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艺术家、摄影师马克西姆·东久克自2016年起开始推进“切尔诺贝利档案”项目。2016年至2022年间，他与妻子伊琳娜·东久克一起，走访了隔离区内20多个居民点。
在他的项目中，所谓“档案”并不只是信息的储存库，而是一种仍在变化的活态形式。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的不只是不断腐坏的底片，还有这些影像本身的意义，因为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始终与切尔诺贝利和乌克兰仍在继续的变化紧密相连。“切尔诺贝利”这个词，从我童年起就深深印在记忆里。灾难发生一年后，我的弟弟出生了。他年幼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医院里度过。
小时候，我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我记得，围绕着他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气氛。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那场事故的后果。
我第一次进入切尔诺贝利隔离区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但我需要独处，需要安静。2013年至2014年革命之后，战争迅速展开，这片被掏空的土地成了我躲避战乱混乱的一处避难所。
我开始观察那些仿佛末日之后的景观：自然重新占据上风，抹去了人类存在的痕迹。随着我在隔离区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关注的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空白，是人离开之后留下来的东西。
我开始把这种空白感受为一种记忆形式，也由此重新思考自己的纪实实践。我拍得更慢，也更平静，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事件过后仍然残留的事物上。
这个项目不再只是对一个地点的记录，而是对遗留之物的处理、保存与重新理解。对我来说，收集、保存和重新阐释这些发现，成了项目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这些被发现的档案，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座桥。它们带回了最先消失的东西：日常生活、家庭记忆、传统与仪式。
它们让切尔诺贝利不再只是废墟的代名词，而重新显露出灾难发生前人们的生活。这不是灾难的插图，而是一层独立存在的历史。
腐坏并不只是抹去影像，它也在改变影像。于是，你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缺失，是某种已经无法被完整复原的东西。
乳剂在时间、辐射、湿气和温度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反应，影像也随之改变，仿佛那些被拍下的生命同样经历了腐坏、失落与消逝。如今我们看到的，往往已是一种近乎抽象的表面，但其中仍保留着痕迹：轮廓、姿态、物件、空间的碎片。
放射性分解与自然过程，让档案不再只是保存过去的地方，而成为一个时间仍在材料内部持续发生作用的空间。
如果房屋烧毁，或者人们永远离开，消失的并不是某种抽象意义上的档案，而是那唯一一份生活的副本。经历战争之后，我更加明白记忆的重要。在最黑暗的时刻，支撑我的只剩下对亲人的记忆。
切尔诺贝利常被称作死亡之地，但在那里，感受却并非如此单一。人类离开后，自然开始重新夺回这片土地。
凡是人造之物，一旦失去持续的照料和存在，很快就会消失。村庄被灌木和树木吞没，道路湮没在草丛中，房屋重新成为森林和田野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隔离区里的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我经常遇到驼鹿、鹿、野猪、野兔和狼。
这些动物往往并不怕我。有时我走进一栋破败的房子，会看见一只白色猫头鹰安静地待在那里，直直望着我。对自然来说，切尔诺贝利像是一处因人类缺席而形成的保护区。
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度过的那些日子，给了我一种无可替代的体验：我一方面真切感受到人类错误所造成灾难的规模，另一方面也感受到自然重新夺回空间的力量。
有时，那种感觉会让我想起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危险并不总是可见，却渗透在周围的一切之中。我手里拿着剂量仪，像一个寻找隐藏遗物的潜行者一样，寻找那些曾经生活在这些如今已被遗弃之地的人所留下的记忆。
我和妻子伊琳娜一起推进这个项目。从2016年到2022年，我们数十次进入隔离区，走过数百公里，逐户探查了20多个废弃村庄。
我们找到的遗物在瓦砾和污泥之下、在地板上、在断裂的家具下面腐烂了几十年。有些已经被时间、天气和辐射损坏，另一些却保存得出奇完好。
每一栋房屋都会被赋予一个编号。就这样，一张关于失落世界的细致视觉地图逐渐成形：每一件物品都始终与它被发现的地点保持联系。
随着我对这些村庄的了解不断加深，这个项目的扩展不只来自发现的材料，也来自我遇到的人——隔离区昔日居民、科学家，以及那些通过个人经历不断加深我对这片土地理解的人。
其中一些人还把自己的底片和磁带录音交给了我，里面保存着灾难发生后仍留在隔离区生活的“自返居民”的生活片段。所有这些细节——无论是找到的、赠予的，还是偶然保存下来的——都在慢慢把这个项目构造成一个多层次的记忆空间，让个人、集体与被发现之物彼此交织。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打断了我在切尔诺贝利项目上的工作。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些材料转移到欧洲。如今，我正在巴黎哥伦比亚创意与想象研究所的奖学金项目支持下，继续对这些收集物进行扫描和重新思考。
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在切尔诺贝利找到的那些档案，突然不再显得与我无关。我意识到，灾难和战争有着相似的机制：人会被突然从自己的生活中连根拔起，来不及完成任何事情，也无法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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