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特朗普的“整合”战略，始终剑指中国｜IPP编译|华盛顿|唐纳·川普|唐纳德·特朗普|国务卿|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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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4月21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在《外交事务》发文。文章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正不断推进其“整合战略”：一方面重新平衡美国的外部承诺，减少在欧洲等非优先战区的投入，推动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国内改革和代际规模投资，动员美国在能源、制造业、国防工业、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资源基础，以增强美国相对于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实力。

米切尔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实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错位。过去三十多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摊子铺得过大，财政、军事和社会基础均受到消耗；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对手，美国因此必须通过“整合”争取时间、重建力量。文章强调，对华缓和是为了约束竞争框架，并使美国能够完成内部复兴与联盟重组。不过，若美国被伊朗战争等地区冲突拖入长期消耗，这一整合战略仍可能脱轨。

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

马拉松倡议组织（Marathon Initiative）负责人兼联合创始人。2017年至2019年，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从前，有一个国家，它的“新国防战略”出现了一场剧烈调整。它优先强调本土防卫，并重新部署那些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巡弋于遥远边疆的军事力量。它把确保更远外围防御地带安全的任务交给盟友，而其中许多盟友看上去并未准备好承担这一负担。建制派专家对此震惊不已。鹰派人士则警告说，这一新战略会助长对手气焰，并主张继续沿用旧有做法：在所有地方同时保持强势。

那一年是1904年，那个国家是英国。

英国当时面临的困境，与今天美国所面对的局面大体相似。大英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海军拥有的战舰数量超过排名其后的两大海军强国之和。然而，英国的战略处境正在恶化。随着新兴大国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越英国，英国的经济优势开始松动。德意志帝国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法国和俄国也在非洲和亚洲对英国权力构成新的挑战。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新的竞争者，则在各自所在区域追求主导地位。英国领导人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试图在军备上压倒所有这些竞争者，还是另辟蹊径。

英国最高海军将领约翰·“杰基”·费舍尔（John Arbuthnot "Jacky" Fisher，被誉为近代英国海军之父）选择了后者。他提出了一项旨在巩固英国地位的战略，这一战略可以被称为“整合”。所谓“整合”，是指一个国家在聚焦其最重要利益的同时，提升国家资源动员能力，从而随着时间推移增强可供其支配的力量。这并不是战略收缩，也不是对国家衰落的默认。

费舍尔决定，不再试图维持大英帝国遍布远方的所有海军基地，而是优先关注不列颠群岛周边海域，以威慑英国面临的头号威胁——德国。至于由此在其他地区留下的防务空缺，他希望依靠英国外交官正在争取的地区盟友来填补，例如日本和法国。通过这种方式，他希望为英国争取时间，以便动员其强大的工业能力，并在关键技术上继续领先于竞争对手。

这一战略颇具争议。但它使英国得以实现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的“最高且最简单的战略法则”：集中。通过将有限的军事资源集中于主要战区，英国缓解了帝国所承受的多线压力，并使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同德意志帝国的对抗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今天的美国正处在类似的关口。三十五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所有主要地区维持和平并保持影响力，而无需作出艰难取舍。即便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下降，竞争对手的军事建设也在削弱其优势，美国仍然继续假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结果是，美国如今面临一个严重错位：其国家实力与它已经习惯追求的战略目标之间，已经不再匹配。

正如费舍尔时代的英国一样，美国需要接受一种“整合战略”。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朝这一方向迈出重要步伐，通过雄心勃勃的国内改革，扩大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国家实力。美国在2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如果能够保持有限范围，或许有助于推进整合；但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则可能削弱这一战略。

展望未来，华盛顿必须完全致力于这一整合蓝图；未来各届政府也需要坚持这一方向，以确保该战略结出成果。这意味着，美国不能被卷入大规模战争，也不能重新沉溺于那些会加剧美国战略困境的旧有政策习惯。只要聚焦于整合，美国就拥有一个历史性机会：重新找回作为大国的战略定位，并在同中国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强大对手的持久竞争中胜出。

摊子铺得太大

美国实力已经过度扩张。美国承担的承诺，已经超出其可支配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这种过度扩张——无论是美国公民、盟友还是对手都已清楚看到——既源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源于美国过去的政策选择。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同等量级的竞争对手。华盛顿的反应是，一方面削减国防开支，另一方面却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军事行动。2001年“9·11”袭击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开大规模、长期性军事部署，并在十多个其他国家开展军事行动。

这些战争在财政和人员方面造成的代价，已有充分记录。但较少为公众认识到的是，美国在连续进行30年远征作战的同时，却任由其军事力量的结构性基础——国防工业基础、造船能力和核能力——走向萎缩。外围战争既没有大幅增加美国获取资源的能力，也没有像其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扩大亲美民主国家的数量。相反，它们以无数方式消耗了美国实力，包括推迟军事现代化、压缩五角大楼的武器库存，并将长期主权债务推高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削弱了华盛顿投资美国未来的能力。

经济上的过度扩张，是美国造成的又一道自我伤害。2001年以来，美国军事行动使国债增加了8万亿美元。同期，福利性支出增加了2万多亿美元，到2024年已占联邦预算的51%。一连串政府救助行动，包括应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刺激措施，又使债务进一步增加了7万亿美元——这一数额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支出相当。如今，美国用于偿付既有债务利息的支出，已经超过其国防经费。

最后一道自我造成的伤口，则具有社会性质。美国惊人的财政扩张，与去工业化进程同时发生；后者一方面推高了股市，另一方面却掏空了那些几代人以来依靠高薪制造业岗位维系生计的工人阶级社区。2000年至2015年间，美国有6万多家工厂关闭，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流失。在“铁锈地带”社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中年男性的预期寿命也随之下降。全国范围内，药物过量死亡和自杀人数不断增加。

外部因素也加剧了美国摊子铺得过大的问题。随着美国实力变弱，其竞争者范围却在扩大。三十年前，美国没有同等量级的对手。今天，它面对的是作为全面对等竞争者的中国、一个更加有恃无恐的俄罗斯，以及来自伊朗、朝鲜和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中国实力的增长尤为惊人。1991年，按通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万亿美元；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达到37万亿美元，增幅达1500%。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财富，推进了一场历史性的军事建设。1991年至2023年间，中国国防开支从230亿美元按今天美元计算增加到3000多亿美元，增幅达1300%。仅在2024年，中国一家造船企业建造的船只数量，就超过美国自1945年以来建造的总量。

最近三版美国国防战略已经明确表明，美国军队在部署态势和装备配置上，都已不再具备同时同一个以上主要对手作战的能力。正如20世纪初的英国一样，美国面临多线战争的危险，而这种战争将超出其眼下能够应对的能力范围——五角大楼将其称为“同时性”问题。

总而言之，与冷战时期或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如今面对的敌人更多，内部约束也更大。直到不久前，美国军队的主要配置方向仍是外围远征作战，而非与同等量级对手发生冲突；同时，美国还背负着沉重债务，使其无法以一场大战所需的规模举债。华盛顿手中可用的手段，与它可能很快就需要运用这些手段去实现的目标之间，鸿沟只会越来越大。

美国需给自己“充电”

整合战略的目标，是通过系统性地增强一个国家的手段，并限制或重新界定其目标，来缩小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其核心理念是，一个大国可以通过直面艰难抉择来恢复自身力量，从而使其权力地位相较于另一种可能的发展轨迹得到改善。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主动接受战略取舍，将其视为一种必要之恶；与此同时，大力更新底层结构性因素——技术、联盟和工业生产——以便从长期看缓解甚至超越这些取舍。

“整合”并不等同于“战略收缩”。二者都是对过度扩张的回应，但它们试图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不同。

当一个大国认为自身核心已经耗损到无论采取多么有创造性的调整，都无法维持原有地位时，就会发生战略收缩。这个大国的目标，是通过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减轻负担。相比之下，整合战略的出发点是：一个大国的核心实力仍然具有生命力，只是由于管理不善而削弱了其潜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国的目标，是通过重新调整外部义务的权重，并动员自身资源基础，来保存并补充其已有力量。

历史上许多最成功的整合，都是由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国实施的；这些大国需要一段集中休整期，以获得第二股力量。一个经典例子，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公元117年，哈德良即位前夕，罗马刚刚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将其势力更深地推进到东欧、高加索和中东。尽管这些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却也使罗马军队过度扩张，并耗尽了帝国国库。哈德良通过放弃其前任图拉真所征服的领土，并沿着罗马帝国的天然边界——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构筑可防御的边疆，来实施整合。他同罗马头号对手，即位于今天伊朗境内的安息帝国（存在于公元前247年至224年间的一个伊朗王朝），谈判达成和平；同时把更多事务交给盟友，并加大国内经济和行政改革力度。其结果，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再看距离今天更近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启动了一种形式的整合。当时的美国已经厌倦战争，但并未真正陷入衰落。尼克松的目标，是让华盛顿重新聚焦于同苏联的主要竞争。像哈德良和费舍尔一样，他寻求同对手缓和关系，并将安全负担转移给盟友，例如通过采纳“尼克松主义”，要求亚洲伙伴对自身常规防务负责。他将这些举措同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结合起来，包括重新谈判同盟友的贸易关系、扩大国内能源生产，以及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这缓解了财政压力，增加了出口，并使美国得以重新聚焦其军事开支。

并非所有整合尝试都会成功。15世纪，明朝在经历一段扩张时期后，试图整合力量。它加固长城，改善农业和基础设施，但未能充分改革治理机构，也未能巩固对蒙古人和满人的防御，最终在外部压力下衰败并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英帝国曾尝试一种从纸面上看颇具启发性的整合方案，其中包括帝国内部贸易优惠，即降低帝国内部关税、提高对外关税，以及政治上的权力下放。然而到那时，帝国所承受的负担已经与其有限的资源基础完全不成比例；英国未能避免一场多线战争，最终跌出大国行列。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也曾试图通过减少在阿富汗的损失、利用军控降低防务负担、重组经济并实行政治开放来进行整合。但其政府最终在意识形态上过于僵化，无法实施拯救自身所需的改革。

整合战略要想成功，需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

首先，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基础实力。整合战略的全部前提，是通过更明智的管理，能够调动那些尚未充分动员的力量储备。当无论如何动员都不可能匹配外部威胁的规模时，战略收缩就会不可避免。

其次，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执行整合战略的意志和专注力。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将不受欢迎的政策推上议程，并处理不可避免的危机所带来的干扰；同时也需要一个能够维持长期规划的政治体系。

最后，整合需要时间。它是一段有意从高成本外交政策冒险中获得喘息的时期，尤其是从大国战争这一极其耗费国力的考验中获得喘息。盟友和敌人都会影响这一战略的成败——盟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必须同意一项经过修订、要求它们承担更多责任的交易；敌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实施整合的国家需要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来恢复自身地位。

一个新的开端

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推进了整合战略的关键要素，这一点既体现在其战略文件中，也体现在其多数——尽管并非全部——重大政策中。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美国手段与目标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是美国治国方略中的核心问题，而这正是任何整合战略的出发点。该《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一套国家复兴方案，旨在重新平衡美国的外部承诺，并对核心能力进行代际规模的国内投资，以便随着时间推移，增强美国相对于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实力。

同样，2026年美国《国家国防战略》标志着一次历史性转向，并且同费舍尔1904年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费舍尔一样，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作为《国家国防战略》的主要设计者，具有预见力，看到自己的国家根本没有为应对新的主要威胁做好准备；同时也有勇气，设计出一套违背政治主流的原创性战略。《国家国防战略》要求美国更加强调西半球和中国，有控制地减少美国在欧洲和中东投入的力量，并提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动员美国军事工业资源。

《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国防战略》都接受一种取舍逻辑。通过将重点从欧洲和中东这些长期政策优先事项上转移开来，它们接受了这些战区风险上升的后果。通过向盟友施压，要求其在安全和贸易上实现更大互惠，它们接受了这些关系中出现摩擦的风险。通过支持美国同中国、俄罗斯这两个主要对手进行某种程度的战略共处，它们也背离了建制派的传统看法，即必须同时遏制这两个大国。

甚至在这些战略文件发布之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开始减轻美国实力在日常层面承受的负担，并补充美国的核心力量。它试图通过削减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规模、缩减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来减少美国在非优先海外战区的历史性承诺。它削减了对外援助和国际机构方面的支出，并增加资源，用于加强美国边境安全、打击毒品走私，以及援助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友好政权，以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力在当地的扩散。其迫使委内瑞拉就范、在格陵兰谋求美国利益的努力，都遵循了整合主义逻辑；它试图重塑同美国盟友关系的做法也是如此。

特朗普政府成功推动欧洲盟友在北约框架内认可5%的国防开支目标；2026年初，它又提出一项对北约进行战略性重组的方案，将常规防务负担转移给欧洲国家。与此同时，它利用关税同盟友谈判新的贸易协议，并争取有助于美国再工业化的国内投资承诺；迄今为止，这些承诺总额已达5万亿美元。关税已经带来约2000亿美元收入；如果继续维持，预计未来十年可为美国增加5.2万亿美元收入。

与尼克松一样，特朗普也寻求同主要对手实现缓和。对俄罗斯，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推进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外交努力，另一方面采取同步措施，包括油价外交和堵住能源制裁漏洞，以施压俄罗斯走向一个脱身路径。对中国，特朗普政府则结合施压和持续外交，试图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重新平衡贸易关系，同时避免局势突然恶化，引发重大经济冲击或军事对抗。

尽管同中国建立新的贸易架构的具体条款仍在谈判之中，但追求这一架构的过程，本身符合整合主义逻辑：即通过寻求同主要对手共处来争取时间，并完成各项布局，包括扩大半导体生产、推动供应链回流、深化关键矿产能力，从而为未来更强有力的地位奠定基础。

在国内，特朗普政府通过鼓励对本土制造业的再投资来推进复兴。除了寻求降低美国出口商品关税之外，它还扩大了战略产业税收抵免，减少了工业项目繁重的环境许可框架，并为高科技投资中心提供资金。它启动了军事采购改革，优先将合同授予具有创新能力的商业初创企业，并推出更多长期合同，以实现对最急需武器系统的持续生产。它要求将国防预算提高50%，并通过行政令推动扩大对军事生产能力的投资。

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加快那些将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科技领域创新。其人工智能战略放松了阻碍突破的监管约束，加快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许可审批，开放联邦土地用于建设超大规模计算设施，动员大规模私人投资进入人工智能设施，并开始扩建电网，以确保为那些规模相当于数个城市街区的数据中心提供充足能源。

支撑所有这些举措的，是一项协调一致的努力，即更加充分地利用美国自然资源。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化石燃料生产和出口的监管限制，开放联邦土地和近海区域用于勘探，并增加对铀浓缩的资金支持。2025年，美国原油产量创下历史新高，液化天然气产量超过其后三大生产国的总和。

伊朗战争将如何影响这一战略，仍有待观察。如果美国能够迅速完成其主要军事目标，即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削弱其弹道导弹武库和工业基础，那么它将通过有效压制美国三大主要对手中最弱的一方，来缓解“同时性”负担。但这场战争已经消耗了美国军队的武器库存，并削弱了其应对一场对华战争的战备状态。一场持续数月、或涉及地面部队投入的冲突，将通过消耗美国鲜血与财富，并引发能源价格持续上涨、通胀升高、经济增长放缓和社会反弹，来破坏整合战略。

早期的整合战略也曾走到类似的岔路口。哈德良曾面对黎凡特地区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需要派遣数个军团，并可能演变为多线问题。在费舍尔时代，英国也曾面临亚洲、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危机，这些危机本有可能打乱其海军集中部署计划。尼克松政府则面对越南局势的升级螺旋，这本可能阻止其重新优先考虑欧洲。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领导人都对危机进行了管控，没有让危机颠覆其战略的核心逻辑。

对当下美国而言，所谓管控，意味着利用美国在伊朗取得的任何成功，在未来真正降低中东在美国战略中的优先级。

不经痛苦，难有收获

同所有战略一样，整合战略也伴随着风险。事实上，它要求人们愿意为了长期收益，接受显而易见的短期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风险是，对手看清这一战略背后的根本意图，并加快其计划。类似地，在盟友负担转移尚未完全落实之前，俄罗斯也可能试图利用美国在欧洲投入减少的机会。伊朗战争持续时间越长，这两类风险都会随之上升。

来自鹰派右翼的特朗普战略批评者声称，将西半球和中国置于优先位置，将削弱美国军队在其他战区阻止对手的能力。一些人呼吁美国迅速扩充武装力量，使其规模足以同时应对两场或两场以上战争，即回到过去“两场战争”或“两场半战争”的标准，同时还要对美国核武库进行资本重整。

尽管这一补救方案在概念上颇具吸引力，但它需要巨额的额外公共借款。而且，它也没有说明，在完成这类军事扩张所需的多年时间里，美国将如何履行其现有承诺。优先排序是一种必要选择，而且必须现在就以自愿且合乎逻辑的方式加以处理。

第二类风险与美国盟友和伙伴有关。它们可能无法理解整合战略，或无法被这一战略说服；它们可能将其视为战略收缩，甚至视为敌意，并以妨碍华盛顿实现该战略收益的方式作出回应。左翼的一些批评者声称，特朗普政府放弃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将使美国无法从全球合作中获益。他们担心，盟友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华盛顿正在放弃其作为可靠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并转而寻求同北京和莫斯科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然而，与鹰派一样，这些批评者往往夸大了现状本身的偿付能力和可持续性。他们把“秩序”视为一种本身就有价值、并且可以作为目的本身来追求的东西，尽管正是这一秩序中的若干要素——失衡的贸易协定、大规模移民，以及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未受约束的跨国规则安排——已经侵蚀了美国实力。

诚然，当旧有结构不再服务于国家利益时，各国往往会重新调整自身站位；但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很可能会阻止一种根本性重组的发生。在许多地方，包括印太地区，美国伙伴都缺乏可替代的地区安全支柱。而北约国家对美国国防技术和规划的依赖，也确保了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不可能仅凭倡导欧洲更大战略自主的演讲就被消除。即便是拥有强大贸易实力的欧盟，在加强同中国战略关系方面也面临实际限制。欧洲庞大而日益内向的国内市场，无法吸收另一个出口大国的商品，反之亦然。若有变化，中国不断扩大的产能过剩所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冲击，反而可能推动欧盟向美国靠近。

不过，联盟仍然重要，华盛顿不能依赖盲目的结构性力量来维系联盟。让盟友发挥最佳作用，是整合战略成功的关键。特朗普同盟友进行强硬讨价还价，曾令许多建制派观察人士感到不安，但这对于促使盟友去做那些它们原本不会做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特朗普政府必须把盟友拉得更近。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按照科尔比2月在布鲁塞尔演讲中提出的思路改造北约：在这种安排下，欧洲盟友将重新聚焦于领土防御，作为交换，美国则提供战略和核后盾。这一构想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尼克松主义”。

在欧洲如此，在亚洲也同样如此，其目标可以是整合美国与盟友的国防工业基础，从而获得在关键弹药方面迅速扩大生产的能力。

让盟友站在美国一边的最佳方式，是经常、连贯并有说服力地向它们解释：美国为什么正在作出改变，以及这些改变也将如何符合盟友自身利益。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科尔比在2月阐明了物质层面的理由。几天后，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阐明了文明层面的理由，主张美国实力的“复兴”是保卫西方的前提。持续传递这些信息，同时务实地帮助伙伴落实其计划中的防务建设，将有助于缓解优先排序必然带来的摩擦。

回到坚实地面

特朗普已经采取重要步骤，将美国带上整合战略的道路。他身上一些最令批评者感到不安的特质——其观念上的非正统性，以及政策变化的速度——对于促使美国体系以及美国盟友形成紧迫感，已经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现在需要坚持这一方向，尽可能维持其边疆稳定，并明智利用整合战略所争取来的时间，强化美国权力基础。最重要的是，美国绝不能让伊朗战争变成一片泥潭。即便是一场小规模地区战争，如果旷日持久，也可能使整合战略脱轨。

华盛顿还必须尽可能充分运用外交手段，维持并在一定限度内扩大特朗普正试图同俄罗斯和中国建立的缓和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软弱，正如哈德良同安息人达成和平并不意味着软弱一样；其目标是限制对手追求其最优战略，同时使美国能够腾出手来追求自己的最优战略。

在对俄关系上，华盛顿应继续当前外交与施压并行的双轨策略。其目标应当是结束战争，并保留一个完整的乌克兰缓冲地带；这一地带位于美国正式安全边界之外，但足以阻碍俄罗斯扩张，并与北约重新武装一道，将俄罗斯的注意力引向其东部领土——在那里，中国正在深入推进自身影响。

华盛顿应继续拒绝俄罗斯推动在欧洲建立新的、全面安全安排的要求，因为那只会把莫斯科的精力重新牵引向西方。但美国应鼓励新的军控倡议。由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将需要把开支从核武库转向重建其常规力量。这为修订旧有军控框架提供了机会；这些框架是在美国只有一个主要对手的时代形成的，如今则需要纳入威慑中国的需求。

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同样应努力约束竞争框架。它应继续强调，在亚洲，美国力量的目标是“拒止性威慑”，而不是追求霸权地位。美国应主要围绕贸易同北京接触，目标是达成一种新的地缘经济缓和关系：既不走向全面脱钩，又在高科技领域设置限制，以保护关键竞争优势。

随着商业层面的安排逐步展开，华盛顿也应愿意探索中美关系中的安全组成部分。例如，美国和中国需要就新兴太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战略影响展开更深入讨论，因为这些技术蕴含着迅速升级的潜在风险。特朗普政府强调建立新的危机管理机制，以确保小事件和意外事故不会螺旋式升级为非预期冲突，这一点也是正确的。

华盛顿必须在向对手开展外交接触的同时，全面努力将其联盟转化为更加成熟、更加高度整合的结构。近期目标应是发展这样的联盟：通过让盟友在各自地区为常规安全作出大得多的贡献，来减轻美国的“同时性”负担。这意味着，未来美国政府不仅要向盟友施压，要求其履行增加国防开支这一值得肯定的承诺，还要促使它们真正实现这些资金应当用于实现的目标——提高战备水平、扩充弹药库存，并增强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美国应希望把联盟推进到这样一种状态：盟友不仅能够更有效地保卫自身，而且能够主动增强美国的权力基础。美国应当希望拥有这样的盟友：它们提供市场准入，以支持美国再工业化，同时继续支持美元作为首要储备货币；它们的国防工业能够在一体化结构中同美国工业相衔接；它们的科技监管不会阻碍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而是对其形成助力。要实现这一结果需要时间，也需要同盟友达成一项经过修订的大战略交易，把安全和贸易领域的全面互惠关系制度化，使互惠不只是关税威胁带来的暂时副产品，而是成为同盟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

最艰难的挑战将来自美国内部。让美国整合战略脱轨的最快方式，就是重新滑回那些曾导致美国过度扩张的习惯：执迷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防务优势；重新回到非互惠贸易协议；重新依附于那些脱离美国国家利益的跨国事业；以传教士般的热情追求国家建设和民主推广；或者重新采取那些加速掏空美国腹地的经济政策。相比其对手，美国拥有巨大的内在优势；相比鼎盛时期的罗马或英国，美国也拥有深厚得多的力量储备。但债务已经成为美国的沉重负担。

最终，美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它必须直面支出方面的艰难取舍。在当前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下，这一点很难想象。但一个好的起点，是围绕整合战略及其附带要求形成共识，即在海外重新平衡承诺，在国内推动复兴。归根结底，解决债务问题的最佳路径是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而这只能通过整合战略所包含的自我强化组合来实现：放松监管、集中投资和增加能源生产。

如果美国能够坚持整合主义道路，那么大约十年之后，它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大为改善的局面。届时，美国将拥有一个由充足廉价能源支撑的繁荣经济，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以及一个首屈一指的人工智能部门。

它将拥有充满信心的盟友，这些盟友拥有真正有分量的军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主要地区的力量平衡，并使美国摆脱“同时性”问题中最糟糕的部分。它将拥有更深厚的武器库存，并以一个重新焕发生机的美国工业作为支撑；这个工业体系在研发救命药物、驱动美国经济，或获取战争所需材料方面，对其主要对手的依赖将显著降低。那样的美国将真正重获地位，并将有能力确保其公民和盟友在21世纪继续享有他们已经习惯的安全与繁荣。

*文章原标题为“A Grand Strategy of Consolidation: How Trump Can Revitalize American Power”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2026年5/6月号，于4月21日发布于《外交事务》杂志官网。题目为编者所加，内容有所删减。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深

终审 | 刘金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