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方正用单价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导弹，去拦截成本仅为其零头的伊朗无人机。这一鲜明对比，正说明现代战争会惩罚资源配置失衡。
美国国防部在电磁频谱政策上的思路，与此颇为相似。它占据着宝贵的中频频段，用于雷达、卫星通信、导航和电子战等至关重要但数据吞吐需求相对有限的国家安全用途；而这些频段如果转向商业开发，本可带来更大的商业、盟友协同和战略回报。
五角大楼从国家安全视角看待频谱，无可厚非。但现有分配格局，与其说是经过战略优化的结果，不如说更多是一个世纪以来政策选择的历史遗产。如今，美国联邦政府控制着全国95％的频谱资源，以及3．1吉赫以下93％的宝贵中频频段，其中，国防部是主要使用者；而商业用户独占使用的频谱仅占3％。
依据《一个宏大而美丽法案》即将启动的频谱拍卖，更像是一种妥协，而非对这场更大政策争论的真正解决。争论的核心在于：美国是否还要继续优先保障军方既有占用地位，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商业无线通信的领先优势上。
即将到来的拍卖与频谱僵局的风险《一个宏大而美丽法案》启动了一系列拍卖，目标是重新利用现有商业频谱，随后还将开展有关联邦机构迁移可行性的研究，其中，国防部也在范围之内。去年，无线通信行业曾要求国会建立一条2500兆赫的频谱供应管线，以推动美国接近全球已许可中频频谱的基准水平，并增强其与印度、韩国、日本等5G领先国家竞争的能力。
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拍卖亚马逊无线服务三号频段中100兆赫频谱，范围为1．7至2．1吉赫。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卫星电视网络公司失效许可的重新定价，无需进行迁移。随后，2027年还将拍卖3．98至4．2吉赫范围内的上C频段，通过清理电视和广播频谱，为5G腾出空间。
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启动程序，考虑拍卖最多180兆赫频谱，而联邦法律要求最迟在2027年7月前至少拍卖100兆赫。移动通信行业敦促委员会最多释放220兆赫，而广播业则主张拍卖规模应限制在100兆赫。《一个宏大而美丽法案》也搭建了一条后续管线：五角大楼将在2．7至2．9吉赫频段面临可行性研究，而不是被强制迁移；其核心持有频段，如用于雷达的3．1至3．45吉赫范围，则受到保护。
移动通信和卫星运营商预计将竞拍按地理区域划分的许可。这些许可赋予其对相关频段的商业独占使用权，但仍受美国法典第47编第606条规定的联邦战时和紧急状态权力约束。该条款允许政府在战时或特定国家紧急状态下，优先保障通信、关闭电台，或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征用通信设施和设备。
拍卖所得将进入“频谱迁移基金”。依据美国法典第47编第928条，该基金会按迁移成本的110％向国防部等联邦机构报销共享或迁移系统的费用，例如2．7至2．9吉赫、4．4至4．9吉赫和7．25至7．4吉赫等频段，从而确保商业转用不会让相关机构蒙受净损失。迄今为止，已有125兆赫由国防部占用的中频频谱转为商业用途。国防部仍保留3300兆赫频谱使用权，约占低频段的60％。
五角大楼当前的频谱立场，受益于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长期持有的资源，往往仅因为军方认为它过去帮助实现了目标，就被默认视为最优选择，而不是因为它确实代表了面向未来的最佳路径。
但面向未来的需求，将迫使决策者重新识别：哪些频谱要素才真正决定军事效能，它们为何重要，以及是否存在更高效的实现方式。
当前大量频谱分配，实际上源于早年将联邦与非联邦频谱治理分开的政策选择。为管理联邦频谱，美国商务部按需设立了一系列机构，包括1922年的跨部门无线电咨询委员会、1934年的频率管理小组，以及1978年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这些机构的设立，都远早于今天的无线通信经济，也早于现代国防与频谱价值评估方法的形成。
此外，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程序受到严格的信息披露和流程规则约束，而跨部门无线电咨询委员会下属的22个联邦机构，讨论大多在闭门状态下进行，对外仅偶尔发布会议纪要和有限信息。如果联邦持有的频谱只占美国频谱的一小部分，这种不透明或许尚可容忍；但现实是，它们占据了绝大多数。
商业用户通常通过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竞争性拍卖获得频谱许可，并支付市场化价格；而联邦用户获得频谱指配时，既无需经过拍卖，也无需支付费用，更没有可比的市场检验。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确实会发布联邦频段报告和量化评估，但联邦频谱使用的透明度，仍低于商业许可体系，相关机构也并不会像拍卖用户那样，持续面对价格信号、转售约束和效率压力。
因此，五角大楼对频谱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也未必完全出于当下现实需要。推动竞争加剧的，更多是对手在频谱领域的进展。美国国防部2020年发布的《电磁频谱优势战略》也提到了这一点。
伊朗战争正在实时检验五角大楼的频谱战略，也再次凸显一个基本教训：无论“过度匹配”还是“匹配不足”，代价都很高。在现代冲突中，优势并不取决于是否尽可能控制每一种资源，而在于能否以速度、韧性和适应性，让能力与威胁相匹配。
面对从廉价无人机到高超音速导弹的多样威胁，一支军队若过度依赖定制化平台、条块分割的采购体系，以及大范围静态保留频谱，就会面临问题。因为如今变化最快、颠覆性最强的许多能力，恰恰来自商业市场。
据报道，伊朗摧毁了美国部署在约旦、价值3亿美元的AN／TPY－2雷达站。这是美国“末段高空区域防御”导弹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传感器。卡塔尔价值10亿美元的AN／FPS－132预警雷达等设施也遭到破坏。
更大范围的冲突，固然展示了美军精确打击能力，但也凸显出一个现实：无人机能够以极低成本，对美国、其伙伴以及全球商业造成远超成本的影响。
这也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美国的雷达和防空体系，是否过于针对高端战争场景进行优化，却在应对那些利用地形、杂波和成本不对称优势的低成本系统时，显得效率不足。美军在广泛而宝贵的频谱范围内，运行着数百套独立雷达系统和1000多个搭载雷达的平台，但这一体系并未完全阻止或击败伊朗的攻击。这说明，传统防御架构与当前威胁环境之间，可能存在错位。
在对手大量使用廉价、灵活工具的时代，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频谱配置转化为可生存、并在作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战斗力。
中频频谱对商业部门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网络容量、服务质量、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移动无线通信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8250亿美元，规模大致相当于五角大楼2025财年预算申请。
一个突出的消费者收益，是“剪线”趋势，也就是用户不再依赖传统有线接入。如今，美国已有1470万用户通过固定无线接入获得家庭宽带。这是一种基于5G的服务，通过无线方式而非地下线缆提供高速连接。
当频谱稀缺时，网络可承载的流量会减少，可支持的先进工业和消费应用也会变少，网络建设和扩展成本则会上升。最终，这些约束会体现为更高成本、更慢创新和更少投资，其影响不仅落在消费者身上，也会波及军方，因为军方越来越依赖商业无线生态的速度与规模。
中频频谱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在覆盖范围和容量之间提供了最佳平衡。它的传播性能足以支持大范围移动服务，同时也能提供更宽的信道和更高的数据承载效率，满足高性能5G需求。
雷达系统在作战上当然重要，但多数雷达并不需要像宽带网络那样持续占用大带宽。而且，若干雷达功能，包括远程监视、火控、气象探测和空中交通监视，已经在频谱的其他部分实现。因此，军方目前占据宝贵中频频谱，与其说是技术上的必然要求，不如说更多是既有分配体制留下的结果。
五角大楼应把商业基础设施视为越来越多军事通信任务的底座，并在其上采购具备任务保障能力的服务。这意味着，五角大楼要运用自身采购能力，要求供应商提供安全网络切片、加固终端设备、优先接入、具备韧性的云连接通信，以及其他针对军事用途定制的能力。
某些任务或许仍需要专用频谱，但未来部队中更大一部分力量，完全可以运行在经过改造、加固并接受压力测试的商业架构之上。
这种路径最有可能增强美国优势，因为它把国防现代化与美国更广泛的创新基础结合在一起。任何只服务国防的封闭生态，都不可能复制美国经济在规模、速度和迭代改进上的能力。如今，美国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已接近1万亿美元。
五角大楼与其把自己隔离在这一市场之外，不如成为一个锚定型客户，通过塑造标准、强化能力，把商业规模转化为作战优势。
美国若继续在一种静态防务模式下囤积频谱，而商业技术却在快速演进，就不可能获得最优的军事压倒性优势。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利用商业创新，将其加固为可供军用的能力，并以快于对手的速度完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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