质学家们在19世纪中期的初步地质考察发现，在整个欧亚大陆，铜矿资源非常丰富，在近东及周边地区，埃及的西奈半岛、黎巴嫩山、塞浦路斯岛、陶鲁斯山脉、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及黑海和高加索山脉，都有铜矿分布，这就意味着，近东和东地中海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铜。其中，塞浦路斯岛有多处火山型铜矿床，储量很大，开采便利，这使得塞浦路斯岛很早就成为古代东地中海地区铜矿矿产的交易中心。而锡在地壳中的含量不到铜的1/30，锡矿床形成的地质条件非常有限。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近东地区几个主要城市文明的周边较近地区，有少量铜矿资源，但几乎没有锡矿，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地址考察都证明了这一点。《圣经》和古代希腊和罗马文献有许多关于锡的记载，说明腓尼基人可从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方向获得锡，但这些记载最早只能追溯至公元前400年前后。而更早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泥板文献有证据表明，近东的锡来自于东部和北部，东部指向伊朗扎格罗斯山脉和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北部则指向土耳其陶鲁斯山脉。但古代记载只字片语，残篇断简，渺茫模糊，即便是最博学的人，也无法直接从中确定任何具体地点或地区。
古代历史更多地受限于地理，也更多地反映了地理因素，对于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地理学家往往有更深刻的洞察力。“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这个伟大的概念，就是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的，指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与汉朝时期中国之间的贸易线路，而且特指的古罗马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所描述的一条线路。
里希特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是在1877 年，当时在欧洲学术界正在讨论古代文明最初的传播与贸易线路问题，且已确定了锡的独特重要性。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876年，俄国地理学家卡尔·冯·贝尔（K. E.rnst von Baer）在德国《人类学档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题为《最古的青铜器中的锡从何而来》。
卡尔·冯·贝尔（K. E.rnst von Baer）的文章《最古的青铜器中的锡从何而来》（Von wo das Zinn zu den ganz alten Bronzen gekommen sein mag?），刊载于德国《人类学档案》（Arch. für Anthropol）1876年9月号第263–267页。锡在德文中写作“Zinn”。贝尔这篇文章明确地提出青铜时代锡的来源问题，为历史学界所铭记。
贝尔引述了法国学者勒诺尔芒（Lenormant）的说法，认为锡的来源地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高加索，另一个是是波斯北部边界至兴都库什山脉一带，这显然是当时欧洲学术界最流行的看法。贝尔对这些看法本身并无异议，只是认为，勒诺尔芒及许多德国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史前史研究者）谈论这些问题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所提供的证据过于薄弱。关于高加索的锡和青铜，几乎没发现有支持力的文献证据，而关于兴都库什山脉，所依据的不过是德国旅行家伯恩斯（Von Burnes）说那里有锡。贝尔认为，英国史前史研究者莱尔（Lyell）和卢伯克（Lubobock）的观点很有启发，他们非常谨慎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鉴于青铜几乎完全一致的合金比例（9/10的铜，1/10的锡），它应起源于某个地区，然后传播到了其他地区。他们没考虑还有另外的起源地。”贝尔特别引用了卢伯克在其《史前时代》（1874年）一书中的一句话：“关于欧洲文明的这个发展时期，以及关于将青铜带给我们的那个民族，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贝尔最后提出了他的意见：从锡的名称看，希腊语是“kassiteros”，梵语是“kastira”，阿拉伯语是“qazdir”，更古的亚述语可能是“kasazatirra”，它们的词根必定有共同的起源，“无论如何都必须探寻这个名称的发源地”。
爱沙尼亚1992年发行的纪念卡尔冯贝尔诞辰200周年纪念钞。贝尔祖上是“条顿骑士团”贵族，出生在现今的爱沙尼亚，在柯尼斯堡（现加里宁格勒）和柏林受的教育，也是俄国科学院院士，用德文和俄文写作。贝尔是当时欧洲大陆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他是杰出的生物学家，是现代胚胎学的创始人，晚年致力于研究生命演化进程。贝尔在去世前几个月，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提出了锡在青铜时代的核心地位问题，认为需要追寻最早发现锡和使用锡的民族，以探明古代文明的源头。
到1920年代，欧洲已出版了大量有关中亚的旅行和地理勘察笔记，特别是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关于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报告，确认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段，也就是帕米尔东麓，从喀什、哈密至西安、洛阳的交通线路。特别是斯坦因1900-1931年间四次深入新疆和甘肃等地，发掘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为古代“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牢固地确立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英国人斯坦因绘制的一幅质量很高的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形图，发表于1925年。帕米尔高原（Pamirs）是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交汇处，是亚洲大陆的地理分界线。斯坦因将天山写作“Tien Shan”，同时代的其他一些美欧学者，如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llen C. Semple）写为“Tian Shan”。来源: Innermost Asia：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亚洲腹地：作为历史因素的地理）, by Sir Aurel Stein, London, 1925.
与此同时，在采矿和冶金工业的急速发展的驱动下，欧洲人在矿产资源和金属性质方面的知识也与时俱增，出版了许多关于锡矿和锡贸易史的著作和论文。很多学者认为，欧洲在世界上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实乃归因于近代欧洲人在钢、铁、铜、锡、铅等金属开采和利用，相关技术和知识质量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在这个背景下，学术界更进一步确认了锡是理解青铜时代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锡的重要性应该超过同时期的铜，甚至也超过同时期世所共知的三大宝石——青金石、琥珀和玉石。
青金石产自阿富汗东部巴达哈伤山区，琥珀产自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神庙极看重这两种宝石，青金石被认为是神的眼睛，琥珀被认为是神的眼泪。为了寻找和交易这两种宝石，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就开通了从印度、阿富汗、波斯至巴比伦的贸易线路。而从巴比伦经希腊、中欧至波罗的海的陆路贸易线路，部分是由希腊人开通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1500年。
至于玉石，清末华石斧《羲教钩沉》云：“八卦之卦字当作圭。圭，瑞玉也，为行政至要之符信。”“象即刻之圭上之文，一事用一圭，大事则用之。”古者大夫之印亦称玺，“玺”字从玉。周以前，官职爵位世袭，家传玉牌被奉为礼器。刘勰《文心雕龙》云：“三代玉瑞，汉世金竹”。夏商周三代，以玉牌作为“征召防伪”之信符，汉代改为金竹。夏商两代，沿袭上古制度，官职俸禄世袭。周文王改制，仕者世禄不世官，然典章文物仍在世家。代代相承，玉遂成为世家、仕大夫、君子、学士之象征。“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珪璋挺其慧心，英华秀其清气。”由于“玉出昆仑”，新疆和阗地区是美玉珪璋原产地，对玉石的无上尊崇，用丝绸交换玉石，是驱动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开拓交通的内在动力。
鉴于古代近东地区几无锡矿资源，而锡作为一种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稀缺物资，必然为各民族孜孜以求，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锡和青金石、琥珀、玉石一样，都来自于遥远的地区，因而不难推断，正是在寻找、运输和交易锡的道路上，触动、激励和吸引诸多辽远寂寥的民族参与进来，从而建立了跨越数百数千公里长的贸易网络。借助沿途各民族之力，通过贸易交换获得锡资源，合理分享利益，是最为经济也最可靠的方式。美索不达米亚的青铜时代可上溯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布鲁布伦沉船”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300年前后，这种贸易已持续进行了长达2000年的时间。
现代历史学家断定，正是在青铜时代晚期，铁器逐渐为人所知。铁矿石分布广泛，铁远较铜锡便宜，铁器也比青铜坚硬。铁器时代意味着金属技术更加普及，被更多的民族掌握，从而终结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青铜时代贸易体系和政治秩序。诸多新的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群雄并起，战乱纷繁。正是在这个时期，特洛伊、迈锡尼和腓尼基的乌加里特等诸多城市文明相继被摧毁，早期的历史记录亦随之泯灭。
根据这幅历史地图标记，希腊迈锡尼人（Mycenaean）征服克里特岛（Crete）的时间为公元前1450年，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迈锡尼的崩溃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这些历史年份皆为推算结果，并不代表真实确切的年份。来源: Atlas of The World History, Herff Jones, Inc. Indianapolis, 2012, p.30.
数千年来，珍贵而稀少的青金石、琥珀、玉石及其他各种宝石的贸易从未中断，延绵至今，而曾经至关重要的古代锡贸易很早就衰微了。至希腊和罗马时代，锡依然非常珍贵，地中海锡的贸易路线也有新的拓展，可能开辟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的锡矿，锡的产量和交易量也远较青铜时代更大，但性质已然不同，其历史意义褪色，不能与青铜时代的锡相提并论。
如果不是尚存一些泥板文本、碑文和文物，那段长达两三千年的历史恐永不为后世所知晓。正如卡尔·冯·贝尔所言，即便今天人们已了解到锡曾在历史上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但却无法完全理解它曾经运作的关键机制，因为基本上没有发现很有力的证据，能够说明青铜时代的锡的确切来源，因而也无法准确地绘制古代的贸易路线。
贝尔在《最古的青铜器中的锡从何而来》一文中提到，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俄国军队正在向中亚地区挺近，已深入亚洲腹地。为了证实中亚地区是否有锡矿，贝尔曾向俄国地理学会发了咨询函，并于1875年收到俄国地理学会副会长谢苗诺夫（P. Semenow）的回信和一份调查报告。贝尔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很有价值，于是撰文介绍。据谢苗诺夫的回信，俄国地理学会委托了一位名叫奥戈罗德尼科夫（P. Ogorodnikow）的俄国专家专程前往伊朗东部马什哈德（Mescheld）等地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一份内容丰富调查报告。奥戈罗德尼科夫的报告中说，呼罗珊（Chorassan）地区有众多铜矿。据马什哈德市一位名叫拉吉姆（Ragim）的居民说，阿博特市（Abot）以东140俄里处，有最丰富的锡、铁、铜、硫磺和铅矿层。马什哈德以东42俄里处，有一个著名的锡矿。拉吉姆是一个铜矿的承租人，了解当地矿藏。呼罗珊俄国商团首领、布哈拉人易卜拉欣证实了这些说法的准确性，他非常熟悉本地许多从事采矿的人士。此外，奥戈罗德尼科夫还询问了当地许多手艺人，他们用古老工艺制作大量的锡壶和锡盘，而所使用的锡是本地产的，由此亲自证实了此地确有锡矿存在。
来源：特约撰稿 宿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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