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不听父母的话;长大了,想让父母听我们的,也很难。

最近,我跟家里视频,母亲说山沟里正栽树,她也去了。我说你身体不好,就别去了,一天那么累才给百十块,划不来。母亲嘴上说好好好,但我知道,她是不会听我的,“闲着也是闲着,能挣一点是一点”,她总这么说。

视频镜头晃动着,就扫过院子里的老槐树。那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老伙计,我小时候在树下乘凉,爬树掏鸟窝,春季摘槐米。顺着镜头朝远处看,杏花开了,为荒芜了一个冬的山沟涂抹上春天的色彩。我儿时看那一朵朵雪白、粉红的杏花,看的不是花,而是黄澄澄的杏子。在那个年代,杏子是山沟里唯一能馈赠于人的水果。

我身处高楼林立的都市,手机屏幕那端,是我每年“到此一游”的故乡,也是父母奋斗了一辈子的家园。我们之间相隔的,不只是两千公里的山水,更是一种无法折叠的时间差。

父母一生都在黄土沟里打转,最远也就到市区,不是为了闲逛,而是看病。母亲曾在我这里照顾过一段时间的小孩,算是出了一趟远门,但她整天精神状态不好,哪哪都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后来没办法,只能让母亲回去,妻子辞职带小孩。

我知道母亲是放心不下父亲,放心不下老家的一切,在我这儿待不习惯。这些理由听起来像借口,但我知道,那是真的。父母像两株从黄土里长出的酸枣树,根系深深扎进那片贫瘠却熟悉的土地,任何移植都是伤筋动骨的。

我毕业后一路南下,记得参加工作临行的前一夜,父亲坐在炕沿上抽着旱烟,母亲默默在我的行囊里塞了一双新纳的布鞋,鞋里垫着一双鞋垫,上面的花瓣绣得细密,每一针都像她想说又说不出的叮咛。

每次通话,父母总问我忙不忙,吃得好不好,却从不问何时回家。山沟里的年轻人大都走了,去西安的,去新疆的。有些家里没老人的中年人,也都外出打工,或者搬到了镇子里或县城。本来就冷清的山沟愈发单薄。

父母虽然年纪不算太大,却还固执地守着那几孔窑洞和几亩旱田。我也曾劝他们搬出去,母亲听完,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我们走了,那些地就荒了。地一荒,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她说的“回来”,究竟是指土地,还是指他们自己?或许在他们心里,人走了,地荒了,根就断了。这种逻辑在我听来近乎偏执,但又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偏执,让那个即将空心的山沟,还保留着最后一丝烟火气。

去年夏天,我自驾回去了一趟。到家时已是黄昏,母亲正蹲在院子里择韭菜,父亲的背影在灶房里晃动,灶台上的洋芋糊糊面冒着热气,烟熏火燎的味道扑面而来。那一瞬间,那久违的味道,让我觉得,他们守着的不仅仅是几孔窑洞、几亩薄田,而是一种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生活。

在这里,父亲知道每块地的脾气,哪块地喜水,哪块地耐旱;母亲记得每个节气的讲究,清明前后点瓜种豆,霜降之前收萝卜白菜。他们的生命与这黄土完全契合,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严丝合缝。

而在城市里,我们过着另一种被精密计算的生活。地铁精确到分,账单精确到角,每日的通勤、工作、社交,像代码一样被编进城市的庞大系统。我们看似自由,可以吃到来自全世界的食物,看到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灯火,却常常在某个加班后的深夜,对着城市的霓虹感到一种失重般的眩晕。我们的根系被切断,漂浮在这座超级都市的数据流里,看似拥有一切,实则无所依凭。

父母走不出故乡,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外面的世界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太懂得这片土地有多需要被记住。每次视频通话,母亲总会不经意间说起村里的事:谁家的老人过世了,谁家的女儿嫁到了哪里,哪条山路又被雨水冲垮了。这些细碎的、在我看来毫无价值的信息,却是母亲所记录的这个山沟里的历史。哪怕这样的记忆是短暂的,仍有意义。

这里的一代代农人,书写了山沟里的历史,也会成为山沟里的历史。草木枯萎又重生,山沟还是那个山沟,但一切都将变得陌生,直至随着我们的记忆一并消散。

有朋友说,可以把父母接到广州。我苦笑,家里有老爷子需要照顾,即便没有老人,也未必乐意过来。他们需要的,是那片可以让他们弯腰的土地,是那些熟稔的邻里寒暄,是冬日里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从容。这些,城市给不了。城市能给的是效率、机会、无限可能,这些恰好是他们一生都在规避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人,像候鸟一样飞走了,以为只要回头,故乡就还在原地。可故乡不是原地的风景,故乡是原地的他们。他们走不了,于是故乡还在;一旦他们走了,故乡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地名。

也许,走不出故乡的他们,比飞出去的我们更懂得什么是“家”。家不是一个地址,不是一套房子,而是你被需要的地方。父亲被那几亩旱田需要,母亲被那几孔窑洞需要,他们被那片黄土需要。而我,被广州需要吗?被这座城市记住过吗?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劳动力,一个消费者,一个数据点?

每次通话结束,我都说:“照顾好自己。”父母也总是答应。可我们都知道,这五个字有多无力。我照顾不了他们,他们也照顾不了我。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只能遥遥相望,互道珍重。

这几天,广州的雨下个不停,而家乡那边又到了风沙漫天的季节。在那片黄土沟里,风从十月开始刮,要刮到第二年四月。风过之处,万物萧瑟,只有窑洞里的炭火,和父母的身影,固执地燃烧着、站立着。

只是偶尔,当我在这座不夜城的灯火中感到疲惫时,我会想,究竟是走不出去的他们更孤独,还是飞不回去的我更漂泊?

或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某种无法割舍的东西。他们守护的是土地,我守护的是记忆。土地在,记忆就在;记忆在,家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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