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这片土地、同样的人、同样的文化，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是文明、智慧、值得学习的象征；在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变成了停滞、腐朽、需要被拯救的所谓“东亚病夫”。这个转变发生得非常迅速，以至于19世纪中期的很多欧洲读者，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祖父那代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自己完全相反。
你看，短短一百年，欧洲人写下了两套截然相反的中国叙事。一套是伏尔泰笔下那个靠理性和礼教维系秩序的伟大文明，儒家的道德哲学被他视为比欧洲宗教更纯粹的“自然宗教”；另一套是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报纸上那个腐朽、停滞、需要被“开化”的东方帝国。这两套叙事之间，究竟改变了什么？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是欧洲人能不能用炮舰把商品强行卖进中国。叙事是权力的影子。权力格局变了，叙事随之翻转。
麦克法兰在书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对一个文明的评价，从来都不只是在评价那个文明本身，而是在反映我们和它之间的权力关系。清朝没有变，变的是西方和清朝之间的力量对比。
不只是人们的日常认知，在学术领域，这种观念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这个时期成了帝国主义的知识工具。当时的许多人类学家，把世界各地的社会按照“蒙昧—野蛮—文明”的序列排列，研究非洲、大洋洲的部落社会，不是为了理解这些社会本身，而是为了寻找人类早期阶段的“活化石”，用来证明西方站在进化阶梯的顶端。
早期的人类学家大多是“扶手椅学者”——他们坐在图书馆和书房里研究材料，从来没有亲自去过那些他们研究的社会。《金枝》的作者弗雷泽，据说有人问过他：“您见过自己写的那些原住民吗？”他急忙回答：“上帝保佑，可别！”这句话听起来像笑话，但它折射出的是整整一代学者的研究方式：他们研究的是别人收集来的二手资料，是传教士、殖民官员、商人带回来的描述，而这些描述本身，早已充满了进化论的预设。
另一些学者则直接参与殖民统治，充当管理殖民地的知识顾问。他们的研究目标，就是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统治被殖民的人群，自然也倾向于采用能为统治提供正当性的进化论框架——因为如果对方处于“蒙昧阶段”，那么统治他们就不是压迫，而是“帮助”。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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