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沽口炮台纪念馆，讲解员小姑娘会给你讲鸦片战争的故事，这段历史我们都很熟悉。鸦片战争的本质，说到底就是英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当时英国已开启工业革命，但初期纺织业成本很高。为啥中国是以农村副业、手工业为主，而英国是工厂化近代工业？关键是人口和资本配比不同。
中国当时人口爆炸但资本不足，最经济的模式就是利用农村过剩人口，搞分散式家庭手工业。比如纺织业，每家都有纺车，商人包工包料，靠河道送原料、收成品，不用在城市建工厂、养工人，能省一大笔钱。
英国则相反，人口少但资本富裕——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掠夺的大量贵重金属流入英国，让它有资本搞工厂化生产。于是英国把农民圈到城市工厂干活，但这种模式工人成本高，全职工人的工资要满足自身生活和家庭繁衍。
而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是隐性失业人口，搞手工业能糊口就行，不用专门发工资，所以英国工业品长期竞争不过中国和印度。
英国纺织品卖不动，对印度就直接殖民，用暴力摧毁当地手工业，扭转了贸易逆差。但对中国，它没办法这么做——正常贸易中，英国的东西又贵又不好用，没人买，而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英国离不开、没替代品，于是出现巨大贸易逆差。
为了扭转局面，英国人开始走私鸦片，把印度种植的鸦片卖到中国，既掠夺国民财富，又腐蚀国人身心，祸国殃民。
面对鸦片泛滥，清政府下定决心禁烟，林则徐虎门销烟家喻户晓。但我在纪念馆听讲解才知道，当时全国禁烟，林则徐在南边禁烟，却不是业绩最突出的。
南北都有禁烟重臣，天津的禁烟力度甚至比南边还大，只是主持天津禁烟的人，后来被当成投降派、卖国贼批评，他的功绩就被历史掩盖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可能有人会问，天津禁烟的是谁？说出来大家会很意外——就是琦善。没错，就是那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被当成投降派、主和派，被迫和英国签订割让香港条约，最后被抄家下狱的琦善。关于他的争议，我们后面再说，先说说大沽口炮台和鸦片战争的关系。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后，英军打了过来，初期主攻华南沿海。但林则徐在广东经营多年，加固炮台、组织民团，英军久攻不下，进退维谷。
而且不管英军在南边怎么打，清政府立场都很坚定。这时有“中国通”给英军献计：在南边打得再凶，清政府也不会让步的。只有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才会跟你议和。
那怎么威胁清政府的统治呢？清朝历来重陆防、轻海防，一直认为洋人威胁只在南方，北方渤海湾几百年没发生过海上战争，海防极其松懈。只要在北方突破，比在南方作战更能威胁北京、迫使清廷妥协。英军采纳建议，放弃广东战线，全军北上，直扑大沽口。
很多人觉得清朝有地理优势，英军劳师远征不占优，但其实不是。当时海上运输移动很快，从印度调兵到广州，比从北京调兵到广州还方便，海上作战比陆地调兵更快捷，地利根本不在我们这边。所以英军舰队快速北上，清廷完全猝不及防，当舰队出现在大沽口外时，朝野震动。
当时的清政府，既不了解西方坚船利炮的战力，也不重视北方海防漏洞，还常年缩减海防开支。大沽炮台虽在嘉庆年间就有，但常年无人修缮，器械锈坏、士兵懒散，就是个样子货，有防无战。
清廷一直认为，洋人远渡重洋只为求财，绝不敢冒犯北京。1840年，英军濒临大沽海面时，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正是琦善，清廷上下彻底慌了，因为他们清楚，根本挡不住英军进攻。
其实琦善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愚昧短视，他在清朝算得上能臣，是满族勋贵里难得的干练之人。要不然，清廷也不会每次议和都让他去。不是他特别能“卖国”，而是他有两个优势：
一是在直隶任职，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相对了解西方情况，比闭目塞听的大臣强；二是他是满族勋贵，比汉族大臣更能替皇帝背锅，丧权辱国的条约让他签，清廷更放心。
我在纪念馆看到，很多游客和孩子都不理解：林则徐是爱国英雄，琦善是卖国贼，这不是定论吗？但实事求是看当时的历史情境就会发现，人性复杂，事情绝非“爱国”“卖国”就能概括。世人皆知林则徐虎门销烟，却很少有人知道，琦善在天津的销烟，规模和力度丝毫不亚于他。
道光十八年（1838年），琦善以直隶总督身份坐镇天津、塘沽，一上任就严密封锁大沽航道，严查所有洋船，力度前所未有。
据记载，他累计查获鸦片15万余两，单在走私洋船“金广信号”上，就搜出烟土13.15万两，后来这些鸦片都在天津当众销毁，这就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津门销烟”，不去纪念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件事。
同一时期，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全力禁烟，查获的鸦片也只有11万两。单论地方禁烟成绩，琦善比林则徐做得更好，执行力度和查禁规模都远超同期的林则徐。琦善出身满洲勋贵，理政能力很强，漕运、吏治、边疆治理都有不错政绩，绝不是电视剧里那种昏聩无能之辈。
但和林则徐相比，两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也注定了历史名声天差地别。林则徐立场强硬、寸土不让，坚决主战，绝不向列强妥协；琦善最初也不是不想打，但他亲临大沽口前线，亲眼看到清军装备落后、炮台残破、兵力孱弱，看到英军坚船利炮移动如风，发自内心感到恐惧。
琦善虽是主和派，显得软弱，却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看清清廷与列强巨大差距的人。而且天津和广州情况完全不同：林则徐在广州为战争做了充足准备，广州一直是海防重心，有一定基础；但大沽口从嘉庆年间就只是摆设，常年无人打理，一旦开战根本守不住。
琦善当时面临的就是个烂摊子——国家海防战略已有巨大漏洞，他就是被推出来填坑的人。他清楚，大沽口一旦失守，塘沽、天津会接连沦陷，天津无险可守，北京就岌岌可危，洋人几天内就能打进北京。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他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都是先破大沽口、再占天津、最后打进北京，两次京城沦陷，都印证了他的判断。
所以说，林则徐是有气节、有骨气的主战派，用强硬守住了中国人的尊严；而琦善，更像是看穿大清腐朽虚弱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和不是贪生怕死，而是知道以当时大清的实力，硬拼只会输得更惨，让国家遭受更大损失。主战和主和，他们俩在历史上的名声完全不一样。
在今天我们都知道林则徐是英雄，琦善是罪人，但是你就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而言，有的时候你也知道国家衰弱成那个样子，也真的是很难办，有的时候积重难返。
所以至少琦善在第一次在塘沽，在大沽口跟英军谈判的时候，他的判断未必是错的：一旦开战，大沽必破，天津必陷，京城必危。
所以无奈之下，他就以谈判来行缓兵之计，安抚英军，答应南下议和，表示要顺从列强要求，弹劾罢免林则徐，以此来换取英军撤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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